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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族譜，是一個家族的生命史。它不僅記錄著該家族的來源、遷徙的軌跡，還包羅了該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規(guī)、家約等歷史文化的全過程。但縱觀家譜，我們又有多少人了解其歷史含義價值、發(fā)展及內容？又有多少人去研究過家譜？

家譜歷史 　　

家譜是以記載父系家族世系、人物為中心的歷史圖籍，是由記載古代帝王諸侯世系、事跡而逐漸演變來的。先秦時，社會上流傳有《周官》、《世本》等譜學通書；秦漢以后，又出現了《帝王年譜》、《潛夫論.志氏姓》、《風俗通.姓氏篇》等譜學著作。到魏晉南北朝時，門閥制度盛行，家譜成了世族間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據，于是便迅速發(fā)展起來。隋唐五代后，修譜之風更從官方流行于民間，以至遍及各個家族，出現了家家有譜牒、戶戶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無休無止。因此每次修譜，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間的大事。 　　

但第一部家譜是什么樣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還是是私修？因為歷史上缺乏記載，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譜的傳統(tǒng)禁例被打破，民間編撰家譜風氣開始興盛。于是家譜也日益多了起來。在這一時期的家譜中內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圖，若想知道譜中某人世系所承，屬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圖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譜正文，是按世系圖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編定的，分別介紹各人的字號、父諱、行次、時代、職官、封爵、享年、卒日、謚號、姻配等。這些介結性的文字，長者50余字，短者僅二三字，實際是人物小傳。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為附錄。對研究姓氏的源流、遷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較大價值。 　　

家譜究竟有多大數量，至今還沒有人作出確切統(tǒng)計。因為家譜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譜一樣，還有秘不示人的家規(guī)。每當家譜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舊的家譜除留下極少幾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長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銷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譜。這種特殊的風俗習慣，當然為古老家譜的保存制造了人為障礙。不過，盡管如此，家譜作為生活軌跡的記錄，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來。至于散落在民間的家譜，無疑還有更大的數量。 

家譜的產生與發(fā)展　　

家譜是人類以血緣為核心親緣關系的投影，若從人與群體聯系觀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當久遠。現在人類學研究的成果已經表明：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前，血緣關系是人類群體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紐帶。人類最初出現的群體是“榛榛狉狉、群居襲處”的原始群，此時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純是渾然之群。按照古人類研究得出的結論：在人類存在的三百多萬年歷史中，約有二百九十萬年是處在原始群時期，到了距今十多萬年時才開始產生氏族制度。渾然的原始群，開始分為若干小群，而且演進愈深，分析愈細，辨別親疏的族群觀念也隨之產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則知有與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則知有母之母焉；又知與有母同母之人焉。親族之關系，蓋由此而昉也?！边@也就是后來作為家譜核心和基本內容世系的萌芽。 　　

血緣親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認同，應是譜牒產生的根源，口述口傳的世系，正是家譜濫觴。古有“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系”之說，呂思勉考證，“瞽矇之職，蓋尚在小史之前?！笨梢娏嗽谖淖旨易V出現之前，確有口述家譜的存在。我們追溯家譜產生的源頭，可以發(fā)現家譜（嚴格地說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親疏，凝聚族群，優(yōu)化生育，即所謂“親親以相及”。此后萬變不離其“別”與“聚這兩個基本功能的，但隨時代推移，社會制度不同，其具體內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樣?！?　　

