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二十四史，家族腐敗史不絕書。民間流傳了幾千年的古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以視為家族式腐敗的一個最為通俗的注解。然而，家族式貪官只不過是家族式腐敗的冰山一角。家族式腐敗有兩種情形，一是身居要職的官員，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員依仗權勢侵吞國家、社會財富，形成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敗家族不只貪財，還企圖控制政權甚至取而代之。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衛(wèi)帝王這一小家，針對不同類型的家族勢力，出現(xiàn)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之家，以“祖宗成規(guī)”制之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親戚也?！白孀诔梢?guī)”成為制約外戚的重要法寶。東漢時，“后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宋代為皇帝選皇后，特意“選于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圣政”。所以，宋代“女子之防尤嚴”，不允許后妃預政。個別得寵后妃，恃寵干政，皇帝一旦發(fā)現(xiàn)，也予以嚴裁。這些“故事”，被固化為“祖宗遺訓”，深入人心，轉化為朝野人士的共識和自覺，是對后妃勢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輕武，外戚“不得任文資”，就不可能占據(jù)要職，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勢力。但也有先為高官而后聯(lián)姻而成外戚者，則可任文官，但一不許任侍從官，二不許任二府要職。宋代凡帶殿閣待制以上職名，皆為侍從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沒有形成勢力集團。把持朝廷、弄權舞弊的只有外戚韓侂胄和賈似道，且都出現(xiàn)在南宋后期朝綱混亂之際。
但是，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實，外戚就會成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歷數(shù)外戚年羹堯種種罪狀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權力家族化與腐敗，都“當大辟，親屬緣坐”。
士大夫家族，科舉上抑制“官二代”
士大夫家族一旦擁有權勢，便成為家族腐敗的源頭，或者說，家族腐敗是權力腐敗的變種或形式，而且單個人腐敗一旦上升到家族腐敗，往往便形成政治。因此，家族腐敗威脅政權。最低層次上容易引發(fā)黨爭，任人唯親，是政壇上的毒瘤，因此，歷代帝王都采取了相應的防控措施。
一個很重要的舉措是，科舉上抑制官二代?？婆e在長達1300多年歷史上為寒門士子晉身參政提供了機會，但各個時期都有相當一部分官員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實學，而是倚仗父輩的權勢實現(xiàn)金榜題名，這實際上剝奪了很多寒門子弟的政治權利。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識地將抑制官員子弟應試作為獎掖寒士、體現(xiàn)公平的一種手段。唐代明確提出“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宋代專門創(chuàng)立了“牒試”制度，規(guī)定官員子弟、親戚、門客須專送別處考試。
為了防范家族權力過甚而腐敗，宋朝還規(guī)定，官爵不能世襲，此后更是形成制度，這就使官員的權力“一代享用便盡”。王明清在《揮麈前錄》提到，本朝父子兄弟為宰執(zhí)者有二十余人，但是他們并不單純依靠老子的權勢，主要還是憑個人的奮斗，依賴于選官制度。因此，他們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時時表現(xiàn)出維護皇權的一面。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內閣首輔翟鑾的兩個兒子同登進士，時人譏之“一鸞當?shù)?，雙鳳齊鳴”，翟鑾也因此被彈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將翟鑾父子罷黜為民。萬歷八年（1580），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第三子張懋修考中狀元，長子張敬修同時中進士。消息傳來，嘩然。馬上令人想到三年前其二子張嗣修已考中了榜眼。時人作詩諷刺：“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做探花郎！”兩年以后張居正去世，張氏兄弟考中狀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張居正的一大罪狀。咸豐八年（1858），發(fā)生的戊午科場案中，主考官柏葰因家人收受考生賄賂，事發(fā)后被處以死刑。清朝康熙時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參加考試單獨編字號，規(guī)定取中名額，以實現(xiàn)“大臣子弟既得選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時，不少帝王對于官員子弟參與科舉舞弊實行嚴懲。
為了從根源上控制權力家族化的腐敗趨勢，從源頭上分散權力、從刑法上約束以及實行言官制等舉措都收效明顯。
