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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學界的主導認識是把中國腹地的史前文化分為長江、黃河兩大文化區(qū)域，而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只是長江、黃河兩大文化系統(tǒng)的交匯，具有中介性質(zhì)，并習慣地把屬于淮河流域的河南中、南部和山東的中、南部視為黃河流域，把淮系裴李崗文化和西來的仰韶文化簡單地串為一脈相承。但迄今的考古發(fā)現(xiàn)已初步證明淮河流域存在著一個完整的、相對獨立的“淮河文化大系”。以新視角審視淮河文化大系是對中國史前文化結(jié)構(gòu)研究的重要調(diào)整與修正，將為先秦史籍記載、實際存在的淮夷國族和以徐舒文明為代表的淮夷文明找到史前源頭，并理順淮系文化發(fā)展的脈絡，從一個側(cè)面來展示多源的四夷諸族及其文明如何以三代王朝文明為核心，摶糅為夷夏共同體和走向秦漢帝國文明的歷史之路。

    一、淮系文化的歷史舞臺

    淮系文化以淮河流域，包括河南中南部、安徽淮北和江推之間、蘇北以及魯中南淮河支流泗、沂等河流域，為主要歷史舞臺，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還分遷到豫西南、鄂西北、皖西南、鄂東乃至長江南岸。淮河流域諸史前文化之間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發(fā)展階段也大體表現(xiàn)了同步性。

    二、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發(fā)展階段及裴李崗文化的主源性

    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裴李崗文化為代表。裴李崗文化以“賈湖類型”內(nèi)涵最豐富。還有比賈湖類型更早的以繩紋角把罐和方口盆為突出特征的“賈湖下層”遺存。安徽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也是淮河流域很早的一支文化，它與裴李崗文化似無明顯的接觸。魯北的后李文化是否已分布到魯中南的淮河流域，目前尚無直接證據(jù)，但它至少是與淮系文化接觸、融合最早的一支原始文化。

    第二階段淮河流域發(fā)展起了彼此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諸多文化，形成了淮河史前文化大系，顯示出裴李崗文化的主源性。

    仰韶文化由關(guān)中、豫西漸次東來，使裴李崗文化發(fā)生了分化：一部分留在原地與仰韶文化結(jié)合，形成了具有兩源特色的仰韶文化新類型。(鄭州大河村)報告稱，仰韶文化前三期的一些特征明顯地繼承了裴李崗文化的因素，后四期具有明顯的仰韶文化因素，但鼎類始終存在。

    一部分裴李崗人或文化影響，沿潁、渦等淮河支流向東南方向遷移、傳播，繞過當時的豫東低洼地帶，到達淮河下游的泗、沂流域，在地利甚好的泰山山前平原和蘇北殘丘地帶落地生根，發(fā)展起了北辛文化，并向周圍分遷、傳播，與后李文化等土著融合、重組，形成了北辛文化的幾個地方類型。北辛文化進一步發(fā)展為早期的大汶口文化。魯南、蘇北的北辛——早期大汶口文化墓地與賈湖墓地有一組相似的文化現(xiàn)象，如以龜為靈、以犬為牲，有多人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有以雙耳壺(罐)、鼎、缽為主的陶器組合，使用磨盤磨棒、齒刃石鐮與大石鏟，有獐牙(器)、豬牙器等等。《舞陽賈湖》作者認為：“大汶口文化的大墩子類型是賈湖文化的主要后繼文化之一?！?

    在向東分遷、傳播過程中，可能與小山口一期遺存相結(jié)合，形成了安徽淮北的濉溪石山子文化(以該遺址第二期遺存為主)-后鐵營類型文化，這一系統(tǒng)與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遺存年代相當，并有不少相似因素。與此同時或稍早，淮南丘陵地區(qū)滋長起侯家寨文化”。侯家寨一期“它的來源，從陶碗、三足缽、鳥首形器耳等因素看，與淮河上游地區(qū)的賈湖類型文化有一定的聯(lián)系”。江蘇沭陽周圍存在著“萬北一期文化”。“萬北一期陶器中的釜、鼎、罐等均與安徽定遠侯家寨的一期文化同類器相似?！?“在 (萬北)第一期文化時期與淮河中游的面貌基本一致?！被蛘J為萬北一期遺存就屬于青蓮崗文化的侯家寨一期類型。

    蘇北的龍虬莊文化也受到了淮系文化的影響。 《龍虬莊》作者認為：龍虬莊文化“從各種文化跡象分析可能來源于淮河上游的賈湖文化”。

    另一支裴李崗人或是文化影響，越過伏牛山到達了南陽地區(qū)及鄂西北。 《下王岡》作者認為：下王崗仰韶文化一、二期遺存“與裴李崗文化--大河村文化系統(tǒng)的共同因素始終占主導地位”。我們早指出，下王岡仰韶文化一期與魯南蘇北劉林都有以狗和龜甲(甲囊)隨葬的習俗，它們應有共同的文化源頭。

