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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張舜徽先生，當(dāng)代著名文獻(xiàn)學(xué)家，于《史通》“治之三反”，撰《史通平議》，“書以評議為主，輔以考據(jù)，于劉氏底蘊多所發(fā)抒”。本文暫示三例，略述先生之《史通》學(xué)研究，由窺先生于子玄服贊之意。

【摘 要 題】史學(xué)家研究

【關(guān) 鍵 詞】《史通》/張舜徽/《史通平議》

【正 文】
《史通》學(xué)，研究《史通》與子玄之學(xué)也。“劉氏《史通》之成，迄于今千二百余年矣。昔人以其詆訶前賢，語傷刻核，而《疑古》、《惑經(jīng)》諸篇，尤為世所詬病。故其書始成，傳習(xí)者少，而訛脫亦甚?！盵1]“其書自浦二田通釋出乃大體可讀?！盵2] 后，陳漢章、呂思勉、楊明照、程千帆、張舜徽、張振諸先生，各有所作，皆得名家，《史通》學(xué)由是乃成。張舜徽先生，當(dāng)代著名文獻(xiàn)學(xué)家，于《史通》“治之三反”[3]，撰《史通平議》，“書以評議為主，輔以考據(jù)，于劉氏底蘊多所發(fā)抒”[4]。茲就是書，略述先生之研究。世有達(dá)者，幸督教之。
先生于《史通》極推重，謂其“造端宏偉，識議多精，雖不免小疵，固未足掩其大醇。故自唐以下，評彈之言迭起，終無有能奪其席者?！盵5] 職是故，先生非但啟導(dǎo)及門讀史，先之以此書[6]，即己身亦“耽悅是書，治之三反”[7]?！妒吠ㄆ阶h》“于劉氏底蘊多所發(fā)抒”，洵非無故也。
先生服贊之意，多借闡揚發(fā)抒，即劉氏起例發(fā)凡“于后世史學(xué)有啟之功者”，“表而出之”[8]。試舉其大較者論之：

　　　　(一)如子玄檢論舊籍，其書遂為后人重之者。

《史通平議》卷一《六家》第一：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xùn)》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jīng)之別錄者也。
舜徽案：《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尚書》家著錄《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顏師古注、引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余也?！庇帧妒捄蝹鳌芬吨軙吩唬骸疤煊璨蝗。词芷渚??！鳖仭蹲ⅰ吩疲骸啊吨軙氛?，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睋?jù)此，可知校書之時，固視《周書》與《尚書》并重。顧自漢以降，學(xué)者已苦《尚書》難讀，更無人理此艱澀之編。《隋志》列之史部雜事類，學(xué)者益輕忽其書。知幾獨推尊及之，實有發(fā)潛闡幽之功。自宋以來，誦習(xí)者眾，皆劉氏表章之力也。
剛謹(jǐn)按：《周書》不顯，亦“當(dāng)與孔子刪定《尚書》時摒棄本書有關(guān)，在西漢學(xué)重師承的時代，這《周書》也就藏‘入中秘，其后稍隱，學(xué)者不道’了(《文獻(xiàn)通考?經(jīng)籍考》)。以至于到南朝肖(筆者案：“肖”當(dāng)為“蕭”)梁時，‘文字零落，人莫能識?！?《南史?劉顯傳》)”[9]?！跋鄠魉强鬃觿h《書》之余，因而舊時學(xué)者對它多不重視，將其視同別史雜說，研究整理它的人非常少?！盵10]《舊唐書?經(jīng)籍志》但有“《周書》八卷，孔晁注?！蹦繛椤半s史，以紀(jì)異體雜紀(jì)”?！缎绿茣?藝文志》同。從知唐以前，治《周書》者固罕有其人。后之學(xué)者潛研是書，子玄實發(fā)其先聲也。

