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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吏治清明固然重要，但是更具有根本意義的是樹立怎樣的國策，給今后的國家和社會打下什么樣的基礎(chǔ)。唐太宗剛剛登基后不久，君臣之間就曾經(jīng)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唐太宗回憶道：當初我對魏征說大亂之后不易大治。魏征不同意我的意見，認為大亂之后反而容易治理。就像危難當頭，人都想求生，怕亂就盼望穩(wěn)定，希望治理就容易調(diào)教。魏征說的就是“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的道理。他還提出著名的治國原則，那就是“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也就是說統(tǒng)治者怎樣對待百姓，百姓就會怎樣對待君主，這是相對應的，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所以，如果實行以德治國的國策，就一定會成為文明高尚的泱泱大國。

　　在座的大臣們都覺得魏征說的是書生之言，按照他的意見辦，國家必定大亂。但是，唐太宗卻聽進去了，力排眾議，確立“以德治國”的基本國策，力行不倦。其實，唐太宗內(nèi)心并不踏實，他總覺得善人治國，少說也得百年才能成為文明之邦。因此，他做了長期堅持的思想準備。但是，結(jié)果讓他大感意外，只過了短短幾年，唐朝就實現(xiàn)了天下大治。貞觀七年，唐太宗回顧這場決定國家走向的大論戰(zhàn)時，說道：“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shù)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毙老仓?，溢于言表。謙虛的唐太宗把這個功勞全都歸于魏征，說幸虧有了魏征這位“良工”，才將他這塊“石頭”雕琢成為美玉。推善與人，真君子也。唐太宗的這番表現(xiàn)，本身就是以德綏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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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滅亡后庫存還夠唐朝使用五六十年

　　“以德治國”是當政者經(jīng)常掛在嘴邊的話，怎么才能真正落實于行動之上，而不是流于呢?唐太宗給后人做了很好的榜樣。

　　唐朝是如何做到的呢?魏征曾經(jīng)把治國的核心問題簡明扼要地向唐太宗做了闡述：“君何以名?為君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臣亦與焉。”這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經(jīng)典表現(xiàn)，國家政務千萬條，最根本的只有一條，那就是愛護百姓。怎么做呢?兩個字：輕稅。

　　把財富集中于國家，還是“藏富于民”，唐朝有著前車之鑒。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有為的王朝，短短30多年之間，結(jié)束數(shù)百年的分裂局面，人口戶數(shù)翻了一番多，從開國時不足400萬戶，直線上升至900萬戶;修葺北方萬里長城，開鑿從江南到洛陽、再到幽州的“之”字形大運河，綿延千里，把中原、河北和江南三大區(qū)域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再通往首都長安所在的關(guān)中。對外方面則北平，南綏百越，西逐吐谷渾，東征高句麗。隋朝所做的事情，從國家的角度來說，都是必要的。既然如此，為什么隋朝這個大帝國會轟然倒塌、毀于一旦呢?這決不是市井流傳的隋煬帝獵色所致。

　　中國古代的稅收基本上是人頭稅，官方勤于清點戶口，實質(zhì)上是為了增稅。反過來，老百姓就會想方設(shè)法從官方的戶籍上逃匿隱漏。所以，古代戶口數(shù)從來不準確，戶口增減反映的是官方與百姓的稅收之爭。隋朝在短短時間內(nèi)實現(xiàn)戶口的倍增，并不是人口繁衍的結(jié)果，而是朝廷嚴厲稅收政策的產(chǎn)物，戶口倍增就意味著稅收成倍成倍地增加。為了增稅，隋朝還實行小戶制，要求子女成年后成婚分家，官方可以增加新的戶稅。但是，子女都分家，父母就難以老有所依，這同傳統(tǒng)的道德相悖。唐太宗曾經(jīng)讓臣下清點隋朝留下的倉庫，經(jīng)過隋末唐初的與戰(zhàn)爭，竟然庫存量還能夠讓唐朝使用五六十年。換句話說，隋朝38年征收的賦稅，夠得上全國使用將近百年，稅率之高，令人咋舌。國家興建的大型工程，是善是惡，不僅要看是否有利于國家，還要看老百姓是否能夠承擔，超過這個限度，與民爭利，則雖善猶惡。唐太宗君臣總結(jié)隋朝覆滅的慘痛教訓，指出：“凡理國者，務積于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兇年，此外何煩儲蓄!后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焙纹渖羁?