    必須說明，上述諸文化之間，因差異明顯，被分別命名。但其間的若干共同因素，作為連接點，可以把它們集結(jié)成一個松散的“淮系文化”網(wǎng)絡，其中裴李崗文化具有明顯的主源性。這一網(wǎng)絡所籠罩的地區(qū)與歷史時期淮夷國族群的主要的活動舞臺大致相符，就為三代淮夷文明提供了史前根源的有力線索。

    第三階段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為代表。安徽淮北地區(qū)的遺存被認為是大汶口文化的尉遲寺類型；一部分大汶口人西遷到達豫中，形成“穎水類型”，與晚期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交錯分布。至于安徽淮南的凌家灘文化及其與周圍文化的關(guān)系，比較復雜，尚需深入思考。

    第四階段為龍山時代。此時的豫東、魯西洼地地利得到改善，東來、西來的人群競相開發(fā)，使這一地區(qū)呈現(xiàn)了龍山文化“突然”興旺發(fā)達之勢，形成了一個既有“中原龍山文化”因素又有海岱龍山文化因素的青垌堆類型(或稱王油坊類型、造律臺類型)?；春恿饔螨埳綍r代遺存是淮系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

    三、三代時期淮夷文明的發(fā)展及其最終歸宿

    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夏王朝崛起。二里頭文化被認為是夏王朝遺存。與二里頭文化大致同時，在淮河下游存在著兩支有明顯親緣關(guān)系的文化--主要分布于海岱區(qū)的岳石文化和主要分布安徽江淮區(qū)的斗雞臺文化。岳石文化所受二里頭文化影響不多，反而給予二里頭文化以較明顯的影響。它與二里頭文化在豫東的杞縣一鹿邑一線接壤。而在斗雞臺文化中有明顯的成組的二里頭文化因素。看來，二里頭文化南下的力度較東進的力度強勁。《尚書》、《竹書》現(xiàn)了東夷與淮夷的名稱。王迅著{東夷文化與淮夷文化研究》一書的書名已明示，岳石文化和斗雞臺文化分屬于東夷與淮夷?！拌畋寄铣病钡膫髡f或許反映出一些淮夷國族與夏王朝有密切關(guān)系，最先開啟了夷夏融合的歷史腳步。

    商王朝興起之后在中期(二里岡期)和晚期(殷墟期)出現(xiàn)了兩次東進殖民浪潮。根據(jù)卜辭可知，殷王屢屢征伐東土，也頻遭反抗。根據(jù)考古資料又知，一些東土舊國的上層接受了商王朝禮制，以魯中南的淮夷國族所受商禮影響最深，并與商人殖民地插花分布，淮夷舊國文化表現(xiàn)了商、夷文化兩源的特色，開始了商夷融合的歷程。

    商時期淮河沿岸和江淮地區(qū)的淮夷國族群大致經(jīng)歷了與海岱區(qū)淮夷相似的歷程。如 l辭和晚商銅器銘文所示，商朝對東土、“人方”不斷地征伐；考古材料卻顯示淮河兩岸的舊國也在相當大程度上接受了商朝禮制。

    淮河中、下游沿岸和江淮之間的安徽十數(shù)縣以及蘇北泗洪、沭陽等地出土了相當數(shù)量像龍虎尊、獸面紋鬲一類的典型商式青銅禮器，有的可早至二里岡下層期。陶器上表現(xiàn)了淮系和商系兩元文化特色?？磥碓谶@一地區(qū)商人殖民地也與淮夷國族插花分布。