家譜發(fā)展及其功能嬗變的脈絡，大致可分為周代、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幾個階段。 　　

周代實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義》：“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薄抖Y記.大傳》“族”本來只是有血緣關系的群體，并無尊卑主從之別；而進入隊級社會，便有了“宗”，也就是在親族之中奉一人以為主，主者為尊并有特權，他死了則由宗子繼承。這樣，家譜別親疏、明統(tǒng)系的功能滲進了主從尊卑隊級特權，為宗法封建政治服務的內容。《周禮.春官》載：“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鄭康成注云：“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氨嬲涯抡撸巯怠妒辣尽分?，皆自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云?！庇纱丝梢姡褐艽募易V《世本》之類，是屬于以周天子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統(tǒng)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統(tǒng)系；所辨的親疏，是尊卑貴賤的親疏。所以，周代的家譜完全是為推行宗法分封，鞏固周王朝統(tǒng)治服務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經過春秋戰(zhàn)國戰(zhàn)火“禮崩樂壞”趨于瓦解，特別是秦王掃除六合，舊的貴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漢高祖劉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組織由興到衰，由破壞到重建，到東漢時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兩漢時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統(tǒng)治地位，劉邦尚官，“命官以賢，詔爵以功”，君統(tǒng)與宗統(tǒng)開始分離。所以，兩漢的家譜功能是為恢復、復建宗族和形成、鞏固世族的統(tǒng)治服務。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選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嚴格，“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由譜系”，因而維系門閥制度的家譜特別興盛。此時的家譜成了政府選舉、士族出仕、門第婚姻的根據，同時也成為士族政治服務的工具。正因為家譜對于人們的社會地位、發(fā)展前途、社交層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現象應運泛濫起來，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詐”，這是利益驅動所致。 　　

由于北方戰(zhàn)亂頻繁，大量中原人口南遷，經濟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勢力抬頭，特別是宋明清商品貨幣經濟的發(fā)展，城鎮(zhèn)商業(yè)繁榮和商幫的出現，推動著社會權力的進一步下稱，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發(fā)展。五代以后“取士不問家世”，庶族知識分子可以通過科舉出仕：“婚姻不問門閥”，新興的地主、商人在社會上獲得了應有地位。家譜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變?yōu)樗叫蓿瑑热菀簿透訌V泛豐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發(fā)揮社會功能的方向發(fā)展。具體地說，私修家譜通過姓氏原始、遷徙本末、世系淵源的展現，起著追溯宗、聯宗收族，維系和強化作為社會群體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總之，家譜的產生與發(fā)展，同社會群體氏族、家族、家庭相聯系，它的功能是隨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變化而嬗變，從社會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歸到社會功能，自有文字家譜以來，總的發(fā)展趨勢是由貴族而士族而平民，維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來越廣。 

家譜的價值    

中國家譜，于今人又什么價值？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從存留至今的家譜疑信相滲、精華與糟粕同在現狀來看，家譜對今人具有以下兩方面價值： 　　

1、家譜的歷史價值。作為家族繁衍、活動檔案材料的家譜，保存了歷代不同地區(qū)與世系活動相關的豐富資料，它對于相關學科，諸如社會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都具有史料價值，這已為眾多的有識之士所論證。幾十年前，史學大師顧頡剛識為：“我國史籍之富，舉世無比。然列入公認的官修正史，由于種種原因，自今論之，尚難允稱‘信史’。今青年治史學，當于二十五名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當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國史學領域有尚待開發(fā)的二個‘大金礦’，即地方志和族譜。它一向為治史者所忽視，實則其中蘊藏無盡有價值的史料，為‘正史’所難于悉紀而不為人所知者”。當然，顧頡剛所說的“忽視”狀況現在已有改變，重視家譜史料價值的學者已日漸增多，見諸文字者不少，勿庸贅述。 　　

作為史料價值，要在求真求實。盡管家譜修撰早有“信以傅信，疑以傅疑”、“循實記載”、“置諸闕疑”等主張，但是，出于種種家族利益的考慮和顯耀門庭的，譜學界的偽俗之風在每一朝代都存在，因此，用家譜史料，必須嚴格甄別真?zhèn)?，不可全信全疑?　　

