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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古代著名君王戒日王（Harsavardhana或＇sīlāditya，590—647）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曾三次派遣使臣到達中國，與唐太宗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同時，戒日王還是一位杰出的梵語劇作家，有《龍喜記》《妙容傳》《瓔珞傳》傳世。這三部梵劇既有獨特的文學(xué)造詣，又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

　　戒日王屬剎帝利種姓，公元590年生于薩他泥濕伐羅城（Sthāne＇svara，今塔內(nèi)莎爾，Thānesar），在605年前后即位，繼而定606年為喜增元年，卒于647年下半年。戒日王信仰象征戰(zhàn)爭的濕婆、象征王權(quán)的吉祥天女、家族崇拜的太陽、維護王國穩(wěn)定的蛇、安撫民眾的佛陀、迷惑民眾的幻術(shù)等等，可概括為泛印度教的帝王信仰。

　　戒日王在薩他泥濕伐羅國獲得王位后，又得到了羯若鞠阇國的控制權(quán)。而后，他憑借父兄的軍隊和鳩摩羅王的盟軍，通過“象不解鞍，人不釋甲”的征戰(zhàn)，使戒日帝國的疆域從即位之初的兩個王國擴展到玄奘訪印之時以中印度、北印度為主體，以恒河和閻牟那河流域為核心，包括東、西印度部分地區(qū)在內(nèi)的廣大區(qū)域。

　　隋唐年間，中印的民間交往日益頻繁。玄奘訪印之時，唐太宗主持修造的《秦王破陣樂》已傳入印度。玄奘與戒日王的會晤最終促成了中印的官方往來。從《法苑珠林》《舊唐書》《新唐書》等史料可知，641年至648年的八年間，戒日王與唐太宗互派使臣達六次之多，其中二人各發(fā)使三次，平均一年零四個月一次。印度歷史上的著名君王戒日王，也因此與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帝王唐太宗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

　　戒日王第一次派遣使者的時間為初晤玄奘之后，于641年下半年抵達唐都，持續(xù)時間只有數(shù)月。這次出使內(nèi)容并不豐富，很可能僅包括一封以戒日王名義發(fā)出的官方書信，信中戒日王自稱“摩伽陀王”，并無實際貢物。

　　唐太宗遣使回訪的時間不晚于642年。“帝（太宗）命云騎尉梁懷璥持節(jié)尉［慰］撫?！保ā缎绿茣肪矶簧稀段饔蛏稀罚埃ㄌ铺冢┣补愫翁幜_拔等厚赍賜其國（罽賓），并撫尉［慰］天竺。［何］處羅拔至罽賓，王東向稽首再拜，仍遣人導(dǎo)護使者至天竺?！保ā缎绿茣肪矶簧稀段饔蛏稀罚o論從官階，還是從慰問等級的輕重厚薄或是出訪的具體內(nèi)容，都可看出唐太宗第一次遣使的主要目的是厚賜罽賓，次要目的才是撫慰天竺。何處羅拔是整個出使行動的正使，梁懷璥為副使。何處羅拔出使罽賓后，并未前往天竺。因此，梁懷璥又是出使天竺的正使。

　　唐太宗對天竺的這次僅僅為外交禮節(jié)的慰問，帶給了戒日王極大的震撼：“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四ぐ荻茉t書?！保ā杜f唐書》卷一九八《西戎》）戒日王的恭敬姿態(tài)也給太宗的使者乃至太宗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從而推動了中印的官方交往，使得作為“厚賜罽賓”之副產(chǎn)品的“撫慰”升級為一次曠日持久的正式訪問。

　　戒日王二使的時間約為642年?！埃ㄊ_逸多）復(fù)遣使者隨入朝。”（《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上》）史書中沒有記載戒日王二使的細節(jié)，然而戒日王對待太宗一使及璽書的態(tài)度極大地“取悅”了唐王。這不僅使戒日王的第二次遣使具有重要意義，也使得唐太宗把中印交往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并決定正式派遣使臣訪問天竺。

　　唐太宗的第二次遣使是太宗一朝最為重要的中印外交活動，持續(xù)時間長，出使內(nèi)容多，留下的史料也相對豐富。唐太宗二使的出發(fā)時間為643年農(nóng)歷三月，于當(dāng)年農(nóng)歷十二月（即644年初）到達印度，歸國時間在645年農(nóng)歷二月十一日之后。使臣共二十二人。正使為衛(wèi)尉丞李義表，副使為時任融州黃水縣令的王玄策，此外還有書寫大覺寺碑的典司門令史魏才和匠人宋法智等二十人。