　　　　(二)如子玄評議舊史，探得諦義者。

《史通平議》卷一《列傳》第六：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
舜徽案：知幾此四語，至為通核。殆可為全史發(fā)凡！大抵諸史列傳，有專傳，有合傳，又有類傳。專傳、合傳之法，相沿?zé)o改。而類傳之例，因時損益。如馬、班、范三史，同有《循吏》、《儒林》、《酷吏》諸傳。范《書》又益以《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shù)》、《逸民》、《列女》諸目。推之以下諸史，互有增減。如《梁書》之《止足傳》，《新唐書》之《藩鎮(zhèn)傳》，《五代史記》之《伶官傳》，《宋史》之《道學(xué)傳》，《明史》之《土司傳》，皆創(chuàng)立新題，為前此所未有。知幾所云：“述者多方，有時而異”二語，足以盡之。
剛謹(jǐn)按：大抵類傳之例，因時損益，猶目錄學(xué)之部類分合，與時增減：皆學(xué)術(shù)與其時代之交相互動也。推之正史類傳，又如《晉書》之《孝友》傳，“唐代特別重視宣揚封建的孝道，所以它在修《晉書》時，特設(shè)‘孝友’這個類傳?！盵11] 又如《宋書》，“類傳中有《恩幸傳》一目，記載那些出身寒門因得到皇帝信任而登高位的人。魏晉以來，講究門第，高門大族，世居顯要。劉宋統(tǒng)治者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于是乃信任啟用出身寒微的人，讓他們掌握機要大權(quán)，《恩幸傳》的設(shè)立，反映了這樣一個歷史特點。”[12] 又如《明史》之《閹黨傳》，“《明史》已有《宦官傳》，為什么又立《閹黨傳》呢？這是由于明代宦官，多竊有權(quán)勢，官僚士大夫想要有所作為，必須與宦官相勾結(jié)，方能逞其私志。如宦官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在宦官以外，黨羽甚重，為害甚烈?！堕廃h傳》就是專敘宦官的黨羽為反映明代這一歷史特點而設(shè)立的?！盵13] 又如《清史稿》，“新增的《交通志》，記鐵路、輪船、電報、郵政四項內(nèi)容，反映了近代交通的情況?！栋罱恢尽肥怯浗c世界各國的外交關(guān)系的，為前史所未有?！盵14]
夫豈史傳所獨然，請再試論以正史之志：《史記》八書，《漢書》則十志，合《律書》與《歷書》為《律歷志》，《禮書》與《樂書》為《禮樂志》，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而《藝文》一目，尤足徵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xiàn)書之路，于是典籍猛增，文獻(xiàn)積盛。又如《魏書》之《釋老志》，“是魏收根據(jù)當(dāng)時具體的歷史特點而新增的一個志目，不僅前史所無，以后的史志中也沒有這個名目。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傳播，在北魏進(jìn)一步得到發(fā)展，兩教之間，斗爭也很尖銳?！夺尷现尽肪褪欠从尺@一歷史情況的?！盵15] 諸此種種，均可證子玄“述者多方，有時而異”二語，宜乎先生謂“知幾此四語，至為通核。殆可為全史發(fā)凡！”

