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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的墓主是誰？出土竹書是什么時代、什么學派的文獻？近年來海內(nèi)外學術界對此頗為關注。不少研究者已逐漸突破那種以提出假說為主的研究方法，取得很大進展。

筆者試用被王國維稱為“二重證據(jù)法”的科學考據(jù)方法，以出土墓葬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發(fā)現(xiàn)已有充分證據(jù)表明，屈原完全符合郭店一號楚墓墓主的基本情況；而出土竹書則極可能是屈原出使齊國時帶回楚國的稷下思孟學派教材。這些竹書對屈原作品思想有深刻影響。

屈原完全符合墓主的基本情況

從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斷，此墓具有戰(zhàn)國中期偏晚的特點，挖掘報告估計其下葬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世紀初，這正符合屈原生活的時代。屈原應生于前352年（己巳，攝提格，太歲在寅）正月（孟陬）二十七日（庚寅），卒于前281年（庚辰）五月初五日，享年71歲。墓中的鳩杖，表示墓主去世時已有70歲以上的年齡。

此墓南距楚故都郢（紀南城）約9公里，位于楚貴族墓地。按《周禮》，墓主當屬“士”一級，所用葬具亦與先秦典籍相合，挖掘報告推斷墓主當屬有田祿之士，亦即上士；墓土了大批竹書，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職業(yè)和特殊地位。屈原正是楚國的低級貴族，在楚懷王時出任左徒、三閭大夫和太子師。墓中有楚懷王所賜“龍首玉帶鉤”和太子所賜“東宮之杯”。至于《孟子》中的陳良（郭沫若推測屈原是其弟子），雖為“楚產(chǎn)也”，卻不是貴族出身，故不可能葬入貴族墓地。

據(jù)挖掘報告，墓主遺骨仰身直肢，兩手交置于腹部，雙腿分開。這很像是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撈上來，因尸體僵硬未能復原的姿勢。據(jù)《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屈原正是懷抱石頭，投汨羅江自沉而死。他在死前不久寫的《哀郢》，有“狐死必首丘”的句子，可能這時已有了自己“從彭咸之所居”投水而死后、歸葬于郢都附近楚貴族墓地的安排。至于下葬的時間，則應在前281年五月初五日屈原去世后不久，當然要早于前278年秦將白起破郢。

墓中竹書的內(nèi)容對于屈原作品思想有重要影響。這批竹書應來自齊國稷下，為稷下的幾位楚人專業(yè)抄手所抄寫。作為稷下思孟學派的教材，其中各篇章多為節(jié)選，故均不寫篇題。除《老子》三種節(jié)選本以外，其余乃子思后學與稷下思孟學派所作。據(jù)史籍記載，屈原于前311年為聯(lián)齊抗秦出使齊國，看來這批竹書便是由他從齊國稷下帶回楚國的。

屈原的生平事跡和歸葬推測

據(jù)《離騷》所云，屈原降生的日子是太歲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郭沫若先生推算是前340年（辛巳，太歲在寅）正月初七日（庚寅）。這晚了12年的一個周期。

屈原在投水前半年左右寫的《涉江》中，自稱“年既老”。在先秦、兩漢的典籍中，普遍稱“七十”曰“老”。在比《涉江》早些年寫的《離騷》中，有“老冉冉其將至兮”的句子，當時應是六十已過，還未到七十。屈原在“年既老”之后不久投江自沉，死時已年過七十，是很明顯的。

在屈原的作品中，只有郢都遷陳，而沒有割地和陷郢。楚割地予秦在前280年，屈原沒有見到；秦兵陷郢在前278年，屈原更不可能見到。他在剛開始遷都不久就投汩羅江死了。據(jù)《史記?楚世家》，頃襄王十八年（前281年）秦國興師伐楚。秦兵進逼，遷都已勢在必然。只有先遷了都，下一步才能考慮割地之事。因為割了上庸、漢北給秦之后，郢便失去屏障，完全暴露在秦兵面前了。所以，事實上應是前281年仲春二月開始遷都，五月初五日屈原投江，到前280年遷都完畢而割地，再到前278年秦兵繼續(xù)進攻，郢都陷落。前人將遷都定在郢都陷落以后，那當然是不合理的。屈原活到71歲，于前281年五月初五日自沉汨羅江。這樣，他出生的時間便應當是前352年（己巳，太歲在寅）正月二十七日（庚寅）。若生于前340年，則只活了59歲，按當時的習慣是夠不上稱“老”的。屈原享年71歲零3個月又7天，其墓中有鳩杖陪葬，是符合禮儀規(guī)定的。

屈原是楚貴族，但又自稱“賤貧”。《惜誦》曰“忽忘身之賤貧”，《招魂》曰“朕幼清以廉潔”，但早年是賤貧、清廉的低級貴族，這與墓主的“上士”身份是一致的。

前318年，屈原34歲，公孫衍發(fā)動魏、趙、韓、燕、楚五國共伐秦，推楚懷王為縱約長。楚懷王任用屈原為左徒、三閭大夫、太子師。左徒是楚國地位在令尹（國相）以下的重要官職，三閭大夫是掌管楚王族三姓的官。亦有學者認為，“三閭大夫”同于中原國家的“公族大夫”，職掌是楚國王室屈、景、昭三姓貴族子弟的教育。墓中的“龍首玉帶鉤”應是楚懷王為了提高這位年輕的左徒、三閭大夫的威信，以便于行使職權，所賜予的類似后世尚方寶劍之類的信物。

