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文化—徽學—安徽作家與新時期文學的崛起(五)
被韻竹斥為“一個無情的假正經的活死人”的柴夢軒,不像《雷雨》里的周萍那樣厭惡繁漪,想急切地逃離繁漪。當年他撇下韻竹一走了之,不論他有多少理由,比方說,他一回到柴莊,小爺爺就通過他的影響叫族董們讓他當上了族長,而族長就必須遵守族規(guī)。即便如此,他也不能棄韻竹而不顧?,F在,他躲著韻竹,拒絕韻竹,是因為他是族長,是丈夫,更重要的是,以前的情人,如今的小奶奶是他的長輩,他不敢亂倫。心里呢?依然深深戀著她。
這也是一個讓人同情的悲劇性人物,一個被情愛與倫理所毀滅的人物。他的所作所為,體現了人性的雙重性:既向往自由美好,又堅守封建倫理;既移情他戀,又正人君子;既通人性,又滅人性。正是這種悲劇的性格,最終徹底毀滅了他。
在這場由情愛恩怨導演的悲劇中,該指責誰呢?是韻竹,顯然不是。是柴夢軒,也不是。該指責的則是那個隱藏在一切事件背后的真兇——隱跡遁形而又操縱一切的巨大力量。
《孽緣》貶的是革命內部一直盛行的極端化的政治階級論,揚的是一隊患難夫妻的至情至愛?!秮y倫》寫命運坎坷的畫家禇玉與遭遇不幸的兒媳雪荔從相互同情、相依為命到真心相愛。題為《亂倫》,意不在亂倫之本意,而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fā),寫合人性之情愛,對受難與受的不幸者的同情。
四是長篇小說《陰陽關的陰陽夢》,唯有這一篇是充滿著荒誕、神秘現實和魔幻等非現實性內容的小說。陰陽關的封閉、保守、愚昧與藏而不露的險惡之中深含著巨大的無意識力量。這里有一種看不見的神秘恐怖的氣氛,生活于其中的人,只能聽命于神秘力量的支配。就連民國時期的新派人物、革命黨人徐明清也難逃劫數。他奉命從上?;丶亦l(xiāng)陰陽關策劃叔爺支持革命黨,但一入陰陽關,他就像一個木偶,心甘情愿地接替了叔爺老關長的位子,當起了陰陽關的新關長。巫風神氣彌漫的陰陽關,仿佛是一個吞噬一切的魔地。正是這種愚昧落后,把陰陽關與世隔絕開來,造成了文明的窒息與毀滅。很明顯,它的意義是指向民族文化的某種腐朽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篇深透著民族文化的尋根小說。
魯彥周小說寫現實、寫歷史、寫人性,三者常并行,但不同的小說則有所偏重。關注現實、思考歷史是魯彥周小說的重要品性,而寫現實寫歷史又通往人性和人道主義則是魯彥周小說最具社會歷史內容、人性深度和審美價值之所在。據此,我認為魯彥周是一位有著浪漫的理想主義氣質的現實主義小說家。
二、劉克:一個不該被遺忘的作家
劉克是一個應該進入文學史的作家,在80年代,憑其中篇小說《飛天》在全國產生的廣泛爭論,特別是首開描寫地域之先河的四部中篇小說《康巴阿公》、《古碉堡》、《暮巴拉?霧山》、《采桑子》所達到的水準及它們在當時文壇產生的深度震撼,他應該進入文學史。但文學史確實將他遺忘了,甚至連文學社會也將他遺忘了。中國當代文學史及其配套的作品選出版了幾十種,均見不到劉克。偶爾一現,那準是在宏觀掃描新時期文學的概述里,順帶一筆提及曾經引起廣泛爭議的《飛天》。就連無所不及、無所不收的網絡,也很難見到作家劉克的蹤跡。
劉克被文學史遺忘,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他的這些小說均未獲得全國性的文學大獎。獲獎常常是一篇(部)作品被文壇公認進而被文學史認可的標志,在那個一位作家以一篇小說轟動全國,一夜間成名的年代,其作品獲不獲獎,對一個作家太重要了。劉克的小說沒有獲得全國文學獎,這是他的遺憾,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遺憾。我將他的《飛天》和“系列小說”同當時獲獎的作品對照著讀,感覺他的這些小說的水準絕對在獲獎作品的中線之上,其中的《康巴阿公》和《古碉堡》則屬于上線之作。二是他作品的數量對他進入文學史極為不利。文學史是一個巨大的話語系統(tǒng),它對進入其間的作家的選擇,通常將作家放在第一位,而將真正構成文學史的作品放在第二位,這種謬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學史的真相。余華曾在《文學和文學史》⑥一文中,特以波蘭作家布魯諾?舒爾茨的“不幸”來指認文學史的這一謬誤。布魯諾?舒爾茨是一位不錯的畫家,同時他也寫小說,死后僅留下薄薄的兩本短篇小說和一個中篇小說,此外他還翻譯了卡夫卡的《審判》。他的作品有時候與卡夫卡相像,卡夫卡的作品震撼了近一個世紀的閱讀,但他沒有收到眼淚,布魯諾?舒爾茨卻兩者都有。布魯諾?舒爾茨與卡夫卡一樣寫下了20世紀最出色的小說,可是他的作品的數量影響了他進入文學史,因此他無法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還有日本的作家樋口一葉,似乎是另一個布魯諾?舒爾茨,她的二十幾個短篇小說完全可以使她進入19世紀最偉大的女作家之列,可她死后置身其間的文學史,對她似乎也像對死亡一樣蠻橫無理。被海明威稱為20世紀美國最重要作家之一的史蒂汾?葛潤,寫了兩篇精彩無比的短篇小說,在海明威看來,有兩篇異常出色的短篇小說就足夠了,但文學史對他不屑一顧。這樣不幸的作家其實很多,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寫下了無愧于自己,同時也無愧于文學的作品。然而,“文學史總是樂意去表達作家的歷史,而不是文學真正的歷史”,這是作家的不幸,更是文學的不幸。幾乎是所有的文學史都把作家放在了首位,而把文學放在了第二位。只有很少的人意識到文學的歷史不應是作家的歷史,而應是文學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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