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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成都在時段上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湖廣填四川”移民浪潮澎湃洶涌的時期，一座新的城市在廢墟中茁壯成長，來自異鄉(xiāng)的移民在天府之國扎根、創(chuàng)業(yè)、狂歡、舞蹈。后期則是清王朝土崩瓦解的特殊時期，一座擁有三千年歷史的古老城市開始迎來新的曙光。

  移民大開發(fā)

  清代初年，四川青神人余榀從避難地杭州西湖之畔回到成都，寫下一首凄苦哀怨的《蜀都行》，記錄了成都在遭受明末清初戰(zhàn)亂后的殘破凋零景象。他說，自從我回到闊別已久的成都以后，天空長時間保持陰霾的狀態(tài)，十天中有九天都在落著蒙蒙細雨。過去熟悉的風景名勝，自我避亂杭州以來，已經(jīng)變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被成都人引以自豪的杜甫草堂已是一派蕭瑟，青羊?qū)m也只看得見坍塌的圍墻和孤零零的石犀。成都城的百萬居民在這次劫難中死的死，逃的逃，我含著眼淚在荒涼的城市中尋求過去的故舊，然而那些熟悉而親切的身影已經(jīng)如寒風下的樹葉零落無蹤。曾經(jīng)巍峨壯觀的皇城在殘陽和衰草中沉默著，萬里橋邊如煙的柳樹現(xiàn)在也所剩無幾。舉目四望，繁華的錦官城上空飛過隊隊的野雞。余榀懷著滿腔的傷痛感慨說：“整頓凋殘豈無術(shù)?但得夫耕婦織憂，庶幾天命有轉(zhuǎn)移!”

    其實余榀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清朝政府此時也正在醞釀出臺一項“移民填川”的政策。通過這項政策的有力推行，讓湖南、湖北、廣東、福建、山西、陜西等十余個省份的移民進入四川，開發(fā)和重建那些因戰(zhàn)火而荒涼了的土地和城市。今天，當我們閱讀清朝初年的文獻史籍，依然能感到那個時代的灼燙、艱辛、轟轟烈烈和生生不息。不同省份的移民操著異鄉(xiāng)的語調(diào)來到成都，他們披星戴月、勞累奔波、吃苦耐勞，使一座癱瘓的城市起死回生并重現(xiàn)繁榮。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那些來自黃土高坡而性情堅韌得像一棵楊樹的陜西人，雖然他們的外表樸實木訥，但在經(jīng)商和創(chuàng)辦實業(yè)方面卻顯現(xiàn)了某種本能般的特長，這就像山西商人后來在中國商業(yè)舞臺上的卓越表演一樣，叫人意想不到。清朝初年，陜西來成都定居和經(jīng)商的人已經(jīng)形成一定的規(guī)模，他們所從事的行業(yè)主要有棉織業(yè)中的“絨線”生產(chǎn)行當，這是一種新的產(chǎn)業(yè)，嘉慶《華陽縣志》說“秦人寓蜀者多業(yè)此”。其次，清初成都的當鋪也大多為陜西人所開設(shè)，這些臨街的有著高大柜臺的鋪子，最初是貸款給初來成都赤手空拳的農(nóng)民，后來才發(fā)展成為各種物品的典當。

    清朝乾隆年間，成都老東門外的府河邊來了兩個陜西人。他們穿著草鞋，肩挎背包，在老東門外的河灘和街巷里轉(zhuǎn)悠。當?shù)鼐用褡畛跻詾樗麄兪鞘掌茽€的貨郎或看風水的先生，但細心盤問，才知道兄弟倆姓王，是從陜西鳳翔府遠道而來想在成都開燒酒作坊的商家。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籌備，一家名為“福升全”的燒酒作坊正式開業(yè)了。當?shù)鼐用窨匆娋品坏奶舴蛎刻於紡母雍秃脦桌锫芬酝獾难羲貋磲劸啤＞品凰诘厮致h散出醇厚濃郁的酒香。大家提著葫蘆到作坊去打了一斤兩斤回來品嘗，還真是美酒佳釀。這就是聞名中外的全興酒的誕生過程。

