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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先生論兩宋學術云：“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chuàng)通經(jīng)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荊公而止；創(chuàng)通經(jīng)義，其業(yè)至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保ā吨袊倌陮W術史》，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頁）此處所說的“兩端”，亦有體有用，即以“經(jīng)義”為體，以“政令”為用；“書院”者，即教授此“明體達用”之學也?！端卧獙W案》托始于“安定學案”，安定（胡瑗）“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jīng)義、治事二齋”。其“經(jīng)義”即體也，其“治事”則用也。此種治學精神的確立，以及宋代“書院”的興起，實是本之于范仲淹。宋學精神中的“革新政令”，其事至荊公（王安石）而止，其始則亦是創(chuàng)自范仲淹。由范仲淹倡導、推行的慶歷新政，是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先河；而慶歷新政的改革科舉、興辦學校，則使儒學得以復興，成就了宋元明時期的新儒學。范仲淹實為宋代復興儒學的第一人。

一

范仲淹具有鮮明的民本意識，這與其青少年時期的經(jīng)歷有關。據(jù)《范文正公集?年譜》，他兩歲喪父，從母在朱姓家中長大，21歲始寄居長山醴泉寺（今山東鄒平縣南）苦學，在此之前可能因貧寒而無緣于讀書，當他27歲登進士第時，仍是“長白一寒儒”。這種經(jīng)歷使他深知民間疾苦、社會利病。他“少有大節(jié)”，“慨然有志于天下”（歐陽修：《范公神道碑銘并序》），在進入仕途后，始終“憂其君”、“憂其民”，而“憂其君”也是憂君主不能“進賢授能”，為民行善政。

“民”在范仲淹的思想中，就是士、農(nóng)、工、商“四民”。在他所作的《四民詩》（《范文正公集》卷一）中，他對農(nóng)（“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幾壟，游墮如云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書，竭我百家產(chǎn)，崇爾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荊棘有余春。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在當時所受的壓迫、所處的窘境，給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流傳較廣、童稚能誦的《江上漁者》：“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里”，也是他“憂其民”的心懷袒露）。他所希望的是進行改革：“琴瑟愿更張，使我歌良辰”。

作為“四民”之一的“士”，是范仲淹自身所處的一個階層。他認為“士”在社會中所應得到的待遇是：“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為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美祿報爾功，好爵縻爾賢，黜陟金鑒下，昭昭媸與妍?！币簿褪钦f，君主要以仁義忠孝、賢能功績?yōu)闃藴识谟琛笆俊敝舻摚斑M賢授能”，與君主“共理天下”。但是，當時的境況卻是：“此道日以疏，善惡何茫然”，也就是說，自秦漢以來，儒家之“道”日益荒疏，善惡失去準衡，“士”之升遷黜陟不是以仁義忠孝、賢能功績?yōu)闃藴?。雖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但是“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由此造成了士風與吏治的敗壞：“學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職。節(jié)義為空言，功名思茍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边@種境況給儒學帶來的危害是：“灶方激揚，孔子甘寂。六經(jīng)無光輝，反如日月蝕?！边@里的“灶”（春秋時期鄭國言“陰陽災異”者，子產(chǎn)以“天道遠，人道邇”批判之）是喻指佛老。范仲淹在此所說的佛老“激揚”、孔學“寂默”、“六經(jīng)無光輝”，也正是稍后王安石與張文定公的那段問答所反映的情況：“一日[荊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圣后絕無人，何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廊粐@服?！保ㄗ陉剑骸蹲陂T武庫》）在佛老激揚、儒門淡薄的情況下，范仲淹發(fā)出了復興儒學的呼聲：“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抑”，盡管是“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但是“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就是要擔當“造物者”之功，“回此天地力”，復興儒學。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風、吏治與復興儒學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張”，百姓歌詠“良辰”，就必須端正士風，整頓吏治；而要整頓吏治，“舉縣令，擇郡守”，又必須“慎選舉”，即改革科舉考試的方法，不是以詞賦、墨義（記誦經(jīng)書章句）來取士，而是據(jù)經(jīng)旨、策論來選拔真正的人才，“取以經(jīng)濟之士”（范仲淹所謂“經(jīng)濟”，即是本之于儒家的經(jīng)旨、經(jīng)義而經(jīng)世濟民）；而“取以經(jīng)濟之士”，又必須“敦教育”，即興辦學校，“教以經(jīng)濟之業(yè)”，授以“明體達用之學”。這種“明體達用之學”，已經(jīng)不是“學者失其本”的“泛濫詞章”，也不是“功名思茍得”的進士場屋之學，而是能夠認明儒家之經(jīng)旨而經(jīng)世濟民之學；它所培養(yǎng)出來的“士”，雖然須通過科舉考試而進入仕途，但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考取“功名”、達身“富貴”（《范文正公集》卷二《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茍?zhí)烀?，富貴非我望”），而是為了把儒家之道“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這種儒家之“士”即孔門弟子曾參所謂“仁以為己任”者，他們把個人的禍福得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順逆沉浮不能改變其志向，故“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文正公集》卷七《岳陽樓記》），他們將此作為自身的終極關懷、內(nèi)在價值，因此，他們雖然“進亦憂，退亦憂”，但仍不失為“道義之樂”（《范文正公集?年譜》）。這種“明體達用之學”，就是宋代所復興的新儒學。