職差分離抑制權力。宋朝別出心裁，在權力控制的頂層設計上實行官職差分離。“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而別為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薄肮佟本褪枪巽?，相當于一個級別，虛銜。領工資的依據(jù)，權力沒有，這叫“寄祿官”。“職”就是職務。相當于一個位置，上班部門，起到只是區(qū)別地位和等級的作用。“差”即皇帝臨時“差遣”，等于現(xiàn)在的出差、某項具體任務。有了“差”，才有事權，稱為“職事官”。但這只是臨時的，事兒辦完，得等下一次差遣?！胺欠顒e敕，不得治本官事”。這一制度在明清兩代都有所繼承。
刑法上約束家族權力。北宋初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蔭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官宦家族子弟橫行不法，是作出公正的懲罰還是給予豁免的特權？宋初規(guī)定，官吏的兒子、部屬犯貪污受賄罪，自己也要負刑事責任。翰林學士扈蒙的養(yǎng)子“盜官鹽”，被連降多級，黜為左贊善大夫。司馬光主張：“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彼未?guī)定，州縣法官獨立進行審判，不得征求上級法司的意見；上級法司如果干預州縣法官審判，則以違制追究責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書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會皇帝與宰相的意見。
利用臺諫系統(tǒng)獨立制約。臺諫始于春秋，至明朝至為完善，又稱言官。言官的職責就是指出皇帝及百官過錯的官，即專門挑刺的官。它職級不高，地位卻很高，獨立于行政系統(tǒng)，掌監(jiān)察之權，形成“二權分立”之勢，這使得制度性的“硬約束”顯得有力量。如嚴嵩家族腐敗20年間，言官從未停歇過對嚴嵩父子的斗爭。雖然言官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重則被殺害，輕則受杖責、遭流放，但仍然彈劾不止，終使嚴嵩父子得到應有的下場。
此外，歷代帝王還推行恩蔭制度以彌補家族權力欲。士大夫家族的形成一般有兩條渠道，一是科舉晉身，二是恩蔭晉身。前者取其才能，后者籠絡其心，當然也不排除皇帝故意為之，意在讓其后代輕松上位，墮其苦學進取之心，使其自我衰落。制度設計上，為防控有的家族勢力膨脹，帝王有意識地維護即將衰落的家族勢力，以達到權力平衡制約。宋代還利用恩蔭制度滿足官員的富貴享受之欲，以息其權力欲，其規(guī)模史無前例。蔭補的范圍非常廣，花樣也多。雖然恩蔭制度在頂層設計上也對恩蔭晉身者予以了限制，但也是腐敗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因而它是一把雙刃劍，遭到寒門士子的反感。
地方大家族，通過嚴謹?shù)淖逡?guī)家訓和嚴密的組織管理制度控制
世家大族世代執(zhí)掌朝政，稍小的家族則縱橫鄉(xiāng)里，控制郡縣政權，有的根本不把朝命放在眼里，因此，為了防控地方上的大家族，統(tǒng)治者也想了很多辦法。其中最有效的辦法便是大力表彰理學治家。
宋代最早提出重建宗族制的張載，提出立宗子法可以“管攝天下人心”。理學家程頤也極力主張重建家族制度，特別是強調治理好家庭、家族對于治理好國家的作用。南宋的朱熹同樣大力提倡建立家族組織，同居聚財，反對異財別居。希望家族組織作為一種輔助手段，達到鞏固統(tǒng)治的目的。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歷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無不懂得“國之本在家”的道理，都希望通過家族的穩(wěn)定來鞏固封建統(tǒng)治，家族內部越穩(wěn)定則國家的統(tǒng)治就越穩(wěn)固，反之就會有垮臺的危險。宋明幾代都把程朱理學奉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就是看中了這種理論與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在具體措施上，趙宋王朝以來，歷代帝王都對其進行旌表、資助，其方式有精神上表彰，如賜予“義門”、“義居”、“忠孝世家”等稱號；物質上獎勵，如減免賦稅優(yōu)惠，資助經(jīng)濟困難，保護族產(chǎn)；求忠于孝，鼓勵他們讀書科舉。希望這種精神上的鼓勵能夠樹立起大家庭的榮譽感，保持“肅睦治家”的家風，同時能夠“鄉(xiāng)里率化，爭訴稀少”，保持基層社會的穩(wěn)定。
“江州義門陳氏”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到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江州義門”陳氏已延續(xù)了230多年，19代同吃同住，全家族人口達3900多人，田莊300多處，發(fā)展成一個龐大的家庭，看起來就像一個縮微的國家，一個自給自足、自成體系的田園社會典型。對這個大家庭的管理，靠的是嚴謹?shù)淖逡?guī)家訓和嚴密的組織管理制度。
但是對于這樣一個樣板家族，朝廷仍然擔心勢力過于膨脹，難以控制。經(jīng)文彥博、包拯等奏請，宋仁宗于嘉佑七年（1062）派人監(jiān)護，把陳姓產(chǎn)業(yè)分為291份，抓鬮定奪，抓到何處就遷往何處。因此，這個跨唐宋二朝歷332年的大家族就此瓦解。第二年，文彥博、包拯等又上表宋仁宗，建議把“義門陳氏”作為樣板進行褒揚，詔令全國學習。
此外，自宋朝保甲制開始有意識將權力下放基層，以防止上重下輕，明朝和清朝基本沿襲了北宋的保甲制，形成了“保甲為經(jīng)，宗法為緯”的社會控制網(wǎng)絡。咸豐初年明定：“準擇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為族正，該族良莠，責令察舉?！边@其實就是鄉(xiāng)村自治的模式。因此，自宋以來，由家族組織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權的狀況已經(jīng)基本上不復存在了。理學治家兼鄉(xiāng)村自治模式之所以有成效，原因就在于改造了中國家庭文化的基因，使世家大族的關注點從權力榮耀轉向家族榮耀。
（作者為國家稅務總局長沙稅務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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