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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文學精神重視詩歌散文及中國文字文法之特性

吾于中國藝術(shù)精神中，曾論中國藝術(shù)之精神，不重在表現(xiàn)強烈之生命力、精神力。中國藝術(shù)之價值，亦不重在引起人一往向上向外之企慕向往之情。中國藝術(shù)之偉大，非只顯高卓性重要英雄式的偉大，而為平順寬闊之圣賢式、仙佛式之偉大，故偉大而若平凡，并期其物質(zhì)性之減少，富虛實相涵及回環(huán)悠揚之美，可使吾人精神藏修息游于其中，當下得其安頓，以陶養(yǎng)其性情。本文即當論此精神，亦表現(xiàn)于中國文學中，由此以論中國文學之特色所在。 

吾所首欲論者，即在西方文學中小說與戲劇之重要性，過于詩歌與散文。在中國文學中，則詩歌與散文之地位，重于小說與戲劇。西方之文學遠源于希臘、羅馬，希臘之文學即以史詩與戲劇為主。亞里斯多德之詩學，亦只論此二者。希臘最初之歷史家希羅多德、蘇塞底息斯之歷史，皆重敘戰(zhàn)爭。普魯塔克之希臘羅馬名人傳，則多敘英雄。二者皆頗近小說，而為西方后代小說之遠源。希臘、羅馬雖有抒情詩，而其流未暢。西方近代之抒情詩，始于文藝復興時之彼特拉克。十八、十九世紀以后，抒情詩乃盛。故整個而言，西方以小說戲劇名之文學家，實遠多于專以詩文名之文學家。而在中國，則漢魏叢書、唐代叢書，雖已有極佳之短篇小說，而劇本與長篇小說，皆始于宋元以后。宋元之長篇小說，亦分章回，加標題，使近于短篇。蓋中國古代之歷史乃尚書，尚書為史官之國家大事記，非戰(zhàn)史，非史詩，則小說不能直接由歷史而出。中國古有頌神之舞踴，后有優(yōu)伶，而唐宋以前未聞有劇本。故以純文學言，中國最早出現(xiàn)者，乃為寫自然與日常生活之抒情詩，如見于詩經(jīng)與楚辭中者。尚書、左傳之史，則中國散文之本也。由是而中國文學之兩大柱石，為詩與散文。魏晉隋唐之短篇小說，皆含有詩意之美與散文之美者。宋元以后中國之戲曲，亦詩詞之流也。 

中國文學之重詩與散文，與西方文學之重戲劇與小說，其本身即表現(xiàn)中西文藝精神之不同。夫小說之敘述故事之發(fā)展，必須窮原竟委，戲劇表人之行為動作，必須原始要終。故小說與戲劇之內(nèi)容，在本質(zhì)上有一緊密鉤連性，讀者精神一提起，即如被驅(qū)迫，非至落局，難放下而休息。戲劇表現(xiàn)人之行為動作，亦即表現(xiàn)人之意志力、生命力。而最便表現(xiàn)人之意志力、生命力者，亦莫善于戲劇。西方小說、戲劇，其好者，亦恒在其謀篇布局之大開大合，使人之精神振幅，隨之擴大，而生激蕩。然中國散文一名之本意，即取其疏散豁朗，而非緊密鉤連。詩主寫景言情。二者皆不注重表現(xiàn)意志性之行為動作，因而皆不能以表現(xiàn)生命力見長，而重在表現(xiàn)理趣、情致、神韻等。詩文之好者，其價值正在使人必須隨時停下，加以玩味吟詠，因而隨處可使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而精神得一安頓歸宿之所。則西方文學之重小說、戲劇，與中國文學之重詩與散文，正表現(xiàn)吾人前所謂中西藝術(shù)精神之不同者也。 

