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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對于靖難之役中建文帝一方的敗因，多歸納為文武矛盾與黃子澄、齊泰誤國，實際上建文朝的派系斗爭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甚至說是主要因素也不為過。黃子澄、齊泰(尤其是黃子澄)不僅在軍國大事上謀國不臧，而且還把持朝權(quán)，敗壞政治。

　　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位。當(dāng)時無論在野還是在朝，士大夫們都切注視著這次皇位更迭。如前所述，方孝孺、張紞、陳迪、董倫等在蜀滇為官，相當(dāng)于在野，他們對朱允炆的人格、習(xí)性熟知已久，歡迎建文即位;而黃子澄、齊泰、耿炳文、徐輝祖等朱元璋在晚年就頗為矚意的在朝顧命大臣，也自忖可在新朝大展身手。至于真正的在野者，如解縉、劉璟，也對建文之立，翹首以盼，渴盼仕途命運之轉(zhuǎn)機(jī)。

　　其實，建文朝內(nèi)部的派系分野和斗爭深刻地影響著建文朝政局，應(yīng)當(dāng)予以更多的重視。王紳《繼志齋集》有《上吏部書》云：

　　然而位過于器而器愧于位者有之，至于職小于才而才浮于職者何限，亦有才品相丁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者。

　　是知當(dāng)時朝廷人事、行政，并非人盡其才，亦非一團(tuán)和氣。

　　實際上，建文內(nèi)部的派系分野，絕不僅僅限于文武之爭。如前所述，耿炳文、徐輝祖等親信武臣的忠誠度絕不在于文臣之下。當(dāng)然，文武之爭仍然是建文朝明顯的一對矛盾，無可諱言。不過，文臣內(nèi)部的派系分野深刻影響著政局，同時曲折作用了改制。

　　猥瑣男主持軍政

　　1

　　史料顯示，黃子澄、齊泰是建文朝最具權(quán)力的重臣，二人把持軍政大權(quán)，削藩、戰(zhàn)事、選官都大權(quán)掌于其手。黃子澄較齊泰，權(quán)力更大。二人命運隨靖難戰(zhàn)事而搖擺，不過朱允炆對他們的信任卻始終如一，貶官撤職也不過是私使募兵。

　　建文前期，二人可謂權(quán)勢熏天。甚至到建文后期，他們的權(quán)力也只是稍有減弱，可用“柄國”形容齊黃的權(quán)力。

　　筆者要指出的是，二人僅主持軍政和削藩，并未過多注重改制事宜，甚至朱允炆本人也對軍政不甚關(guān)心，放權(quán)二人。這種分工格局，也影響著建文朝的內(nèi)外政局。到建文中期之后，二人遭貶而權(quán)力下降，原先贊佐的方孝孺便開始參與軍政。下面詳加論述。

　　黃子澄、齊泰享有比其他所有建文朝臣都更優(yōu)越的條件，成為建文朝最具權(quán)力的臣僚。

　　其一，齊黃二人均在洪武末期已被朱元璋所青睞。黃子澄為朱元璋選定的東宮官員，“東角門之對”又為他贏得了朱允炆的無上信任。齊泰更以“九年無過”、“素知邊事”博得朱元璋的賞識，有史料甚至認(rèn)為朱元璋顧命齊泰：

　　三十一年五月，太祖不豫，甲申日召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明日崩於西宮。

　　這則材料的真實性并非百分之百，不過齊泰被朱元璋委以重任則是事實。

　　其二，二人都有強烈的削藩訴求，在軍國重事上朱允炆賦予了他們極大的信任和權(quán)力。這兩點，都是別人所不具備的。

　　尤其是洪武末期，方孝孺、張紞、董倫等人要么根本在野，要么就遠(yuǎn)在滇蜀。東宮舊臣比不上東宮新臣，儒學(xué)型士大夫在顧命軍國重臣相較下，也顯得分量較輕。齊黃二人，便獲得了“柄國”地位。

　　朱允炆即位之年，黃子澄、齊泰便獲得了柄國執(zhí)政地位。黃子澄以太常寺卿兼翰林學(xué)士，齊泰則改兵部尚書，同參國政：

　　(今南京吏部卷內(nèi)有)九月，……以兵部尚書茹瑺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蹇義為右侍郎。……以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兵部尚書，右侍郎劉儁為左侍郎。

