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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著用人不疑，疑問不用的精神，建文帝在軍國大事上完全放權黃子澄、齊泰，削藩雖然符合其想法，但對建文帝而言卻不是最要緊的事務。建文朝的大部分時間，建文帝的精力放在改制以實現(xiàn)自己和父親的政治理想上，對朱棣不夠重視，所以在戰(zhàn)場上屢戰(zhàn)屢敗，但建文改制則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和期待。

　　建文帝即位初年，主要精力放在改制而非與朱棣的戰(zhàn)爭上，這是他自幼以來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父親朱標的遺愿。

　　官制改革為建文改制最主要內容，自不待言;由于建文史料《皇明典禮》的發(fā)現(xiàn)，使建文禮制竟而獲得了最原始材料，因而也有了予以特別關注的必要;改變洪武肅殺的政治氣氛，使治國之道由猛趨寬，本屬建文改制的宗旨，因而法律之改，理所當然位列其中;經(jīng)濟、社會政策，作為“制度史本位”的“外緣”，將在最后討論。

　　建文官制改革是有計劃、分步驟進行的，顯系一套對政治制度的通盤設計，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它帶有濃重的方孝孺?zhèn)€人政治學說的痕跡，也飽含了朱允炆本人對治國之道的考量。無論從縱向，還是橫向上看，建文官制都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是一系列有系統(tǒng)的措施。

　　前文提到，軍國大事全在黃子澄、齊泰掌握之中，他們二人在建文初年以柄國大臣的面目出現(xiàn)。方孝孺既不得躋身宰輔執(zhí)政之職，那么把精力集中于官制的設計、改革，可算得其所哉。

　　方孝孺軍國干略勝于齊黃，可惜未能發(fā)揮

　　方孝孺與齊黃固有權力之爭，但未能勝過齊黃而執(zhí)掌大權，恰巧給了他們以不同的分工，可謂是：外事問齊黃，內事問正學。同時，朱允炆對削藩討燕實際也并不甚熱心，建文初年他的主要精力實則是與方孝孺討論周官法度，傾心于治國經(jīng)邦之道。

　　如此，齊黃得掌軍國大政，方孝孺、張紞、陳迪與朱允炆本人主抓內政，構成了建文前兩年的主要政治格局。方孝孺、朱允炆不知兵事，恰能得其所長于內政;朱允炆放權齊黃，齊黃卻目不知兵，卻誤國喪師。

　　洪武三十一年，朱允炆即位之年，便已對制度予以更定。裁五軍都督府斷事官、大理寺復設均在本年九月完成：

　　九月二十日，革五軍都督府斷事官。是日復設大理寺。

　　不過，這兩項改革，并不是建文改制的主要內容。建文元年二月，壽州訓導劉亨上書，拉開了建文改制的序幕：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并用，久長之術。六卿秩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更定。

　　案劉亨本一級別甚低之地方教官，他突然應詔進言，朱允炆也迅速接受，所言又頗合朱允炆心意，后又多照此施行?？芍獎⒑嘀涎?，決不同于一般的應詔言事。高層政治行動，端賴低級官員襄贊，此為中國政治傳統(tǒng)之一。即在明代，張璁桂萼之議禮，鄒應龍之劾嚴嵩，均為顯例。

　　筆者推測，朱允炆、方孝孺暗中指使劉亨上言，藉以坐收順水推舟推進改制。劉亨所言注重文武之別，并不言及制度合理化之要求，以及改制背后之政治理想。這表明：朱允炆、方孝孺一開始便意欲得到士大夫集團的支持以推進這場改革。不過，上書中流露的右文貶武傾向，足令武臣寒心，不啻減弱了統(tǒng)治的擁戴力量，給建文政局埋下隱憂。

　　劉亨二月上書，建文改制即已正式登場。建文元年的二、三、四月，可謂是朝廷改制的第一個高潮：改戶部、刑部為四司;六部品秩升至正一品;布政使升至正二品;堂上官進秩一級;調整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鴻臚寺、通政司等中央官。

　　建文元年的這些改制，幾乎是與削藩同步進行的，齊、湘、岷三王便削于建文元年的上半年。七月朱棣起兵造反，朝廷改制便已成為他攻擊的口實。

　　建文朝廷邊打邊改制，主要精力在改制

　　建文二年構成建文改制的又一個高潮。年初朝廷頒布《皇明典禮》，于皇室禮文詳加勘定，東宮、王府官制均亦改定。無疑的，這是朝廷鑒于朱棣造反，而不得不于皇室家族之間的程式、規(guī)范重加參訂，以適應新形勢，并以此謀求皇室內部之敦睦。

　　《皇明典禮》自稱宗法《皇明祖訓》而來，禮文之中也確實并無與《皇明祖訓》抵牾之處。《皇明典禮》在不抵牾《皇明祖訓》之原則下，作出了官制、禮儀等之新規(guī)定?！盎侍珜O見諸王”等禮儀的制定，顯然是因時而定。因了原始資料《皇明典禮》的頒布和幸而存世，我們可以窺知舊史于改制記載的時間、事實錯誤。

　　本年靖難戰(zhàn)事，朝廷卻屢戰(zhàn)屢敗。北平、白溝、滄州連敗，直至年中濟南得完，年底東昌大捷，方一解困局。

　　然而就是在這一年，朝廷從二月到八月，大刀闊斧地推進改革。都察院改御史府;國子監(jiān)、行人司、大理寺、詹事府等中央官署均有更張;翰林院大動手術;蘇松人仍官戶部，宮門、殿門改易。這一連串改革堪稱是元年改革的補充和繼續(xù)。這兩年的改革，已經(jīng)窮盡了建文改制的絕大部分內容。