2、家譜的文化價值。家譜在我國源遠流長，在歷史的長河中，已經形成有獨特內涵、浸潤著民族情愫的譜牒文化，它對民族的心理素質、價值取向、行為模式都發(fā)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說過：“中國人民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中華民族就是在自己獨特的環(huán)境中，經過幾千年的蘊釀由眾多族源融合、自然形成的以漢族為核心的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相對獨立共同生活的地理生態(tài)系統(tǒng)，漫漫歷史長河的共同創(chuàng)造，彼此密切交往不斷分化和融合，形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也產生了千枝一本，萬水同源的民族凝聚力。 　　

今天炎黃子孫已經走向世界，遍布五大洲168國家和地區(qū)的海外華人已經超過5500萬?！拔覀兪窍嗤难壒灿幸粋€家，黃皮膚的旗幟上寫著中華。”盡管他們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國，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國籍認、政治認同的改變，并沒有改變他們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據統(tǒng)計：1996年世界共有華人社團9255個，（世界性的華人社團就已超過70個）其中屬于親緣性的宗親社團占了34%，有3147個。海外宗親社團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凝聚的產物，他們有強烈尋根的愿望，每當我們看到，一年一度，人們遠涉重洋，不遠萬里，漚庥于沮水之濱、橋山之巔的華夏始祖軒轅黃帝陵前，共告“五洲風雨疾，華夏有炎黃”，這就是“血濃于水”的情感。臺灣有一位研究神農文化的學者叫姜竹，他說：“臺灣同胞是非常崇拜炎帝的，那邊的炎帝神農廟有121座，每年神農圣誕日（農歷四月二十六日）總要進行一次祭祀活動，以表達炎帝子孫的愛國之心。目前，在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地都有烈山宗親會，這樣，在海內、海外、香港、臺灣，炎黃兩帝已成為維系中華民族情感的文化紐帶了”。炎黃共祖的文化認同，是以姓氏溯源的譜系為根據的，古老的《世本》和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啟其端，歷代的姓氏譜系揚其波，它深入人心，代代相傳，成了民族集體的潛意識，這正是譜牒文化所發(fā)揮的作用。 　　

家譜的文化價值與歷史價值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從文化價值的角度考察，應該著重考察譜牒文化產生、發(fā)展的過程，現象、規(guī)律、社會影響和作用。譜牒文化有相對的獨立性，不能全用史料價值的標準來要求它。比如攀援歷史名人為始祖的現象，從歷史價值的角度考察是不可取的，但從文化價值的角度考察，它又往往起了名人效應，凝聚、鼓舞族群的作用。又如同宗共祖問題，從歷史的真實看，任何一個姓氏，其來源都十分復雜，歷代改姓、賜姓、冒姓層出不窮，欲求血緣的絕對純潔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的譜學，既要重視歷史價值的開掘，又要重視文化價值的開發(fā)，我們在實際運用中，更要注意發(fā)揮家譜在凝聚社會群體，增強民族凝聚力，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為實現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為振興中華和促進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發(fā)揮紐帶和橋梁作用。 

譜牒研究    

譜牒是希望通過對族譜編纂過程的討論，來驗證族譜作為中國人家族、宗族私家“歷史”所具有的真實性和虛構性，從而說明隱藏于其后的族譜編纂者與持有者具有一部分歷史意識。    

在很多情況下，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族譜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理想、為把握過去狀況而服務的資料。我們可以從各個方面來觀察近年來運用了族譜資料的一些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如根據族譜的記載，對某一地區(qū)的移居史進行重建的嘗試；利用族譜的資料，對以往的人口動態(tài)進行的分析；利用族譜的資料，對一些政治史上的和其他領域中的重要人物的出身背景的考察，等等。另外，即使在人類學家以村落調查為基礎的研究著作中，為了敘述某一宗族或村落的歷史背景，族譜也往往在相應的章節(jié)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這已經成了一個通例。    

當我們希望詳細地了解一個個家族或宗族的歷史時，參考族譜一理想資料，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甚至可說是毋庸置疑之事。然而，族譜在成為職業(yè)歷史學家進行研究的材料之前，本身已經是一部包含著對本族過去經歷的解釋與主張的“歷史敘述”。像這樣一種返回原點的尋根式討論現在還很少見。關于族說存在的理由，即究竟為什么要編寫族譜？它們又是如何被持有、被“使用”的？雖然已有人試圖從這些基本的角度出發(fā)來探討族譜作為“史料”的可信賴程度，但迄今為止對這一問題進行的討論，遠不能說是充分的。    