    經(jīng)過明末清初慘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時的出版業(yè)瀕于滅絕?？墒亲詮囊泼裉畲ǖ脑t令發(fā)布以后，來自江西的書商就在學臺衙門附近的學道街、臥龍橋、青石橋一帶開設(shè)了大量的書鋪。這些滿臉書卷氣的商人從江浙一帶運來大量的刻版和書籍，使荒涼的成都開始聞到久違的書香味道。據(jù)統(tǒng)計，時至清末，由江西人開辦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五十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達三開辦的“志古堂”。另一個江西人陳發(fā)光則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創(chuàng)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藥店，經(jīng)營老成都人耳熟能詳?shù)捏@風丸、歸脾丸、靈寶丸、金靈丹、白痧藥、人馬平安散、鯽魚膏等特色中成藥。

    此外江西人還在成都開有大量的銀錢鋪，而城內(nèi)的瓷器店則大多為湖南、湖北人所開。

    通過各省人民夜以繼日的勞作經(jīng)營，至康熙后期，成都的人口數(shù)量已經(jīng)有長足的增長?！叭嗣袷獗队谖簟?。而且至乾隆年間，成都這座殘破的城市已經(jīng)重現(xiàn)昔日的輝煌了：“商賈輻輳，環(huán)匱喧鬧，稱極盛焉?！?

  新四川文化

  在閱讀清代前期有關(guān)成都的史料時，我會感到一股盛大的狂歡氣息撲面而至。經(jīng)過背井離鄉(xiāng)、空手創(chuàng)業(yè)的艱辛痛苦過程以后，家園和歡樂的概念如預(yù)期的潮水洶涌而至。

    成都平原的富庶在精神和物質(zhì)上都使這些作客他鄉(xiāng)的人感到了某種滿足，于是這些“異鄉(xiāng)人”拿出積攢的錢財，按省籍修建起自己的會館。他們在會館高敞的屋檐下看戲、喝酒、談笑、陶醉。清代吳好山有一首《竹枝詞》描繪了這種盛大的狂歡場面：成都的秦人會館前面樹立著高大的鐵桅桿，館內(nèi)的戲臺裝飾豪華、面積廣闊，每天人們都穿著華麗的衣服進進出出，喧天的鑼鼓聲長時間在會館上空回蕩。一年中，這兒的戲臺要演一千多場地方戲，幾乎一天就要連著演四五場。成都城內(nèi)各個省份的移民“爭修會館斗奢華，不惜金銀億萬花”。表面上看他們是在攀比斗富，其實是內(nèi)心喜悅和豪情的自然流露，就像一朵在枝葉腐爛的荒地上長出的花，它一定比其他地方的花更加艷麗和瘋狂。

    族群的雜居和文化的交融也使成都的許多家庭呈現(xiàn)出一種豐富的多樣性：“大姨嫁陜二姨蘇，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問原籍，現(xiàn)無十世老成都?！边@樣的家庭、這樣的社會現(xiàn)實一定充滿了無窮的活力和熱情，一種新的文化、一座幾乎可以說是全新的城市正在誕生。

    川劇作為成都人喜聞樂見的地方劇種，包含了高亢、細膩、清脆、婉轉(zhuǎn)、活潑、纏綿等多種戲劇元素，它顯得如此豐富、熱鬧、斑斕和動人心弦。然而明代的川劇卻不是這樣的，那時候它還不具備“昆高胡彈燈”五種聲腔的豐富性，而僅僅是一種單調(diào)的高腔，“一聲蠻了一聲呔，一句高了一句低”，可能跟嘉陵江邊的船工號子相去不遠。然而自從各省移民把其他省份的地方戲帶入成都之后，川劇變得如此豐富和生動。

    康熙二年，有8個善唱昆曲的人從江蘇來到成都，他們作為官宦人家的私人戲班寓居在成都江南會館的合和殿內(nèi)，這是一種柔美的、帶有江浙一帶甜美口音的唱腔。恰好此時四川總督吳棠是江蘇人，對家鄉(xiāng)戲又格外迷戀，于是常常請成都的地方官員去聽來自異地的美妙戲劇。到了乾隆初年，在成都經(jīng)商的江蘇人更是返回江蘇置辦像樣的戲箱，邀請當?shù)氐拿莵沓啥佳莩?。川劇于是蒙上一層昆曲所特有的溫婉的影子?span lang="en-us">

