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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佛教寺院和信眾在舉行宗教儀式時所用的音樂。佛教認為，音樂有“供養(yǎng)”、“頌佛”作用?！斗ㄈA經·方便品》云：“歌唄頌佛德，乃至一音，皆已成佛道?！?br>　　形式有聲樂和器樂等多種。聲樂主要有：1、獨唱，由維那擔任；2、領唱和齊唱結合，即由維那唱上句，僧眾唱下句：3、齊唱；4、輪唱。
　　聲樂曲調的格式主要有四種，即贊、偈、咒、白。贊，用于頌佛之功德，如三寶贊、得贊等，其詞多為長短句式的詩。偈，用于頌揚佛教教義，如凈三業(yè)偈、沐浴偈等，其詞有四、五、六、七和九言的句式，在曲調上除了用上下對句外，一般常以四句為一樂段。咒，是密語或真言，如灑凈真言等，其詞的格式變化甚多，曲調比較活潑。白，除直白外，其他如梵白、書聲白、書梵白、道腔白等都帶有音樂旋律，與散板吟唱十分相似。
　　器樂訂演奏曲牌。各地各派寺院用的曲牌不盡相同，如江蘇地區(qū)用十番鼓，山西五臺山用八大套，北京有智化寺的京音樂等。
　　佛教常見的主要儀式有朝課、晚課、佛誕祝儀、懺儀、放焰口及水陸法會（水陸道場）、戒壇儀式等等。其中禪門日育是比丘每日在寺院中早晚必做的功課，音樂并不復雜，而且各地較為一致。放焰口和水陸法會規(guī)模較大，費時較長，有的還有情節(jié)內容，其音樂和舞蹈、誦白的結合安排都有一定的水平。音樂旋律有的莊重，有的活潑，有的凄厲，有的熱情，隨儀式發(fā)展而變化。如放焰口，據傳有九板十三腔，不同的唱腔旋律有幾十種，因此，放焰口的音樂結構實際上相當于一出音樂清唱劇。水陸法會的規(guī)模更大，主要盛行于江浙一帶和臺灣等地。
　　演奏使用的樂器，自明代起，在早晚課誦、祝圣等宗教儀式中，著名寺院都較統(tǒng)一，即只用經書中稱之為法器的打擊樂器，如磬、引磬、木魚、鐺、鉿、鐘、鼓等。在其他佛事儀式中，特別是民間應赴的佛事儀式，各地應用樂器不全相同，各有地方特色。除打擊樂器之外，吹管樂器有管子、笛、笙、嗩吶、昭君等。也有采用絲弦樂器的。
　　源流 佛教音樂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樂甚盛。后隨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當時稱為梵唄?；垧ǖ摹陡呱畟鳌吩疲骸疤祗梅剿?，凡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于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義爭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初出家者……即須先教頌斯二贊，無問大乘、小乘，咸同遵此?！弊苑鸾涕_始傳入至三國時，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樂。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蘭、迦時摩騰、支婁迦讖、支謙、康僧會、帛尸梨蜜多羅、有“胡唄三契”和“高聲梵唄”；支曇 有“六言梵唄”；鳩摩羅什作十首偈頌，贈沙門法和?！端鍟ひ魳分尽份d：呂光等滅龜茲，因得龜茲樂“于闐佛曲”。贊寧《高僧傳·讀誦篇》云：“北則竺蘭，始直聲而宣剖；南惟僧會，揚曲韻以諷通”，慧皎《高僧傳》卷十三云：鳩摩羅什“傳聲則三千有余，在契則四十有二”，把竺法蘭、康僧會、鳩摩羅什等奉為梵唄傳入中國的鼻祖。
　　發(fā)展 印度佛教音樂在漢地流傳中，因漢、梵語音不同，曲調難以通用和接受，“梵音重復，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為了便于弘揚佛法，為廣大信徒所接受，音樂遂“改梵為秦”，用中國的音調來配唱漢譯經文。相傳最早改梵為秦的是三國魏曹植。《法苑珠林》言其游魚山時，聞空中梵天之響而“制轉贊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之諷誦，咸焉”。魏晉間的佛教出現(xiàn)了與印度佛教音樂相異的形式，由中國人創(chuàng)制的佛教音樂，可視為中國佛教音樂的萌芽。
　　南北朝時，隨著佛教的傳播，民間吟唱贊偈甚為流行。佛教中涌現(xiàn)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藝術修養(yǎng)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傳》和道宣的《續(xù)高僧傳》等書中，記載了南北朝至唐初的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慧琚、曇宗、道慧、智周、慧明、法稱、真觀等。據傳，他們皆“尤善唱導，出語成章”，“聲韻錘鈴”，“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其見聞者，莫不驚異。梁武帝簫衍積極倡導師佛教音樂，《隋書·音樂志》云：帝既篤敬佛法，“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另外，他還開創(chuàng)了童聲演唱佛曲的“法樂童子伎”，讓“童子倚歌梵唄”，又多次舉辦“無遮大會”，為中國佛教音樂創(chuàng)作、傳播，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條件。這一時期，各地佛教音樂在創(chuàng)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樂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風格各異。