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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政治精英的人文建樹

                  2017-05-30
                  出處:族譜網(wǎng)
                  作者:阿族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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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政治精英的人文建樹,春秋時期涌現(xiàn)出了許許多多的杰出政治精英,這些“在位君子”們立德、立言、立功,

                    春秋時期涌現(xiàn)出了許許多多的杰出政治精英,這些“在位君子”們立德、立言、立功,創(chuàng)造了一個思想活躍,意氣風(fēng)發(fā),新論紛呈的“軸心時代”,留下了豐富而又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遺產(chǎn)。本文這里將專門談?wù)勂溟g富有啟蒙和突破性意義的哲思,以紀念和致敬于春秋的智者們。

                    吉兇由人

                    迷信天命鬼神,是三代以來流行的文化傳統(tǒng),以為天地間有個至上的主宰,世間一切都受其控制,吉兇禍福有征有兆,也都是天命所定,商紂王覆滅前所叫囂的“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就折射了這一點。但是,春秋智者們對彌漫的天命鬼神觀提出了批判和質(zhì)疑。

                    首先,他們以為天象無涉于人事。公元前525年,魯、鄭等國上空出現(xiàn)彗星,鄭國巫師裨灶推測宋、衛(wèi)、陳、鄭四國都將要發(fā)生火災(zāi),他建議主政的子產(chǎn)用瓘斝玉瓚祭神來禳災(zāi),但子產(chǎn)不理。后來宋、衛(wèi)、陳、鄭等國相繼發(fā)生了大火。裨灶又放話說:不聽我的,鄭國還要發(fā)生火災(zāi)。國人很擔(dān)心,請求子產(chǎn)祭神禳災(zāi)。子產(chǎn)仍然不同意,并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意思是說自然現(xiàn)象有其內(nèi)在的規(guī)律,天象歸天象,人事歸人事,兩者根本無涉。結(jié)果鄭國也未再發(fā)生火災(zāi)(《左傳》昭公十八年)。其時另一位著名智者齊國上大夫晏子也持類似的見解。有一年齊國出現(xiàn)了彗星,齊侯以為這是兇象,讓晏子祭神禳之。晏子反對說:“無益也,只取誣焉?!保ā蹲髠鳌氛压辏?/p>

                    其次,他們強調(diào)世間的異象沒有所謂吉兇禍福之意。魯僖公十六年,宋國出現(xiàn)過二回奇特的天象,有五顆隕石墮于境內(nèi),同時又有六只鳥倒退飛過都城。宋襄公就問周內(nèi)史叔興這是吉兆還是兇兆?叔興說:“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左傳》僖公十六年)文中所謂“陰陽之事”,即隕石、鳥倒飛等異象,沒有什么人間的吉兇寓意,只是自然界的一種客觀現(xiàn)象。

                    其三,他們認為吉兇禍福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即“妖由人興,吉兇由人”。魯莊公8年,鄭國都城南門有兩條蛇相斗,結(jié)果城門外的蛇把城門內(nèi)的蛇咬死了。到了魯莊公14年,鄭國發(fā)生了一件政治大事:原先逃亡到櫟邑的鄭厲公,打回都城,殺死了國君子儀,重新執(zhí)權(quán)。此時就有人構(gòu)聯(lián)起六年前內(nèi)外蛇相斗的之事,以為是天象垂示,魯莊公也狐疑這里面是否有鬼怪作祟,就問魯國大夫申繻,“猶有妖乎”?申繻回答說:“人之所忌,其氣焰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保ā蹲髠鳌非f公十四年)所謂“妖由人興”正明示,世間本沒什么鬼怪,只是“人棄常”、即違反人倫物理而導(dǎo)致“妖”出現(xiàn)。換句話說,世間萬象,各有其因,沒有一個什么超驗而萬能的主宰在背后操控,更不可能警示或預(yù)兆人間的禍福。

                    從天、人兩分,到自然化理解世間異象,再到“吉兇由人”,實是一步步袪魁天命鬼神,而力圖理性化地理解一切的思想過程,其中隱含了一種重要的精神轉(zhuǎn)折,即由膜拜鬼神,轉(zhuǎn)而傾心于對人自身的省視和肯定。

                    民為神主

                    由“吉兇由人”春秋執(zhí)政卿們又進而提出“民為神主”說,更為強化了人的主體和主宰地位。

                    桓公六年,楚、隨停戰(zhàn)和解,楚師退,隨侯卻想出奇兵追擊之。隨國大夫季梁反對,但隨國君卻以為自己祀神“粢盛”,會得神的佑助。但季梁以為,迷信鬼神是靠不住的,因為這有悖于天地之道,“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而當(dāng)時隨國的情況是“今民餒而君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保ā蹲髠鳌坊腹辏┪囊馐钦f人民是國事的主體,更是戰(zhàn)爭勝敗的關(guān)鍵,如果人民困苦不堪,國君又不能尊重民意,祝史再隆重的祭祀,也是沒用的。這里季梁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即“夫民,神之主也”,其意無疑是強調(diào),人民是最終決定的力量,是本,神只是民意的折射,只是末。