毫無疑問，族譜并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純客觀”事實的記錄，而顯然是由作為當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個成員親手編纂并保存下來的文獻。希望闡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歷史這一動機，雖然導致出策這樣一種對整個家族、宗族成員的事跡以及他們之間的系譜關系進行精確描述的“歷史”記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為有了一動機，才使得一種有意無意的選擇行為，介入了何種內容應該寫入族譜，何種內容不該寫入族譜這一判斷過程之中。其結果，就有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賦予族譜中所記錄的內容以某種虛擬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于編纂者自身業(yè)說，族譜內容也是一種與自我認同和自我夸耀直接相連的東西。    

通過對這類族譜所具有的虛構性和族譜編纂過程的回顧，來逐項檢驗所載事實的可信程度，這一工作就其基本性質而方，本來應該屬于歷史學家的研究領域；另外，在對歷史資料，即作為一種服務于重建過去狀況之線索的族譜的可信性加以驗證的同時，還希望有機會關注賦予了這類族譜以超越單純的“事實”記錄的“真實性”問題，以及持續(xù)地進行族譜再生產的人們的意識結構問題。正是在這類研究方面，人類學家的觀點有可能作出重要的貢獻。    

作為族譜本身，是由某一編纂者個人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編成的，其內容不僅僅是過去曾經發(fā)生過的一系列事件的連綴，實際上，在家族和宗族中，族譜經常作為行動的依據被人們提及、稱引和解釋。也就是說，族譜持續(xù)在存在于離不開往昔、因而不繼予以回味并對之進行再生產的當前人們的意識中。對于人類學愛來說，族譜不僅是重現過去狀況所需的線索，也不僅具有討論某村某族歷史沿革的輔助資料價值，它還是隱藏著遙遠過去種種重要可能性的一個素材。 族譜的編纂是一個追溯性的過程。所謂族譜，是指“在中國的宗族中所構成的以系譜為中心的記錄”。族說是對始祖以來的父系親族的記錄，其內容包括每一個親族成員的姓名、生年、卒年、生前業(yè)績、妻姓、子女數、居住地、墳墓位置和風水等；同時，也會解釋和附記整個宗族的來歷及親族應遵守之規(guī)范。    

但是，即使在把族譜視為一種“記錄”的時候，它也并不一定是親族成員存活時進行的共時性描寫；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該成員去世以后，以總結和評價其生平的形式而作的記載。而且，族譜的每一次重新編撰過程，都要增加轉述和再解釋的工作。特別是對最初編撰者的追溯性訪問和重新解釋過程而大量增加，這種可能性是無地否認的。    

以某一村落或地域為基礎的宗族，在記載最早遷至該地的始祖（開基祖）以前的祖先事跡時，大多轉引該始祖所由遷出之母村的宗族、或與此宗族同系列的其他宗族的族譜。另外，關于現居地始祖以下的部分，由于族譜的編纂并不一定在移居之初就開始著手，而往往要在遷移、定居后經過一段時間，當宗族已開始呈出繁榮景象之后才計劃編纂；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從村落和地域始祖來到定居點以后直至編纂；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從村落和地域始祖來到定居點以后直至編譜以前這一段時間內的世代記載，仍然可能是追溯性重建過程的產物。    

族譜所記錄的系譜位置最早的祖先的年代，及被認為是現居村開基祖或地域開基祖的移居年代，與據信完成了族譜編纂的年代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時間差。 

家譜書目    

家譜是記載本宗族和事跡歷史圖籍，它輿正史、方志一起，構成中華民族歷史學大夏三大支柱，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至今對存世的中國家譜數量仍缺乏完整的統(tǒng)計，家譜目錄遠非歷代遺存的中國家譜的全部，由于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尚有不少藏書單位和個人收藏的大量家譜未能收入。

（本文來源于網絡，族譜網編輯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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