    陜西人來到四川以后，也把三秦大地高亢嘹亮的秦腔帶入蜀地，這是一種有著遼闊天宇、漫漫黃土和熾烈情感為背景的北方劇種，它跟川劇結(jié)合，便派生出了川劇中的彈戲，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川梆子”。康熙末年，陸箕永在綿竹任知縣，看了一場山村的社戲，就聽見“一派秦聲渾不斷”，真有黃土高坡的開闊和雄渾。秦腔最初在成都的陜西會館演出，“會館雖多數(shù)陜西，秦腔梆子響高低。觀場人多坐板凳，炮響酬神散一齊。”許許多多的成都人坐在陜西會館的板凳上聽秦腔，戲散時照例是一聲炮響，這幾乎成了會館演劇的定例。

    同時，川劇的胡琴還吸收了徽調(diào)中的某些戲劇元素?；照{(diào)是中國著名的地方劇種，“四大徽班”進京和它最終促成京劇的形成，都是戲迷們耳熟能詳?shù)呐f事。乾隆年間，在成都的戲班里用胡琴伴奏唱西皮調(diào)，會被人稱作“淫聲”，可見徽調(diào)中有細膩纏綿的樂聲和專門歌頌?zāi)信楦械臇|西。

清代初年的成都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力和駁雜歡快的樂聲，多種省份移民和多種文化的撞擊，也使成都的民俗文化、茶館文化、小吃文化、休閑文化空前繁榮。不同的習俗、不同的飲食習慣、不同的建筑方式甚至不同的語言匯聚在一座曾經(jīng)飽受戰(zhàn)火侵襲的城市中，成都又重現(xiàn)了它一貫的繁華——然而這種繁華跟唐宋時期的商業(yè)與人口繁盛是不一樣的，它顯得更加富有激情、更加難能可貴、更加影響深遠。文化習俗的大傳播和大交融、人口素質(zhì)的提高等都決定了成都必將迎來它歷史上難得的黃金時代。

  重現(xiàn)的成都

  清代初年，成都城市的修復(fù)和重建是一件大事。從野雞和老虎出沒的城市廢墟中復(fù)原一座新的成都城，也經(jīng)歷了十分曲折的過程：順治十六年，剽悍的清軍收復(fù)成都后，四川巡撫佟鳳彩便不失時機地給朝廷上本，要求“修筑成都府城”。然而因為當時財力不足，這項筑城計劃未獲批準。到了康熙年間，駐扎在成都的地方官員見朝廷沒有重筑成都城的意思，只好自掏腰包，采用集資的形式修復(fù)成都城。此次捐資的主要地方官員有巡撫張德地、布政使司郎廷湘、按察使李翀宵、知府翼應(yīng)熊、成都縣知縣張行、華陽縣知縣張渲等。這次筑城的主要任務(wù)是將坍塌的城垣重新樹立起來，修好以后的成都城垣：“高3丈、厚l丈8尺，周22里3分，計4014丈，垛口5538個，東西相距7里7分，炮樓4座，堆房11間，門4道(東面迎暉門，南面江橋門、西面清遠門、北面大安門)，外環(huán)以池。”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成都地區(qū)的商業(yè)和農(nóng)墾已大有成效，于是政府又動員全川各府、州、縣的力量，采用分段承包的形式，又修筑了一次成都城墻。