道宣在《續(xù)高僧傳·雜科聲德篇》中評論道：佛教音樂“地分鄭魏，聲亦參差”，“東川諸梵聲唱尤多，其中高者，則新聲助哀般遮屈勢之類也”，“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為工”，“江淮之境，偏饒此玩，雕飾文綺，糅以聲華”，“秦壤雍冀，音詞雄遠”。南北朝時代，樂僧輩出，新創(chuàng)作豐富多彩，信眾歡迎，加上帝王倡導，這就為佛教音樂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唐代，西域音樂廣泛傳入中原地區(qū)，唐太宗在宮廷歡宴百僚時，經常演奏《燕樂》、《清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等十部樂。其中《天竺樂》、《西涼樂》、《龜茲樂》等西域音樂和佛教音樂均有密切的關系，也是當時中原最流行的音樂。《舊唐書·音樂志》云：“自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shù)百曲，多用《西涼樂》?！蓖瑫r，中國佛教音樂在創(chuàng)作和演唱、演奏上均達到很高水平，進入了鼎盛時期。廟會在唐代已成為藝術表演場所，寺院成為保存和傳習佛教音樂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師輩出。如《宋高僧傳》稱少康唱偈贊，“皆附會鄭衛(wèi)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其藝術魅力如“善醫(yī)以餳蜜涂逆口之藥，誘嬰兒入口耳”；唐《樂府雜錄》和《因話錄》說文淑“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聽者填咽寺舍”?！短綇V記》稱唐文宗曾采其講聲成為小管的曲子。又如段善本，貞元年間與有“長安第一手”之稱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侖比藝，其高超的演奏技術使聽眾傾倒，康昆侖驚服，后拜其為師。唐代佛教的“俗講”吸引廣大百姓，韓愈詩云：“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廷”；姚合也有“仍聞開講日，湖上少魚船”和“酒坊魚市盡無人”之句?！独m(xù)高僧傳》記載寶巖和尚登座俗講時，“案幾顧望，未及吐言，擲物云崩，須臾坐沒”，有的高僧“隨物贊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如雨”。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據近人任二北對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進行考證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羅門》、《悉曇頌》、《佛說楞伽經禪門悉曇章》、《好住娘》、《散花樂》、《歸去來》、《太子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等281首。在陳旸的《樂書》中，還載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如來藏佛曲》等幾十首。此外，在《羯鼓錄》、《食曲》、《唐會要》等書中。也有佛曲名的記載。唐代佛教音樂還吸收和融合了民間音樂和古樂，如佛曲《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好住娘》等。在歷經了600余年發(fā)展、變化，經過漢族多代僧人的努力創(chuàng)造，中國佛教音樂在唐代進入了輝煌燦爛時期。
　　宋元明清諸代，佛教音樂又經多次的搜集、加工和整理。明永樂二年（1404），成祖搜集唐、宋、元以來通行南北的佛教音樂曲調400余首，編成《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名稱歌曲》行世。這本曲集不但影響全國，還流傳越南、緬甸一帶。
　　近代佛教音樂基本上保存了明清的傳統(tǒng)。音樂活動較著名的，有常州天寧寺、寧波天童寺、北京智化寺、揚州大明寺以及山西五臺山諸博物院。為發(fā)掘、整理中國古老的佛教音樂，1986年3月，北京于廣化寺成立了北京佛教音樂團，整理、研究智化寺自明正統(tǒng)（1436~1449）年間流傳下來的京音樂。
　　佛教音樂對于中國民間說唱音樂、音韻學以及樂律、音階和字譜學的發(fā)展，均有重要影響。另外，崇奉佛教的音樂家和民間音樂藝人，還創(chuàng)作過不少宣傳佛家思想的非宗教儀式所用的聲樂作品和器樂作品，如琴曲《普庵咒》，說唱音樂“宣卷”、“寶卷”的早期作品和現(xiàn)代名僧弘一所作的《三寶歌》等。
　　史料 中國佛教音樂的史料不多，流傳的譜集更為少見?，F(xiàn)藏法國伯希和編號為P3539，即寫在“三藏法師阇那崛多譯”的背面的殘譜兩行和編號為P3808，即寫于后唐長興四年（933）中興殿應圣節(jié)講經文卷子的背面的25首曲子，以及山西五臺山鼓樂老譜等唐代字譜，是目前研究唐代佛教音樂的珍貴資料。明永樂趣一年（1404）行世的普集以及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北京智化寺的曲譜集，也是重要資料。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法》中的《魚山聲明集》、《魚山和鈔》以及扎什倫寺所藏的《央移普》等均為聲曲線譜，這些重要的音樂史料，尚待破譯。此外，各地寺院也有一些手抄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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