　　黃子澄以東宮舊臣參政，齊泰則需要先轉(zhuǎn)為尚書。朱允炆先將茹瑺去位，方為齊泰留出了尚書正官位置。

　　齊黃二人遂把持權(quán)位，操縱削藩、任將、選官：

　　時主少國疑，諸藩與中朝互相猜貳，泰與黃子澄力贊削奪征討之謀，特見信任焉。

　　齊黃二人相較，朱允炆似乎更信任黃子澄。削藩策略上，齊泰主張擒賊先擒王，先削燕王，余則不攻自破。黃子澄則主循序漸進(jìn)，先剪除周代等枝葉，再圖燕王;制燕策略上，齊泰主張扣留燕王三子作人質(zhì)以逼迫燕王就范，黃子澄則主張放歸之以釋燕王之疑。最終，朱允炆都聽從了黃子澄決策。

　　靖難戰(zhàn)起，齊黃二人主持軍政大事，走出一系列昏招。召還忠于朝廷的遼王，令寧王還朝而滋其疑、最終為燕王挾持，都失卻了朱元璋晚年以藩制藩的部署策略，也令靖難戰(zhàn)事上處于被動。

　　建文朝用人最大的敗筆——黃子澄

　　齊黃還把持任將大權(quán)。耿炳文出將，自屬朝野公認(rèn)。有史料顯示，耿炳文戰(zhàn)死后，廷議本欲以魏國公徐輝祖往代，卻臨時改為李景隆，這顯然出于齊黃二人的決策。召還鎮(zhèn)守遼東的楊文，也是一著臭棋，卒使北邊牽制燕王的計劃，幾乎歸于失敗。

　　李景隆攻北平失敗，又于鄭村壩大敗，直接導(dǎo)致齊黃二人去位。建文元年末齊黃二人被罷，不過仍留京師，仍能掌握朝政。建文三年初，東昌大捷后，齊黃還朝。不數(shù)月，夾河朝廷再敗，齊黃二度去位，被“陰使募兵”。齊黃第二度去位后，才真正失去了權(quán)力，方孝孺遂得參軍國大政。

　　我推測齊黃兩度去位，其原因均非簡單地邀好于燕，而亦牽涉到了朝中的政爭。實際上，建文朝內(nèi)部反對削藩、反對齊黃秉政之聲，始終不絕。齊黃去位，泰半原因，可說是被攻去。

　　建文元年便有尹昌隆彈劾齊黃：

　　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jiān)察御史尹昌隆知福寧縣，尋復(fù)之。尹昌隆言奸臣專政，陰盛陽衰，謫見于天，執(zhí)政惡之。

　　“執(zhí)政”、“當(dāng)事”、“權(quán)臣”、“用事者”，如此詞語也屢屢形諸建文史籍：

　　驛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博士。上素聞其賢，將大用之，為當(dāng)事所忌，授博士，尋遷侍講。

　　談遷的記載融會了他的分析判斷，一針見血?！爱?dāng)事”只能是齊黃二人，且“當(dāng)事”與方孝孺并非融洽。齊黃二人不僅把持朝政，也操縱用人大權(quán)。如前所述，茹瑺去位，便是為齊泰留出位置。茹瑺也確與黃子澄有隙，以致遭攻去位：

　　(茹瑺)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xié)，刑部尚書暴昭黨子澄，極力擠瑺，誣以贓罪，黜領(lǐng)河南布政使。歲中，子澄亦黜，召瑺還，復(fù)為兵部尚書。

　　是知黃子澄、齊泰亦有黨附之人，黨同伐異成為他們在人事上的作為。

　　解縉之貶謫河州，也屬“權(quán)臣”所賜：

　　數(shù)歲，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quán)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余，權(quán)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

　　解縉遭貶謫和“權(quán)臣”遭罷黜相隔歲余，適與齊泰、黃子澄首度去位的時間合拍，真相大白：“權(quán)臣”為齊黃無疑。至于為何史籍多不直呼其名，我推測這與永樂而后政治忌諱有關(guān)，楊士奇如此著筆，必有深意。如同寫方氏“叩頭乞哀”、寫耿炳文真定不死——借此抹黑方孝孺、湮滅建文史事。

　　齊泰和黃子澄把持了建文前兩年乃至第三年的軍政最高權(quán)力，這種執(zhí)政態(tài)勢，要到建文三年三月夾河兵敗后，齊黃二度去位，方告終止?！氨鷩保煞Q為齊黃二人在建文朝的角色。

　　真·英才都去改制了

　　2

　　方孝孺、張紞、陳迪作為六部和翰林院重臣，在建文朝主要發(fā)揮了“贊佐”作用，也即改制的主事者。齊黃二度去位后，方孝孺方始參與軍國大政，直至建文朝結(jié)束?！蹲镂╀洝返挠涊d非常典型：