　　建文三年，朝廷于年初取得東昌大捷，旋又夾河敗北，齊黃二人二度去位。這一年的軍事形勢時好時壞，但燕兵也旋得旋失，戰(zhàn)事格局膠著。本年改制卻大有停歇之勢，銓選法的改定、僧道限田的新政策出爐，是最主要的改制行動。

　　建文四年，燕兵南下，軍事形勢漸壞。本年度朝廷對燕兵的南下左支右絀，但孤軍深入的燕兵也屢遭重挫，看不到勝利的絕對把握。本年度，朝廷仍然完成了京衛(wèi)武學的創(chuàng)制、散階制度的改革。

　　綜觀建文改制的歷程，細審改制的時間節(jié)點，可知：

　　一、建文改制之發(fā)端，本與靖難戰(zhàn)事關系甚淺。

　　朱允炆甫即位，方孝孺未入京，時人即以君臣遇合目之，并期朱允炆為堯舜。方孝孺等人在建文初年的文章、議論，也絕少以削藩為言。

　　削藩是齊黃二人孜孜必為之事，于方孝孺等人甚至朱允炆本人而言，實屬不急之務。朱允炆“聞耿炳文兵敗，始有憂色”，便是極堅強的內證。細察方孝孺的文集，絕少有相關削藩之事。這固然由于后來刊刻時多有抽毀有關，不過方孝孺的主要關懷的確不是削藩。

　　同時期，解縉雖遠在西陲，卻仍以“厲長之變”為憂，方氏卻甚少留意。他的第一念想絕不是削藩，而是改制，這是完全可以確定的歷史事實。

　　建文元年、二年，齊黃權勢熏天，卻于改制不感興趣、甚少留意，方孝孺遂得與朱允炆專注于改制，這兩年也是建文改制的主要時期。

　　黃子澄、齊泰對削藩的興趣高于建文帝

　　二、建文改制在建文后期逐漸沉寂，這與靖難戰(zhàn)事已經(jīng)密切相關。

　　靖難兵興，朱棣的借口仍主要落在削藩，所謂“諸王實無罪”是也。以改制為言，只是他的第二借口。實際上朱棣切齒痛恨、殺之后快的始終只是齊黃二人(這從奪位成功后，朱棣還意圖籠絡方孝孺，中低級文臣更是留用頗多，可以印證)。

　　建文二年、三年，齊黃兩度去位，方孝孺遂逐漸得與軍政大事。建文中期后，改制步伐有所放緩，筆者推測這與方孝孺分心政事有關。獻策離間燕王父子、割地、城守，齊黃去位募兵的建文后期，方孝孺實已取代了齊黃的位置。軍政、內政“雙肩挑”，原先全情投入的改制運動，自然有所放緩。

　　三、建文改制在邏輯和事實上，畢竟與靖難戰(zhàn)事關聯(lián)不大。即使有聯(lián)系，也屬間接聯(lián)系。

　　朱棣猛烈攻擊的兩大借口：削藩、改制，只是一實一虛。削藩為實，改制為虛。不過，朱棣隨著靖難戰(zhàn)事逐漸推進，卻使實者愈虛，虛者愈實。奪位成功后，朱棣便很少再提削藩，而集中討伐“改制”和“變亂祖法”了。有關朱棣此番策略，后文還將詳細論述。

　　朝廷方面，前文已述，改制運動實是朱允炆、方孝孺謀籌已久的，是對國家社會的一套通盤設計和整體規(guī)劃，并以朱允炆君臣心中的強烈政治理想為動力?！吨芏Y》等儒家經(jīng)典浸潤其中，構成朱允炆君臣一整套的思維結構和行動模式。

　　筆者推測，相較于朱允炆君臣宏大的政治理想，削藩甚至未必稱得上是第二要務。建文元年方孝孺甚至還欲復井田，只是準備未周、形格勢禁而止，這便根本不是削藩能夠比擬的了。建文元年、二年，戰(zhàn)事方殷，朝廷也未曾放緩改制的步伐。

　　靖難戰(zhàn)事與建文改制的間接聯(lián)系在于，因戰(zhàn)事而引起的人事、政局變動，確對建文改制有所影響。不過，這僅僅是間接聯(lián)系。建文朝亡于軍事而非政治?？梢源_知的是，只要南京不失，建文朝廷繼續(xù)存在下去，改制還會繼續(xù)進行，而與削藩成敗關系不大。

　　建文帝的政治熱情全在改制

　　四、建文改制得到了朝野的支持，推行尚稱平穩(wěn)。

　　削藩為建文年間最重大之軍國重事，朝野在這個問題上看法并不統(tǒng)一。削藩，乃齊黃二人力主推行，并不能得到一致支持。董倫、韓郁、尹昌隆均提出過異議。靖難戰(zhàn)事進行中，亦不乏提請朝廷注重親親敦睦之人。朱棣奪位成功后，不止一次獎賞了當初進言者：

　　庚辰，以羅義為戶科給事中。義本清遠衛(wèi)戍卒。建文中，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忤旨下獄。

　　升前湖廣布政司左參政楊砥為鴻臚寺卿，以其在建文中嘗上書請敦親，以罷兵息民也。

　　楊砥只是級別甚低之地方官，羅義甚至只是一個區(qū)區(qū)戍卒。低微如他們，卻都敢于上書持異議。當然，他們之進言，不能排除受到朝中高官授意之可能，不過，這只會更有利于本文的論點：削藩在建文朝內部遭遇很大阻力。

　　與削藩相比，改制的推行獲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并未遭遇太大阻礙和反對。筆者遍檢建文史籍，建文年間經(jīng)常有上書反對削藩者，卻絕無反對改制者。朱棣之外，則更無人提出以祖訓反對改制者。

　　可以確知的是，建文改制贏得了文人士大夫的贊許和擁戴。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