屈原任左徒、三閭大夫而兼任太子師，這是很正常的。他在春風得意時所作的《桔頌》中，自豪地說：“年歲雖少，可師長兮”。排行最大曰“長”，太子橫是楚懷王的長子，屈原為太子師，故曰“師長”，即當國王長子（太子）的老師。這是比擔任其他官職更令屈原自豪的。墓中的漆耳杯，杯底刻有“東宮之杯”，這四個字不排除有是屈原手書的可能。這四個字的字體并不規(guī)范，布局也不勻稱，很像是用手隨意刻上的，工師造器時所作的銘文似不會這么隨便。這漆耳杯應是早年太子橫的賜物，但并不能據(jù)此確定墓主是否死于頃襄王即位（前299年）以前。

墓中的陪葬竹書，只有像屈原這種身份地位的人才會有。但墓中為什么只有他從稷下帶回的竹書，而沒有他自己的作品呢？除了可能墓中竹書有遺失之外，亦可能下葬時屈原身旁的人只收存了其作品的手稿孤本，而沒來得及重抄一份作為陪葬。當然，也許更可能是，由于屈原作品多為發(fā)牢騷的諷喻文學創(chuàng)作，多有指責君王、“稱其君之惡”的內(nèi)容，寫成以后便在民間流傳，而不適宜葬入貴族墓地。

屈原因力主“豪杰執(zhí)政”和聯(lián)齊抗秦，約在前290年被頃襄王放逐到漢北，后又流放到沅、湘一帶。在屈原投水前留下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最遲的歷史事件是郢都遷陳。據(jù)《史記?楚世家》記載，頃襄王十八年（前281年），頃襄王遣使于諸侯，復為合縱，欲以伐秦；秦聞之，發(fā)兵來伐楚。這是導致郢都遷陳的直接原因。屈原看見郢都遷徙時的凄慘景象，預感到楚國還會有災禍降臨，這當然就是接踵而至的割地、陷郢之事。對此，他已不堪忍受，終于抱石投江自沉，以死報國。

根據(jù)出土墓葬，印證《哀郢》中“狐死必首丘”的話，可以推測，屈原抱石投汨羅江自盡后，尸體被家人和弟子們打撈上來，按其遺愿運回舊都郢郊貴族墓地安葬。當時雖然秦兵進逼，形勢危急，但家人和弟子為其料理后事，仍一切按禮行事，有條不紊，臨危不亂；頃襄王也按禮賜給老師兩根陪葬的鳩杖。這反映了人們對屈原的崇敬之情。

郭店竹書對屈原作品的影響

郭店竹書從《語叢》到《老子》，蓋稷下學宮一套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教材，其中作品多為節(jié)選本。其內(nèi)容包括：儒家經(jīng)典基本知識、子思學派和稷下思孟學派基本觀點、性情論、社會倫理道德、政治哲學和形上學宇宙論等。竹書中的這些子思后學和稷下思孟學派的作品，雖然談不上“填補了孔子以后孟子以前的空白”（因為這一段并非空白，許多文獻保存在大小戴《禮記》之中），卻完全可以說是進一步補充了可供研究子思后學和稷下思孟學派的寶貴資料，使中國思想史上這段久已殘缺破損了的環(huán)節(ji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復。

屈原試圖把稷下思孟學派的政治理論引入楚國，變法圖強。在屈原的作品思想中，可以明顯看出其受到郭店竹書―――稷下思孟學派文獻的深刻影響。

《天問》針對《老子》的學說而提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一下子就把哲學的假說性和形上學的不可驗證性給問出來了！《遠游》中屈原將《老子》的“道”、“自然”、“無為”、“虛”、“靜”等概念有機地糅合進了自己的作品?！洞笠簧分械摹按笠弧?、“天地”、“神明”、“陰陽”、“氣”以及“地不足于東南”之說，則見于屈原《九歌》、《遠游》、《天問》之中。《離騷》中直言不諱地指責國君的過錯，“恒稱其君之惡”，明顯受到《魯穆公問子思》影響?！陡F達以時》中作為自然機遇的“時”，亦見于《九歌》、《離騷》、《九章》之中。《唐虞之道》的“尊賢”、“授賢”，在《大招》、《離騷》中發(fā)展為“豪杰執(zhí)政”的賢人政治思想?！吨倚胖馈分械摹爸摇?、“信”，亦屢見于《九歌》、《九章》之中。《君子之于教》（原稱《成之聞之》）的“天德”、《性自命出》的“天命”，對屈原的《天問》、《九歌》、《大招》、《九章》頗有影響。竹書中的“仁”、“義”、“禮”、“讓”、“善”等名詞概念，則亦見于《大招》、《離騷》、《九章》之中。

郭店竹書文獻作為稷下思孟學派教材，它對屈原作品的影響，既深且廣，這是毋庸置疑的。郭店一號楚墓的墓主，據(jù)對現(xiàn)有材料的分析，看來已非屈原莫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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