　　　　(三)如子玄懷疑舊典，為后世考信派導(dǎo)夫先路者。

《史通平議》卷六《疑古》第三：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段涑伞分崛∑涠?。”推此而言，則遠(yuǎn)古之書，其妄甚矣。
舜徽案：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傳，不能無增飾之言。五方殊語，不能無訛變之辭。是以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貢已致其疑?！段涑伞分把黠h杵”，《云漢》之“靡有孑遺”，孟子亦糾其謬。其后《呂覽》有《察傳》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說。至王充《論衡》出，多抨虛妄，論述益廣。若《語增》、《儒增》、《藝增》、《書虛》諸篇，言之甚備。然則疑古之風(fēng)，孔門實發(fā)其端，漢儒已暢其說，其所由來舊(筆者案：“舊”當(dāng)為“久”。)矣?！盾髯印贰斗鞘悠吩唬骸靶判牛乓?；疑疑，亦信也。”楊《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于信也?！比粍t學(xué)貴善疑，古有名訓(xùn)。知幾所論，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證或不可據(jù)。固由考證之業(yè)，未臻精密，猶多未厭人意。然其識力之銳，發(fā)例之周，實為后世史家，辟一新徑。降至有清，遂開崔述考信一派。讀書求實之風(fēng)，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證之業(yè)，乃成專門。論者不察其失，遽詆知幾此篇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經(jīng)之見，牢不可破，相與短之，豈通識哉？
《史通平議》卷六《惑經(jīng)》第四：昔王充設(shè)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群言，多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fā)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xué)者，幸為詳之。
舜徽案：以知幾此言觀之，知《史通》中《疑古》、《惑經(jīng)》之所由作，乃遙承王充《論衡》之緒，而續(xù)有發(fā)明。其后清儒崔述作《考信錄》，復(fù)自言推廣《史通》之意而作。詳崔氏《考信錄釋例》。可知《疑古》、《惑經(jīng)》二篇，實上紹王充，而下開崔述，一脈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舉取士，代圣賢立言。論人者憚聞周公、孔子之非，說經(jīng)者懼言《尚書》、《春秋》之失。于此二篇，共相詬病。則亦拘墟之見，未可與語乎通方耳。
皮錫瑞《史通惑經(jīng)篇書后》：“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經(jīng)術(shù)，欲以據(jù)事直書之例，妄繩受命制作之書，何異北轍南轅，方枘圓鑿?！盵16]
但壽法《通解惑篇》：“唐劉子玄覃精名理，三為史官，拘牽時議，志不獲展，退撰史通，探究本源，銓綜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獨其惑經(jīng)一篇，狃于一尊之見，不曉列國之情。夏蟲語冰，賢者不免?！盵17]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竊嘗論之，劉氏事理縝密，識力瑞敏。其勇于懷疑，勤于綜核，王充以來一人而已。其書中《疑古》、《惑經(jīng)》諸篇，雖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謂最嚴(yán)正的批評態(tài)度也。”[18]
金毓黻先生《中國史學(xué)史》：“取劉氏議論之精要者論之，劉氏視春秋左傳為古史，春秋之書，為親者諱，為諱，故魯隱公被弒，而書曰薨，周襄王實為晉文所召，而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此雖為魯史舊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傳信之義則遠(yuǎn)矣。左傳則不然，春秋重名，左傳徵實，春秋略舉大綱，左傳詳于紀(jì)事，研史之士，貴詳而徵實，是以劉氏有惑經(jīng)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問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龍所謂學(xué)究之所駭明者不與較者是也”。[19]
魏應(yīng)麒先生《中國史學(xué)史》：“古人作述，‘外為賢者，內(nèi)為本國，事靡洪纖，動皆隱諱，’(《史通?疑古》)雖使是非紛淆，真?zhèn)螣o別。關(guān)于此例，更仆難數(shù)，《史通》中《疑古》《惑經(jīng)》二篇，即詳言其事。《疑古》舉十條以示其懷疑，《惑經(jīng)》列十二例以表所未喻。(《史通?疑古》、《史通?惑經(jīng)》)問不蹈虛，讞皆切實。于是知幾從而斷之曰：‘為史之道，其例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dāng)時之簡；勒成刪定，歸于后來之筆?！斞灾?，即采輯時范圍不可不廣，否則無以見其會通，難以言其博洽；而撰修時詮擇不可不嚴(yán)，否則將不辨其是非，何以明其真?zhèn)?。故知幾以為二者雖‘前后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史通?史官建置》)此采輯史料既宜廣而又當(dāng)詮擇之說也”。[20]
呂思勉先生《史學(xué)四種?史通評》：“此篇(筆者案：《疑古》篇)于經(jīng)學(xué)雖疏，然其論史眼光，自極精銳”。“此篇(筆者案：《惑經(jīng)》篇)宗旨與前篇同，而不如前篇之可取。蓋前篇論經(jīng)所載事之不足信，雖乖經(jīng)義，有裨史識。此篇專攻《春秋》體例之不合，而又不達(dá)《春秋》之例，則悉成妄語矣。”

又其《廣疑古》篇：“劉子玄疑古之說，后儒多訾之，此未有史識者也。[21]
錢穆先生《中國史學(xué)名著》：“劉知幾對于古代的中國史懷疑，他說：‘倘若魏晉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于中葉，史官易地而書，各敘時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這樣一講，就對全部歷史泛起了一種虛無的看法。那是一種極刻薄、極輕浮的虛無主義。人物無賢奸，歷史無定準(zhǔn)，特別是到了近代，我們講歷史的人，又特別喜歡疑古，‘疑古’成為近人治史一大運動。劉知幾《史通》這部書，遂成為近代人之同調(diào)，近代人之先覺。中國古人早巳如此講了，豈不為近人一安慰、一鼓勵。劉知幾《惑經(jīng)篇》說：‘春秋之義所未喻者七’，又說《春秋》有‘五虛美’，《春秋》并不這樣好，只是后人虛美了它。又說：‘王充問孔，論語備見指摘，而春秋雜義，曾未發(fā)明’，他很高興王充《論衡》里的《問孔篇》對《論語》加以許多批評，而恨他沒有批評到《春秋》，他是來補充王充而批評孔子《春秋》的?！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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