　　帝自坐便殿，召學(xué)士輩討論周官法度。

　　方孝孺于建文朝的地位和作用，實沒有高估的必要。吳緝?nèi)A、阪?zhèn)}篤秀和大多數(shù)通論著作都認(rèn)齊黃方三人為輔政大臣，實則不然。若論其參與贊佐、改制，則大致不差。

　　建文三年初齊黃二度去位前，方孝孺幾乎不參與削藩、平亂的軍國大事決策，史載“詔檄多出其手”或許為真，但詔檄無存，亦無法證其為非。

　　建文前兩年方孝孺的主要職務(wù)，仍是傳統(tǒng)的翰林院本職工作：

　　一、掌翰林文字之職。與朱允炆講論經(jīng)史，撰寫《郊祀頌》、《省躬殿銘》、《代董學(xué)士謝表》等應(yīng)詔文章;

　　二、組織編撰圖書?！睹魈鎸嶄洝沸拮?，方孝孺為總裁之一。此外，方氏還應(yīng)詔編過《類要》等書。周是修《送周判官詩文序》透露：

　　圣天子即位改元之初，政令一新，厲精文治?！拭髂?，復(fù)勅儒臣，取古今君道、臣道、人事之載於典籍者，隱括類聚，分嘉言、善行、懲戒，以為各類之綱?！e中外士流以博洽聞?wù)邥逗擦?，開館武英殿之南廊，以從事而草創(chuàng)之。命文翰博士天臺方孝孺總裁之，命侍讀紹興唐愚士、金華婁鏈、修撰吉郡胡靖三人者副之?！ㄎ母绞率找病?/p>

　　可知直至建文二年末，方孝孺的主要工作仍屬于傳統(tǒng)的翰林文字之職。

　　三、主持應(yīng)天府鄉(xiāng)試。方氏《遜志齋集》有《應(yīng)天府鄉(xiāng)試小錄序》，記載建文元年，他典應(yīng)天府鄉(xiāng)試之事。

　　除卻傳統(tǒng)翰林院工作，方氏的職務(wù)才是進(jìn)行制度設(shè)計，主持改制工作。從朱允炆即位到建文二年，朝廷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里廣泛推行了諸項改革，有關(guān)這一時期改制的時序系年，后文還要詳述。朱允炆坐便殿，軍國重事俱付齊黃，方孝孺便以翰林官輔政的名義，配合朱允炆，便殿君臣共謀，完成了制度改革。

　　建文三年以后，方孝孺始參與執(zhí)掌軍政。方氏在軍政上的主要表現(xiàn)有：

　　謀劃使薛嵓假說燕兵，使遼東真定夾擊北平;參與謀劃離間燕王父子，使錦衣衛(wèi)張安赍書往說燕世子，并險些成功;燕兵迫江時獻(xiàn)策割地，使慶成郡主往說燕王，無功而返;南京危殆時請固守京城，并請若有不測，飛舸走蜀。

　　方氏畫策，顯然勝過齊黃一籌。割地若非緩兵之計，則略顯迂拙。另外幾計俱亦應(yīng)時而發(fā)，雖未成功，亦非謀之不臧。

　　方孝孺頗有謀略，可惜未及時任用

　　建文末期兩大軍政失策：召還徐輝祖、使李景隆、谷王守城，沒有史料證明是方氏所為。不過，有史料顯示，方孝孺和李景隆交好：

　　又謂孝孺與景隆父子交誼。

　　方孝孺輩以愚士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國公之客賢，趣召至。

　　李文忠、李景隆父子均雅好文學(xué)，延攬文士。茅大方《希董先生集》有《次韻奉答李曹公》：

　　元勛名譽動三臺，德澤含濡被草萊。論道每陳經(jīng)世略，匡時還用濟(jì)川才。

　　李文忠還因此遭到朱元璋的猜忌和警告，謂其“非智非謙”。方氏與其交好，事順理合?！哆d志齋集》亦有內(nèi)證：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zhì)壯而氣和，為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xué)下賢，嗜好與韋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fēng)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于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jì)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笑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yè)有光于前人。

　　李景隆兵敗而一再獲任，朝廷對其喪敗之罪不予追究。我推測，可能與方氏回護(hù)有關(guān)。史料不足，只能存疑。

　　方孝孺在建文后期儼然已是輔政大臣，建文朝庚辰進(jìn)士黃鉞留下一本《黃給諫遺稿》，書中記載：

　　辛巳，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吊之。屏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zhèn)京師之左輔，應(yīng)北方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dāng)有以教我?！便X曰：“三郡惟鎮(zhèn)江為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上前，視遠(yuǎn)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府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fēng)，必能獨當(dāng)一面?！毙⑷嬉蜚X附書，于善以忠孝相勉。