分別而言，西方有極好之詩歌與散文，中國亦有極好之小說與戲劇。然吾人上文所言中西文學精神之差別，尚可自中國文學之文字、文法，及文體內(nèi)容與風格諸方面論之。中國文字為單音，故一音一字一義，字合而成辭，辭又分為字。因其便于分合，故行文之際，易于增減諸字，以適合句之長短與音節(jié)。由是而中國之詩、詞、曲、散文等皆特富音樂性，此上文已論。然復須知，由中國文字每一字每一音，皆可代表獨立之意義或觀念，故每一字每一音，皆可為吾人游心寄意之所。章太炎于齊物論釋嘗謂：“西人多音一字，故成念遲，華人一字一音，故成念速?！背赡钏伲誓钜准挠谧郑⑵渲幸?。復次，由中國文字便于分合，以適合句之長短音節(jié)，文字對吾人之外在性與阻礙性，因以減少。人對文字親切感，因以增加。又詩歌駢文等字數(shù)音韻，均有一定，即使吾人更須以一定之形式，納諸內(nèi)容。此形式為吾人依對稱韻律等美之原理，而內(nèi)在的定立者。吾人愈以內(nèi)在地定立之形式，納諸內(nèi)容，亦即愈須對內(nèi)容中之意境情緒等，表現(xiàn)一融鑄之功夫，以凝固之于如是內(nèi)在的定立之形式中。由是而在中國詩文中，以單個文字，分別向外指示意義之事又不甚重要；而互相凝攝滲透，以向內(nèi)烘托出意義之事，則極為重要。夫然，中國文學中之重形式，對創(chuàng)作者言，即為收斂其情緒與想象，而使之趨于含蓄蘊藉者。而對欣賞者言，則為使讀者之心必須凹進于文字之中，反復涵詠吟味而藏修息游其中，乃能心知其意者。中國詞類之特多助詞，如矣、也、焉、哉之類，皆所以助人之涵詠吟味。助詞之字，殊無意義，純?yōu)楸碚Z氣。然如將中國之唐宋散文中之助詞刪去，即立見質(zhì)實滯礙，而不可誦讀。有此類字，則韻致躍然。故知此類之字，正如中國畫中之虛白。畫中虛白，乃畫中靈氣往來之所，此類表語氣之字，則文中之虛白，心之停留涵詠處，即語文中之靈氣往來處也。駢文詩歌中無此類詞，因其本身音節(jié)，已有抑揚高下之美，又多對仗成文，一抑一揚，一高一下，即是一陰一陽，一休一實，已足資涵詠。成對偶之二句之義，又恒虛于此句者實于彼，虛于彼句者實于此，虛實交資，潛氣內(nèi)轉(zhuǎn)，即詩與駢文之對偶之句之所以美也。 