二

“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孫復和石介，先后游仲淹之門，他們受范仲淹的激勵、延聘和推薦，將其復興儒學的精神付諸治學和講學之中。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范仲淹在《奏上時務書》（《范文正公集》卷七）中已提出了“救文弊”、“重三館之選”。兩年之后，他又在《上執(zhí)政書》（《范文正公集》卷八）中明確提出了“慎選舉，敦教育”，“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此時他正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掌府學，“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年譜》)，“明體達用”的教學之法在此時當已有其雛形。《年譜》引《東軒筆錄》云：

公在睢陽（按南宋時金改“南京”為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于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yǎng)，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惫唬骸拔嵊^子辭氣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yǎng)，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孫生薦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后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又見《宋元學案?泰山學案》附錄）

這一段范仲淹與孫復的因緣際會，實乃宋代儒學復興的一個重要契機。范仲淹對索游的“孫秀才”給予同情、幫助，補以學職，授以《春秋》，激勵他“安于學”，這與范仲淹因自身的苦學經(jīng)歷而同情“寒儒”很有關系?！端卧獙W案?泰山學案》載：孫復“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fā)微》十二篇”。孫復在睢陽兩次上謁范仲淹，當即孫復四舉而進士不第之時，他在泰山“學《春秋》”，當始于范仲淹在睢陽“授以《春秋》”。孫復不負范仲淹所望，在泰山苦學十年，成為復興儒學的“宋初三先生”之一。

《宋元學案?安定學案》載：胡瑗“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jīng)，即以圣賢自期許?！邑殶o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他生于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十三歲時是公元1006年，而孫復離開睢陽時是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也就是說，在胡瑗十三歲“通五經(jīng)”之后，又經(jīng)歷了二十多年的貧困坎坷，然后往泰山與孫復、石介同學?！栋捕▽W案》載其在泰山苦學的情況：“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痹诖似陂g，“宋初三先生”相互砥礪，而范仲淹的“慎選舉，敦教育”的思想當通過孫復而傳達給了胡瑗、石介。

景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并且首先把自己所得南園之地建為“義學”，希望“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既成或以為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贝四?，范仲淹聘胡瑗“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同時亦給孫復寫信，希望他到蘇州“講貫經(jīng)籍，教育人材”（《年譜》）。此年末，范仲淹召還判國子監(jiān)，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范仲淹推薦胡瑗，“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安定學案》）。此時，胡瑗四十二歲，經(jīng)范仲淹的推薦，從“白衣”被授以學官之職。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范仲淹為陜略安撫副使，在戎馬倥傯中，他寫有《舉張問、孫復狀》，說孫復“素負詞業(yè)、經(jīng)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圣奧，跡在窮谷”，希望朝廷“賜召試，特加甄獎”（《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同年，張載來謁，即《宋史?張載傳》所云：張載“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這也就是《宋元學案》序錄所說“導橫渠以入圣人之室，尤為有功”。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朝廷依范仲淹、富弼的推薦，“以處士孫復為國子監(jiān)直講”（《年譜?補遺》），此時孫復五十歲，距其離開睢陽已經(jīng)十四年了。又據(jù)《宋元學案?泰山學案》：石介既為學官，“作《明隱篇》，以語于朝，……于是范文正、富文忠皆言先生有經(jīng)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jiān)直講”。孫復被授以學官，與石介在朝廷中的宣傳也有關。

慶歷三、四年，即慶歷新政推行之時，規(guī)定科舉考試“進士：先策論而后詩賦”，“諸科：經(jīng)旨通者為優(yōu)等，墨義通者為次等”，“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議》卷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在京師建立太學，詔令各州縣皆立學，范仲淹于此間寫有《奏為薦胡瑗、李覯充學官》，其中講：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講論經(jīng)旨，著撰詞業(yè)，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向善，閭里嘆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議》卷下）。亦在此時，“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于太學召[胡瑗]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安定學案》）

慶歷年間，孫復、石介并為國子監(jiān)直講，而胡瑗的教學之法也被朝廷所肯定和推廣，胡瑗亦被召為諸王宮教授?！八纬跞壬迸c慶歷新政的關系，于此得到充分顯現(xiàn)。隨著慶歷新政的夭折，石介被至死，孫復亦遭誣陷被罷貶。后來，孫復得以復職，“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泰山學案》）。胡瑗則在皇二年（公元1050年）再次被召，參與“作樂事”，受到朝廷的嘉獎。嘉元年（公元1056年），胡瑗“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句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為榮?！保ā栋捕▽W案》）雖然慶歷新政夭折了，但其“慎選舉，敦教育”的思想因胡瑗的執(zhí)掌太學而得以延續(xù)和光大，并且形成與荊公新學相抗衡的一股勢力。《安定學案》載：

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堂劉彝往從之，稱為高弟。后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yōu)？”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yè)。臣聞圣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shù)千余人。故今學者明夫圣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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