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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與思想

“心即理”

王守仁秉承陸九淵的學說，使陸的思想得以發(fā)揚光大，因此他們被稱為“陸王學派”。陸九淵從“心即理”說出發(fā)，認為格物的下手處，就是體認本心。王守仁并不滿意陸九淵的解釋，他說：陸象山之學，“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語，雖亦未免沿襲之累”。

王守仁反對程頤朱熹通過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為事理無窮無盡，格之則未免煩累，故提倡從自己內(nèi)心中去尋找“理”，認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萬物，人秉其秀氣，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陸九淵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則明“天理”。故王守仁強調(diào)：“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

王守仁指出：

“知行合一”

在知與行的關(guān)系上，王守仁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出發(fā)，他反對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說。王守仁認為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就要去實行這個道理。如果只是自稱為知道，而不去實行，那就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識是離不開實踐的。比如，采用仁愛的方式對待周圍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確實的按照所知在行動，知和行是同時發(fā)生的。他的目的在于“發(fā)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

對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與行的理論，王守仁在他學生編著的《傳習錄》中是這樣理解的：古代的圣賢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花費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認為這樣下去會造成浮夸的風氣，于是開始強調(diào)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為要先知而后行，這就錯誤的理解了圣賢的意思。

“致良知”

王守仁經(jīng)歷過百死千難的人生體驗，在五十歲時提出猶如畫龍點睛般的學說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陽明倡“君子之學，唯求其是”的“求是”學風，并多有闡發(fā)。時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士農(nóng)工商”

顧炎武《日知錄》卷七中提出，“士農(nóng)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于管子（管仲）。”王陽明認為士、農(nóng)、工、商“其歸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則一而已”，且進一步說明“古者四民異業(yè)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的觀點，他把傳統(tǒng)觀念中一直被視作“賤業(yè)”的工商擺到與士同等的水平。（《節(jié)庵公墓表》）王陽明《傳習錄拾遺》說：“雖經(jīng)日作買賣，不害其為圣為賢”。此說被稱為“新四民論”。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陽明晚年對自己哲學思想的全面概括，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四句。學界對四句教的理解眾說紛紜，歷來就有爭議。

流派

陽明學可分作左右二派。其中學者為聶豹、鄒守益，是為江右學派，傳至黃宗羲、劉宗周，是為。左派者可分又浙中學派、泰州學派，泰州學派將其說法推向一個極端，認為由于“理存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堯舜”，即使不是讀書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為圣人。

江右學派

代表人物：聶豹、鄒守益、徐階、張居正、黃宗羲、劉宗周

左派

浙中學派

代表人物：錢德洪、王畿、唐順之

泰州學派

代表人物：王艮、李贄、何心隱、顏山農(nóng)

日本陽明學

日語漢字為“ 陽明學 ”，平假名形式為“ ようめいがく ”。

陽明學自明朝中后期傳入日本（據(jù)稱時87歲高齡的日本高僧會庵為首個傳播者），當時為日本安土桃山時代，后在日本進一步發(fā)展，并對日本后世影響深遠。著名學者如有“近江圣人”之稱的中江藤樹（一般認為是日本陽明學的鼻祖）。明末清初思想家朱舜水東渡日本，進一步傳播了陽明學。

日本江戶時代中期，有著名之陽明學者三輪執(zhí)齋，著有 《標注傳習錄》（卷上、中、下及附錄，共四冊） 。幕末時期有佐藤一齋，著有《傳習錄欄外書》 。

陽明學對近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影響很大。

陽明學于明治維新時期成為日本的顯學，對明治維新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時很多著名政治人物，兵學者均是陽明學追隨者，著名的如日本“武圣”東鄉(xiāng)平八郎，革命家大鹽平八郎，“倒幕魁首”西鄉(xiāng)隆盛，其他的倒幕健將如：吉田松陰、高杉晉作、河井継之助、佐久間象山等等。

此外，日本二戰(zhàn)后的領(lǐng)軍作家三島由紀夫創(chuàng)作也深受陽明學的影響。

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著有《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詳述陽明學從江戶到明治時期的傳承 。此外，學者高瀬武次郎著有《日本之陽明學》，列出從江戶到明治時期的31位日本陽明學者的生平和思想 。

研究書目

錢明：《陽明學的形成與發(fā)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吳震：《陽明后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呂妙芬：〈圣學教化的吊詭：對晚明陽明講學的一些觀察〉。

呂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陽明講會活動〉。

島田虔次著，蔣國保譯：《朱子學與陽明學》（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島田虔次著，甘萬萍譯：《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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