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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種區(qū)域性的歷史文化形態(tài)，湖湘文化的發(fā)展有其內在的機制與特點。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唐代以前，湖南長期被視為苗蠻之地，在一種相對獨立、閉塞的環(huán)境中緩慢發(fā)展；自宋代以降，湖湘文化不斷取得長足發(fā)展。何以如此？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從宋代開始的以岳麓書院為代表的湖南書院的持續(xù)發(fā)展無疑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書院的學術研究提升了湖湘文化的理論思維高度。宋代以后，歷代儒家士人往往以書院為基地進行學術研究與創(chuàng)造工作，從而推動著儒學的不斷發(fā)展。湖湘士人的學術研究也與書院緊密相連。南宋初，胡安國、胡宏父子就以衡山碧泉書堂、碧泉書院為基地對儒學進行創(chuàng)發(fā)。胡安國的代表作《春秋傳》完成于碧泉書堂；胡宏則在書院講學過程中完成其代表作《知言》，建構其性學思想體系。張的主要著作《論語解》、《孟子解》，也修訂、完成于主教城南、岳麓書院期間。實際上，南宋時期湖湘學派的形成、發(fā)展，湖湘理學的繁榮興盛，均以碧泉書院、岳麓書院等為依托。而在考據學盛行的清代中期，王文清、曠敏本、歐陽正煥、羅典、歐陽厚均等一批著述頗豐的漢學家，也是以岳麓書院為基地，致力其學術研究的。湖湘書院的學術研究往往能夠立足時代前沿，對儒學進行積極而富有成效的創(chuàng)發(fā)，對中國思想學術的發(fā)展做出重要貢獻，同時也在理論層面上不斷促進湖湘文化的發(fā)展。在這方面，南宋湖湘學派堪稱典型代表。胡宏、張等湖湘學者以探究天人之道為己任，在本體論、工夫論方面多有創(chuàng)發(fā)。胡宏以性為“天下之大本”，提出了以“性”為最高范疇的本體理論，對作為宋明理學核心的天人關系問題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其理論進路，明顯區(qū)別于朱、陸的理學、心學，顯示出理論思維上的獨特性。在工夫論上，湖湘學派主張“先察識后持養(yǎng)”，強調“于已發(fā)處用功”，在當時影響很大。湖湘學派學者的學術創(chuàng)造，不僅使湖湘學派興盛一時，為天下所矚目，而且也使湖湘文化在理論思維水平上躍居時代前列。清中葉以后，岳麓書院的眾多漢學家也正是以其“覃思幽微”的學術創(chuàng)造活動推動著湖湘學術文化的發(fā)展，從而使湖湘文化與時俱進，不斷為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貢獻思想資源。

　　其次，書院的普及與文化傳播活動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空間分布。自宋以后，湖南書院發(fā)展之快、數量之多，為湖湘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湖南書院在宋代有50多所，到明代有124所，到清代更達280多所，且地域分布廣泛，遍布全省各縣。湖南書院的普及導致主流文化向邊遠地區(qū)不斷推進，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空間分布。湖南書院的各種面向社會的會講、講學活動也促進了文化的社會傳播。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與張會講于岳麓書院，三湘士子紛紛前往，岳麓書院人頭攢動，出現了“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的盛況。這無疑有助于湖湘理學的推廣傳播。明代中期，受時代風氣影響，湖南書院各種形式的講會、講學活動也時有進行。嘉靖年間，著名學者湛甘泉就多次率弟子會講于石鼓書院；嘉靖、萬歷年間，王門高弟季本、羅洪先、張元忭、鄒元標等也曾先后講學于岳麓書院，“四方之士從游甚眾”。這些講會、講學活動對湖湘文化的普及、傳播、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書院的藏書、刻書事業(yè)促進了湖湘文化的發(fā)展。湖南書院藏書活動起步較早。北宋初期，岳麓書院就建有藏書樓并兩次得到朝廷的大規(guī)模賜書。雖然宋、元、明時期湖南書院藏書的具體數量今天已難詳考，但其規(guī)模從明代書院藏書樓的建設規(guī)模中可略窺大概。據光緒《湖南通志》卷六十八《龍州書院記》稱，益陽龍州書院尊經閣“凡三層，高可五丈，深廣各以度”。如此規(guī)模的藏書樓，其藏書數量一定不菲。到清代，湖南書院的藏書量更有較大增長。據《城南書院新置之官書總目錄》，清中葉，城南書院藏書達403部，3714本，10555卷。湖南書院的刻書活動始于宋代。元代茶陵州的東山書院刻書規(guī)模大，印刷精，在全國都有影響，現在仍流傳于世或有存目的就有13種。明代湖南書院從事刻書的較多，今天所知者包括藍山書院、東山書院、南軒書院、紫云書院等。到清代，湖南書院刻書到達鼎盛時期，各書院除刻印各種經史典籍外，還大量刊刻書院自身的教學、學術成果及有關書院自身的史料文獻如《書院志》等。湖南書院藏書、刻書事業(yè)的發(fā)展，增加了湖湘地區(qū)文化積累的總量，是湖湘文化發(fā)展的重要表征。不僅如此，書院刻書在滿足自身需求的同時，還面向整個社會傳輸。

　　第四，書院培養(yǎng)造就了大批人才，為湖湘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基礎與動力。書院以其獨特的教育方針、教學方式及內容培養(yǎng)造就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湖湘士民的文化素質。南宋與清代是湖南書院發(fā)展的兩個高峰時期。這兩個時期也是湖南人才輩出之時。以岳麓書院為例，南宋時期，作為湖湘學派的基地，岳麓書院的生徒中涌現了彭龜年、游九言、胡大時等理學家群體，《宋元學案》曾專設《岳麓諸儒學案》介紹其思想學術。明清之際著名學者王夫之，對湖湘文化及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也曾就讀于岳麓書院。清中葉以后，岳麓書院更是人才大盛，涌現出一大批彪炳史冊的湖湘士人。以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岳麓書院人才群體將湖湘文化發(fā)揚光大，使之走向輝煌燦爛。人們熟知的“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一聯所反映的正是岳麓書院對于湖湘人才群體的培養(yǎng)造就之功。人才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又是文化積累、創(chuàng)造的主體。人才的興盛，為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堅實基礎與強勁動力。歷代湖南書院卓有成效的人才培養(yǎng)工作，在湖湘文化的傳承、發(fā)展、更新、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頗為關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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