    然而依靠地方官員或地方政府有限的財力，畢竟不能使新修的城垣達到唐宋時的巍峨壯觀。于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總督福安康上奏朝廷，獲得60萬兩銀幣徹底重修成都城。這項浩大的工程歷時3年，終于使成都城重現(xiàn)了昔日的光彩：“周圍9122丈，計22里8分，垛口8122個，磚高8l層，壓腳石條3層，大堆房12間，小堆房28間，八角樓4座，炮樓4座，四門城樓頂高5丈?！毙鲁强⒐ぶ?，新任四川總督李世杰站在寬大的城墻上，忽然想起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城墻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錦繡”的典故，一時間詩情畫意涌上心頭，便命“內(nèi)外城隅遍種芙蓉，且間以桃柳”。如此看來，清代的成都城市風光絲毫不比后蜀主孟昶當政時遜色，每值春夏兩季，妖艷的桃花和絢麗的芙蓉競相開放，且有如春風般綿軟的青青柳枝拂動其間，一座浪漫的、注重綠化環(huán)保的城市又來到我們面前。

    提起清代成都城市的修建，我們還不得不瀏覽一下成都的“滿城”。清朝統(tǒng)一全國以后，開國元勛們依然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為了加強邊防和鞏固政權(quán)，仍在重要的城市和軍事要塞設(shè)立軍營。成都滿城的修建便是在此情形下誕生的。

    成都滿城以將軍衙門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東自半邊橋和東城根街，北至八寶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方圓約為十里。城內(nèi)的建筑布局、衙門設(shè)置、營房方位都嚴格按照八旗軍的傳統(tǒng)方式來安排，其中有官街8條，兵街42條。正黃旗、鑲紅旗的官兵居于東方；而正藍旗、鑲藍旗的官兵則居于南方。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寬巷子和窄巷子，即為當時鑲紅旗人所居，當時又稱仁里頭條胡同和仁里二條胡同。

    平時滿城內(nèi)居住著數(shù)千名由滿人和蒙古人組成的八旗軍，最多時擴充到2萬人，由一名將軍統(tǒng)領(lǐng)。成都滿城的設(shè)立，對于平定和云貴地區(qū)的叛亂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以此看來，滿城一定是個刀光劍影、戒備森嚴的地方了，但其實不然。我們知道滿人擅長園林，著名的頤和園、圓明園以及承德的避暑山莊都是旗人園林的杰作。在成都的滿城內(nèi)，由于將領(lǐng)和士兵都可以攜帶家眷，每個士兵還有自己獨立的房舍和空地，因此這些八旗子弟就在戰(zhàn)爭的間隙于滿城內(nèi)栽花養(yǎng)草、營造假山，完全把滿城弄成了一座園林式的旗人營地。

    有一次，朝廷害怕駐扎成都的旗人耽于城市享樂，打算把滿城搬遷到遠離城市的荒郊野外，但這個計劃遭到了駐防八旗和家眷們的強烈反對。清朝道光年間以前，成都的將軍和手下的副都統(tǒng)們還驍勇善戰(zhàn)，但是隨著民族融合的加劇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駐防八旗基本上成了一群養(yǎng)尊處優(yōu)的閑人。八旗官員們的銳志也隨著時間的推移消磨殆盡，他們不大愿意管理實際事務(wù)。因此把四川境內(nèi)的地區(qū)事務(wù)都推給總督，“將軍”的設(shè)置已違背了清廷的初衷。

    到了清代末期，財政困難，官府腐敗，那些發(fā)給駐防八旗的糧餉都被貪官污吏半路攔截。1914年，成都駐防首領(lǐng)上書大總統(tǒng)道：“停餉已七十余日，拯貧之日所領(lǐng)之款，尚不敷以償停餉以前之債。智窮計竭，有仰藥自殺者，有將所領(lǐng)之款交付父母而投河死者。有家累之人，于萬難之際，亦只能從事于負擔提籃，各圖小貿(mào)，以圖暫時之茍活。夫十里之城，聚增無數(shù)之小貿(mào)。供多用少，無路暢銷，終歸鮮濟……旗人束手無策，呼訴無門，兒啼街旁，妻縊于室；甚至白頭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殺其身；男女老幼，中宵舉家自盡者不可一二數(shù)。凄慘之狀，見之痛心，聞之酸鼻!”曾經(jīng)雄風浩蕩的滿清帝國走向衰微和沒落之途。

    然而，時代在前進，成都這座既繁華、溫暖又多災(zāi)多難的城市，已從封建王朝土崩瓦解的飄搖風雨中掙脫出來，走向?qū)儆谒约旱墓廨x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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