                    周太史史嚚也有類似的見解,他說:“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文意是批評虢國國君“虐而聽于神”,雖然他想方設(shè)法討好神,但卻苛刻的對待人民,故史嚚肯定神是不會聽他的,也不會救他的,而且斷定:“虢必亡矣”!史嚚深信,神是“聰明而正直”的,是“依人而行”的。文中之“依”,其意即如上文所謂的“民為神之主”,突出神是聽命于民的,人才是神的終極決定者;而“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之說,則更將神置于負面位置,相反,卻大大拔舉了民的價值和意義。這種對比和顛倒,無疑空前凸顯了人(民)的主體性和神的依附與從屬性。

                    民為神主說,既袪魅了天命鬼神,又確證了人的價值,抱此理念的春秋智者當(dāng)然也難以容忍那種將人作為神之貢品來犧牲的做法。僖公十九年,宋國準備在“次睢之社”將鄫子作為犧牲來祭祀,宋國公子司馬子魚堅決反對,他說:“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用人,其誰饗之?”(《左傳》僖公十九年)文中“祭祀以為人也,用人,其誰饗之”,即表明民為主,神是為人服務(wù)的,人才是終極性的目的;而“況敢用人乎”的詰責(zé),則鮮明體現(xiàn)了對人的尊貴性和至上價值的體認,這也應(yīng)是司馬子魚反對用人殉的最重要的理由。在此意義上,春秋智者“民為神主”說,實開啟了人為貴的思想先河,亦為儒家愛人之仁學(xué)滋生,提供了重要的觀念淵源。

                    立君為民

                    在神人關(guān)系上,春秋執(zhí)政卿們揚人抑神,彰顯了人的主體地位,在理論上為重民說預(yù)設(shè)了前提。由此,也就合乎邏輯地引申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君為民”的政治訴求。

                    這一訴求首先表現(xiàn)在,春秋智者們強調(diào)君的使命應(yīng)是心系人民,以恤民、利民為懷。魯莊公十一年秋天,宋國遭了大水災(zāi),魯莊公遣使去慰問。宋閔公很自責(zé),以為都是自己的過錯,致使人民蒙受苦難。魯國大夫臧文仲聽到宋閔公這些話,頗為感慨,贊許地說:“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所謂“罪己”,即勇于承擔(dān)責(zé)任,并時時反思、警醒對人民的承諾;相反,“罪人”,則是推諉責(zé)任,而且還恃仗“天命”庇護,不思反悔。故“罪己”體現(xiàn)了“有德之君”的品格,流露了“恤民之心”,是理想的君主,如禹、湯;反之,“罪人”的則多為虐民的暴君,如桀、紂之類(《左傳》莊公十一年)。后世孟子大概受此“罪己”說啟發(fā),構(gòu)建“王無罪歲”論,要求君主們無條件的力行仁政,與民同樂。

                    邾文公遷都利民之舉,則更為生動地詮釋了立君利民的理念。文公十三年,邾國欲遷都于繹,但占卜的結(jié)果是“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有人因此反對搬遷。但邾文公卻認為,君的使命就是利民、養(yǎng)民,只要有利于人民,也就實現(xiàn)了自己的利益,“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彼爝w于繹。邾文公不從占卜,堅信立君利民,流露了“民為神主”的理性精神。

                    其次,君權(quán)取決于人民。春秋是個大變革的時代,僅《春秋》一書數(shù)百年歷史記載中,就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頻繁君權(quán)更替。面對這一劇烈的“君臣無常位”的政治變化,春秋智者認為其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君失去了為君之道,即統(tǒng)治者不能“罪己、利民”,不能以人民利益為重,從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最終被人民所拋棄。襄公十四年,衛(wèi)國的國君被國人趕出來,晉侯聽說后覺得衛(wèi)國人做得太過分了,但師曠以為這不是國人的過錯,而是衛(wèi)侯不能善待人民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傲季龑①p善而刑淫,養(yǎng)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左傳》襄公十四年)無獨有偶的是,魯昭公也被趕出魯國,而且在流亡中死去。趙簡子為昭公的這一不幸遭遇憤憤不平,但大夫史墨卻認為這實是昭公咎由自取,他在位時不能體恤造福人民,耽于一己享樂,喪失了人民的擁戴,“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智者的論說,流露出很明顯的民本傾向,這就是為民和利民是立君的宗旨,如果為君做不到這一點,甚至相反還“陵民”,那么他必然會遭到人民的唾棄,而且在道義上這樣的君主也徹底喪失了主政的資格,即不配“為民父母”了,當(dāng)然人民也無義務(wù)再支持、擁護他。而一旦失去人民的支持,其權(quán)力存在的基礎(chǔ)就動搖了,其統(tǒng)治當(dāng)然也就不合法了,其土崩瓦解是必然的。

                    孔子很敬重春秋的執(zhí)政卿們,對其間的一些智者,更是贊許有加。如他夸子產(chǎn)為“古之遺愛”,譽叔向為“古之遺直”,稱晏子“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笨鬃酉矏鬯麄儯?dāng)然也是出于其立身行事的高潔,但毋庸置疑的是,春秋這些智者們的人文情懷,想是最動孔子心弦的。確實,對神鬼迷信的啟蒙,對人的禮贊,對民權(quán)的推崇,千年之下回味春秋在位君子們的人文思緒,仍不能不感慨這是多么偉大的一種思想和貢獻!

                   ?。ㄗ髡邌挝唬航K省社會科學(xué)院哲學(xué)與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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