　　有鑒于此，唐太宗反其道而行之，登基時戶數(shù)僅剩400萬戶左右。按照一戶五口的最低標準換算，損失人口近3000萬。唐太宗難道不知道隋末數(shù)年不可能傷亡百姓過半?如果像隋文帝那樣把官吏派到鄉(xiāng)村挨戶搜查，不就都找出來了嗎。可是，唐太宗沒有這么做，他認了這筆糊涂賬，真是“難得糊涂”。而且，他還從法律上限制子女分家，規(guī)定父母在，子女分家要處罰。這更是不利于稅收的增加。說白了，唐太宗是在放水養(yǎng)魚。什么“以德治國”、“藏富于民”，國家是要讓利的，這不是喊出來的，而是真金白銀做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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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項羽懂得“仁信”怎會滅亡?

　　國家大幅度讓稅，除了與民休息，還有別的目的嗎?有，那就是通過富民以求建立誠信社會。古人早就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國家要建立和培育的是有禮知恥的文明社會，并不鼓勵自私自利的物欲橫流。

　　誠信是國家之本，民無信不立，國家更是如此。誠信的建立必須由國家來帶頭，來規(guī)范。國家失信于民，法律不公正，再好的百姓都會被改造成為刁民。孟子說過“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善待部屬，善待百姓是建立誠信關(guān)系的途徑。

　　大家知道，唐太宗一大長處是善于和人相處，得人之盛，很少有人能夠望其項背。然而，問題也就來了。太宗愛才，其部屬有不少是從敵對陣營投誠而來的，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因此，有人向太宗建議要把官吏隊伍中的異己分子清除出去。這回唐太宗犯難了，誰是異己分子呢?來人馬上獻策，讓唐太宗組織一批人偽裝成謀反的、貪污的，分別同大臣們接觸，引誘他們上鉤，這就可以將他們的真實面目揭露出來。來人說得口沫四濺，唐太宗臉色卻越繃越緊，最后斷然拒絕道：我不能這么做!這么做固然可以暴露異己分子，但同時也讓我失信于天下，將來大家都懷疑我搞陰謀手段，上下相疑，再沒有人肯講真話，國家如何達到大治。君主行詐，卻要部下正直，豈不是源濁而望水清嗎?因此，唐太宗鄭重宣言：“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p>

　　統(tǒng)治者無信，往往是因為大權(quán)在握，以為自己怎么做，下面都無可奈何，失信的根源在于權(quán)力的傲慢。唐太宗讀了項羽的事跡后，感嘆道：如果項羽進入秦都咸陽，控制天下之后，懂得實行仁信，誰能夠從他手里奪取政權(quán)呢?所以，他的滅亡是咎由自取。

　　國家的權(quán)威不是靠高壓和威嚇手段來樹立，而是靠法律與制度的公正和嚴明來保障的。統(tǒng)治者遇到社會問題乃至危機，不能一怒就想到要用重刑震懾，以圖立竿見影。中國有個壞傳統(tǒng)，就是所謂的“治亂世用重典”。所謂的重典就是超越法律規(guī)定加重刑罰，甚至屈打成招，形成急風暴雨的態(tài)勢，轟轟烈烈，可風雨過后，卻是故態(tài)復萌，既失法律的信譽，又讓萬民看出執(zhí)政者的無能。唐朝提出“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的原則，刑罰的目的不在于處罰人，而在于禁止和觸犯法律，所以刑不必重，卻要做到“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樹立國家威信，不靠重刑苛法，而要在平時常抓不懈，依法辦事，有法必依，這就是國家最基本的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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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納百川奠基了文化繁榮

　　國家要想促進社會繁榮，不是工商官辦，而是要大力弘揚文化教育，提倡道德文明，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社會文化、制度與法律環(huán)境，尤其在文化建設(shè)方面，這不是任何個人或者團體能夠承擔起來的工作，必須由國家從全局的高度推進。實際上，衡量一個社會的發(fā)達程度，不是看經(jīng)濟指標，而是看文化繁榮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