    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成為天下共主。周初大封建，在淮河兩岸及豫西南一帶封有姬姓宗親和姜姓貴戚的諸侯國。在周天下的南土、東土所夾的東南方，則是強大的淮夷集團的生存空間。一批與西周前期有關(guān)東征的銅器銘文說明，海岱區(qū)的一部分淮夷國族，如奄，作為反周的主力，被滅國絕嗣。另一部分風姓、偃姓、蠃姓國族歸順王朝，接受周禮，不過，如(晉侯蘇鐘》銘文所示，他們(如夙夷)仍時有反抗而遭到。總體觀之，海岱區(qū)大多數(shù)淮夷國族以不同的途徑逐步地融人齊魯文化圈中。還有一部分原住于泗、沂流域包括“徐夷”在內(nèi)的淮夷國族，被迫南遷，與早已在安徽江淮之間立國的淮夷國族集結(jié)成了有相當聲勢的淮夷國族群(有虎、盧、絞、州、英、六、貳、蓼、軫、巢、宗、桐、舒庸、舒蓼、舒龍、舒鮑、舒鳩、舒龔以及徐、黃、江、谷、蓐、鐘離、不更等)，其勢力已不限淮河流域。《虢仲■)、(蓼生■)等十多件銅器的銘文說明，西周王朝從早期到晚期不斷征伐淮夷，而淮夷的強國甚至主動進擊王朝；但淮夷統(tǒng)治者與周王朝畢竟存在某些利害的一致，因而又時而歸順，接受王朝禮制，如(駒父盟)、(兮甲盤)等銘文所示?！对娊?jīng))中也不乏“淮夷來同，莫不率從”之類的頌詞。周王朝對淮夷的文武經(jīng)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打通“金道錫行”，取得這一地區(qū)盛產(chǎn)的銅、錫礦產(chǎn)資源，以滿足政治上的需要。在長江南岸繁昌、銅陵等地發(fā)現(xiàn)的西周礦冶遺址就是最好的明證”。

    徐國是淮夷中的大國，由海岱區(qū)南下，在蘇皖交界處站穩(wěn)腳跟后，影響日熾。傳說西周早期徐駒王帥師伐周，穆王之世又有徐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并率師伐周的傳說o。

    據(jù)安徽考古學者的調(diào)查研究，江淮之間的西周遺址密集，且頗具有特色。陶器中既有與西周王畿出土陶器近同者，也有當?shù)刈畛Ｒ姷?、特有的形制，表現(xiàn)了兩源特色；并受到南方文化的明顯影響（12）?？赡苁怯捎谖髦軙r期“禮樂征伐白天子出”，不易從淮河流域出土的西周青銅中分辨出哪些是淮系銅器。安徽六安存在著可能屬于六國的西周城址。

    東周時期禮崩樂壞。天下各國都得到了舒展的機會。以徐國、群舒為代表的淮夷國族群雖然未能像齊、晉、楚、吳那樣有爭霸天下的實力，但也發(fā)展起了相對獨立于大國之林的徐舒文化圈。

    經(jīng)傳記載，東周淮夷國族群的政治命運主要與齊、楚、吳，特別是與楚國相關(guān)聯(lián)，公元前七、八世紀之交，淮夷各國幾乎都已處在楚國的陰影之下。公元前7世紀中期，齊桓公稱霸，淮夷的江、黃恃齊而無恐于楚，拒絕向楚納貢，但并未能從齊國得到保護，黃、英諸國不久就被楚吞滅。前七世紀晚期楚又滅江、六、蓼、舒蓼。大國徐國在齊楚對抗中采取聯(lián)齊抗楚的立場，但終不敵強楚，而將政治重心東移。公元前6世紀前期，吳國稱霸東南，伐郯、伐巢、伐徐，乃至“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在吳楚抗衡中，徐舒夾居其間。公元前6世紀中期，楚滅舒庸、舒鳩，公元前512年徐滅于吳。盡管幾個泗上淮夷小國如莒、郯者茍延至戰(zhàn)國，但在春秋后期徐國滅亡之后，淮夷作為一個有影響的民族、政治、文化集團，基本上退出了歷史舞臺。

    考古所見春秋時期淮夷遺存有河南潢川的黃國故城、固始的蓼國故城。一批淮夷貴族大墓如河南光山黃國墓、江蘇邳州徐國墓以及群舒故地的肥西、懷寧、舒城、六安、桐城等地和長江南岸銅陵一帶發(fā)現(xiàn)的貴族墓或銅禮器，表現(xiàn)了明顯的淮夷文化特色。李國梁、楊立新等先生指出，在安徽江淮之間出土的青銅器中，云紋鼎、弦紋鼎、獸首鼎、鬲形盞、簋等，與周式銅器差別較大，風格新穎，造型獨特，應與群舒文化有關(guān)。大墓出土的玉器也十分精致，與“憬彼淮夷，來獻其琛”(《詩經(jīng)·泮水》)相符，或可說明淮夷玉業(yè)有悠久的傳統(tǒng)。此外，在江西高安、靖安出土的徐國有銘銅器以及對徐舒銅器和銘文所進行的研究，都豐富了對徐舒文明的認識。

    從春秋到戰(zhàn)國伊始，楚文化浪潮洶涌席卷淮夷故地，淮夷文化先匯入楚文化大系，經(jīng)歷了二百余年與楚文化的摶糅，作為中國上古文明的重要源頭最終融于秦漢帝國的文明巨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