復次，中國之文法尚有數(shù)特色，為世所共認者。即中國詞之品類不嚴。形容詞、名詞、動詞常互用，而無語尾之變化。句子可無分明之主辭、動辭、賓辭三者，更多無主辭者。有主辭者亦無第一、二、三人稱之別。動詞亦不隨人稱而有語尾之變化。一代名詞、名詞，亦不必以居主辭或賓辭之位格而變化。此類特色，依吾人之解釋，則將見其皆所以助成中國文學之特色，表現(xiàn)吾人上文所謂中國文藝之精神者。動詞、形容詞者，中國所謂虛字也，名詞者，中國所謂實字也。西洋文法中，嚴分動詞、形容詞與名詞。由動詞、形容詞變名詞，恒須變語尾。則虛字是虛字，實字是實字，虛實分明，不相涵攝。而中國之字，如曾國藩謂：“虛字可實用，實字可虛用?！比纭敖庖乱挛?，推食食我?！鄙现耙隆薄ⅰ笆场笔敲~，下之“衣”、“食”是動詞。是實字虛用也?！盎渌骷t”、“古之遺愛也”，“紅”為形容詞，“遺愛”為動詞，今皆作名詞用，是虛字實用也。中國之字，大皆可虛實兩用而不須變語尾，至多略變其音而已。字可虛實兩用，則實者虛，而虛者實。虛實相涵，名詞、動詞不須分明，則實物當下活起來，而動態(tài)本身亦當下即成審美之對象。故一句之中，可只有名詞，如“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币嗫芍挥行稳菰~、名詞，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春風又綠江南岸”。亦可只有形容詞與動詞，或純動詞，如“游綠飛紅”、“飲恨含悲”。西方文法，一句無名詞或動詞，則意不完全；他動詞恒須及于一賓詞。故吾人了解一句之時，吾人之心，亦必須由主詞驚動詞至賓詞，而成一外射歷程。賓詞動詞皆所以形容主辭，則主辭所指之物，又被吾人投置于外。此在科學哲學之文章中，蓋為必須，而在文學中則恒不自覺間，阻礙吾人達內(nèi)外兩忘、主客冥會之境，不如中國詩文句無嚴格主、動、賓之別者矣。故吾意中國文句之恒無主辭，有主辭者，亦無恒第一、二、三人稱之別，名詞不以位格不同而變語尾，其價值乃在于表示：文中所言之真理與美之境界，乃為能普遍于你我他之間者。“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乃普遍真理。欲顯其為普遍真理，正不須說你我他中，誰學誰悅也。如“曲終人不見，江上數(shù)峰青”，不須謂唱曲者為他，聞曲者為我，見此詩者為你也。東坡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云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逼涿傈c正在幾全無主辭，無人稱之別，不知是誰無汗，誰攜素手，誰見疏星，誰問誰答也。一、二、三人稱之別，唯在相對談話之中必須用之，故在記談話之戲劇小說中可重視之，在一般文學藝術(shù)境界中，此分別可不必有。動詞之隨主辭而變化，及名詞之隨主賓之位格而變語尾，皆不必有。而去此諸分別，正所以助成物我主客對待之超越，而使吾人之精神，更得藏修息游于文藝境界中者矣。 

（二）中國自然文學中所表現(xiàn)之自然觀――生德、仙境化境――虛實一如、無我之實境――忘我忘神之解脫感 

吾人以上所論中國文學精神，猶只是自外表論。以下吾人即將自中國文學之關(guān)于自然及人生二方面者之內(nèi)容風格，與西方文學對照，而分別論其所表現(xiàn)之特殊精神。西方文學之涉及自然，而能代表西方文化最高精神者，吾人以為是帶浪漫主義色彩之詩人，如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歌德、席勒之自然詩。大體而言，此類自然詩，除狀自然之美外，皆重視自然中所啟示之無限的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使人不勝向往企慕之情。然中國之自然文學，則所重視者，在觀天地之化機、生德、生意。夫天地之化機、生德、生意，與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在哲學道體上，亦可謂之同一物。然言其為宇宙生命或神之意旨，則偏重其力量之偉大一面，言其為天地之生機、生德、生意，則舒徐而富情味，此吾人前所已論。宇宙生命與神之意旨，洋洋乎如在人之上，而不能真如在人之左右、如在人之下，故雖可引生向往企慕之情，使人求透過自然之形色，以與之接觸，而不能使人當下與之相遇而精神有所安頓，放下一切于自然之前。蓋西洋近代浪漫主義之自然詩之精神，遠源于其宗教精神。中國自然詩之精神，遠源于道家、儒家之精神。老子樂至德之世，雞犬之聲相聞。莊子言“山林歟，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不見其崖，已往而不知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正是后世詩人返于自然之先聲。劉彥和文心雕龍謂：“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后代詩人亦無不悅老莊，皆可證中國自然文學之源于道家者。至于其源于儒家者，則在儒家之素以洋洋乎發(fā)育萬物，四時行百物生，為天地之心?！坝^天地生物氣象”，自昔儒者已然。中國最早以自然詩名之陶淵明，即兼宗儒、道二家者。其詩中最普通者，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忘言之真意，非特莊子“吾喪我”之真意，亦中庸“鳶飛魚躍”之真意也。又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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