　　唐太宗二使的官方目的是“送婆羅門客還國”（即戒日王二使的使者）和“取熬糖法”，還包括“愍其忠款，遐軫圣慮”，“禮之甚厚”，并受到戒日王君臣的“郊迎”“縱觀”“焚香夾道”“東面拜受敕書”等盛情禮遇（《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而后，大唐使臣“巡省佛鄉(xiāng)，覽觀遺蹤”。具體內(nèi)容包括觀禮佛足跡石、鷲峰山刻銘及大覺寺立碑。

　　戒日王三使于647年上半年到達中國。史書中明確記載了戒日王此次遣使攜帶的貢物：“（尸羅逸多）復(fù)遣使獻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樹?！保ā杜f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唐朝時期，火珠僅見于西南各國，中印度并不盛產(chǎn)，可見為稀有寶物。印度傳統(tǒng)認為不能將印度花果的種子帶離本土。而戒日王既獻火珠，又獻上郁金香和菩提樹，表明戒日王促進中印交往，心意至誠。

　　647年上半年，唐太宗第三次遣使印度。王玄策一行三十余人，先到達四天竺，得到諸國朝貢。其后，還未到達中天竺，就得知戒日王駕崩，國中大亂。亂臣阿羅那順篡立，發(fā)胡兵擒獲王玄策隨從，“盡掠諸國貢物”。王玄策“挺身宵遁”，向吐蕃借精兵一千二百，向泥婆羅國借七千余騎，章求拔國亦發(fā)兵來赴，遂大破阿羅那順。648年農(nóng)歷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王玄策返回長安，獻俘闕下。

　　唐太宗三使為戒日王三使的回訪。戒日王三使進獻火珠、郁金香、菩提樹，唐太宗此次遣使，也一定答以厚禮，只是未見于史籍。唐太宗二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印度鳩摩羅王希望得到老子《道德經(jīng)》梵文譯本。唐太宗遂詔令玄奘主持翻譯。王玄策此次出使很可能攜帶了《道德經(jīng)》梵本并贈予鳩摩羅王。王玄策破阿羅那順之后，鳩摩羅王送牛馬三萬，及弓、刀、寶瓔珞等饋軍，并獻異物、上地圖、請老子像。

　　戒日王三次遣使，從國書朝貢，到進獻寶物。唐太宗三次遣使，從兼訪到專門遣使；從短暫的“璽書慰問”到“禮之甚厚”和長達一年多的“巡省佛鄉(xiāng)”；使者的官階從低到高，使者的人數(shù)從少到多，出使的內(nèi)容從單一到豐富。從民間的交流，到求法僧不畏艱險西行求法，再到官方使臣頻繁往來，中印的關(guān)系仿佛從冬眠的湖水一下子變成了波濤洶涌的江河。641年至648年，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黃金時段。

　　戒日王統(tǒng)治印度四十余年，在印度中心地帶建立盛極一時的強大王國。戒日王留下248枚銀幣、1枚金幣、6件銘文、3部梵劇、若干詩作，是波那的歷史傳記小說《戒日王傳》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在七世紀印度的銘文和后世的梵語文學(xué)理論著作中被一再提起。戒日王與唐太宗互派使臣。在玄奘的求法紀行和后代的官修史書中都留下了有關(guān)戒日王的記載。所有這些使得戒日王成為印度古代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史料豐富的國王。

　　在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戒日王的宮廷文人波那創(chuàng)作了印度歷史上最優(yōu)秀的梵語長篇傳記作品《戒日王傳》和小說《迦丹波利》，宮廷文人摩由羅則創(chuàng)作了梵語詩集《太陽神百詠》。戒日王本人也是杰出的梵語戲劇作家：《龍喜記》是一部獨特的傳說劇；《妙容傳》第一次運用“胎戲”的表現(xiàn)手法；《瓔珞傳》構(gòu)思精巧，語言優(yōu)美，嚴格遵守梵語戲劇規(guī)范，成為后世文論中引用的典范。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外國文學(xu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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