　　可知方孝孺此時已介入軍政事務(wù)，臣下亦以此為言。“翰林侍讀”當(dāng)是仍襲舊稱之誤。方氏既知童俊之狡獪，卻不能及時撤換，亦屬謀國有失了。

　　張紞、陳迪作為吏部、禮部尚書，被賦予了主持改制之責(zé)。張紞、陳迪任官云南時便勇于開創(chuàng)，善于制作。張紞專云南，治行為天下第一，凡云南程式、貢賦、法令俱出其手。陳迪布衣出身，允文允武?！皶r更修制度，沿革損益，迪議為多?！?/p>

　　主持改制，贊佐朝政，遂成為方孝孺、張紞、陳迪在建文朝的主要作用。其余各部尚書如戶部王鈍、刑部侯泰、工部鄭賜，亦都能忠于職守，無愧六卿之任。

　　當(dāng)建文朝覆亡之時，六卿殉難比例高達(dá)2/3，如若把兩任兵部尚書齊泰、鐵鉉都算上，那么更達(dá)到5/7。六部等中央高級官署，于建文朝發(fā)揮了重要輔政功能，也與建文朝一同身殉。

　　被壓制的未來名臣

　　3

　　練子寧、周是修等人，于建文朝表現(xiàn)耀眼，但不得大用。筆者將他們歸結(jié)為“供職”。意即，他們作為低級官員，不能參與重大決策。

　　在建文朝壬午殉難的長長名單里，他們隨處可見。最具代表性的，當(dāng)然是練子寧、周是修。不過，作為整體來看，中低級官員，大部都馬前迎降，其中解縉、胡廣、楊士奇、楊榮等人都成為永樂以后幾朝重臣。

　　盡于本職、反對齊黃，成為練子寧、周是修等人在建文朝的兩大主要行跡。齊黃謀國不臧，削藩、戰(zhàn)事亦不甚順利。二人又獨攬大權(quán)、壓制言路，用人亦獨斷專行——這些因素疊加起來，便造成極大的反彈。

　　建文末期，朝廷爆發(fā)了一場政爭：

　　太宗文皇帝靖內(nèi)難之師已渡淮，在廷公卿倉惶失措，坦行甫與衡府紀(jì)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兩人屹不為動。左副都御史練安言：“國事至此，尚不容言者乎?顧所論吾過，有即改，無則加勉?！痹嵳呃⒍埂?/p>

　　本傳的傳主是靖江王府直史蕭用道。他本人并未殉難。這段政爭，也多見于練子寧、周是修傳記，以及其他建文史籍中，內(nèi)容均大致等同。至今讀來，其劍拔弩張、針鋒相對之氣，仍真實可感。

　　從此處亦可窺見建文朝中絕非一團(tuán)和氣，亦非簡單的文武之爭。即在文臣之中，也是“問題成堆”。派系、層次之分野和競合，絕非泛泛。前述齊黃之去位，差可視為朱棣兵威和朝中政爭雙重作用之結(jié)果。

　　練子寧、周是修和蕭用道發(fā)起的這一場政爭，矛頭指向的“用事者”為誰，值得揣摩。如前所述，此時方孝孺似乎是“用事者”。不過，方孝孺素與周是修交好，“誤國”者又非方氏。筆者推測仍是齊黃。齊黃雖然去位募兵，恐怕仍不時往還朝廷。史料不足，留以存疑。

　　“用事者”雖然不能完全被證明是方孝孺還是齊黃，但這場政爭表明建文朝內(nèi)部的傾軋和斗爭，則是無可懷疑的。它足以解釋，為何建文朝覆亡之時，中低級官員大面積投向朱棣，并未殉難。

　　推其緣由，解縉、楊士奇、楊榮、胡廣等中低級文官，飽受齊黃柄國之壓抑，于建文朝缺乏歸屬感，滿腔抱負(fù)難以施展。在建文朝時期，他們能做的只是“供職”而已，建言獻(xiàn)策甚至都遭壓制。

　　“三楊”中有兩位被齊、黃壓制

　　建文朝覆亡之時，解縉、胡廣、周是修、楊士奇相約殉國，最終只有周是修踐諾。這件事在楊士奇、胡廣、解縉的人生中均留下重要痕跡，廣為人知。它表明：中低級文官中，除了少數(shù)以忠義自勉者外，均不甚留戀建文朝。他們投向燕王，謀求新朝能有一番作為，這番心曲，已不待言了。

　　至此，我們完成了對建文朝人事的論述。建文朝的人事，相比于靖難戰(zhàn)事，更深刻直接地影響到了建文改制。不過，建文朝的人事，又確與靖難戰(zhàn)事密不可分。因此，若謂建文改制因人事變動，而間接為靖難戰(zhàn)事所影響，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