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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初諸侯的派系分野

　　洪武三年(1370)底，明朝封六公、二十八侯、二伯，公、伯數(shù)量較少，不足以言派系。二十八侯依次為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華云龍、顧時、耿炳文、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費聚、吳良、吳禎、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楊璟、康茂才之子、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位次前后，關(guān)乎地位高低，而排位的標準是什么呢?

　　一眼看去，這個排序既不按官職高低，也不按俸祿多少，而是按照加入紅軍的早晚順序，分組排定。這一原則，使出身濠州的舊將十四人位居前列。無論是位高名重的水軍首領(lǐng)廖永忠，還是對紅軍立足江南作出決定性貢獻的康茂才，以至軍中最驍勇善戰(zhàn)的大將傅友德，都只能排在大量平庸戰(zhàn)將的后面。濠州紅軍、巢湖水軍、渡江后降將三大派系，涇渭分明。

　　朱元璋在濠州紅軍中稍屬后起，二十八侯的前十四人中，既有先為同列后為下屬的，也有直接投奔朱元璋的。若以歸屬朱元璋的順序論，唐勝宗、陸仲亨等年輕隨從最早，郭子興、王志、費聚等老牌紅軍直到甲午年(1354)才改屬朱元璋統(tǒng)領(lǐng)，鄭遇春、吳良、吳禎直到這一年才加入朱元璋所部紅軍。這個順序與封侯位次非常吻合，只有排名首位的湯和是例外。湯和本是資歷最老的紅軍高官，但很早就與朱元璋深相結(jié)納、甘為下屬，又有封公之勛，只是因有過而僅得封侯，理應置于諸侯第一位。總之，濠州舊將內(nèi)部的位次，是以歸屬朱元璋的“從龍”次序為主，以在紅軍中的資歷為輔。

　　十四人中，有十一人來自濠州的附郭縣鐘離縣，三人來自定遠縣。元代的濠州，下轄鐘離、定遠、懷遠三縣，濠州紅軍是先起于定遠、后據(jù)濠州的，所以諸將無論來自鐘離還是定遠，都可稱為濠州人。后十四人，絕大多數(shù)也來自淮西地區(qū)，但皆非濠州人。籍貫是否一個關(guān)鍵因素?朱元璋是鐘離縣西鄉(xiāng)人，與費聚、王志、顧時尤屬近鄰同鄉(xiāng)，但這些人的位次都在定遠縣人華云龍之后。六位公爵中，除徐達是鐘離縣人，李善長、常遇春、馮勝來自定遠縣、懷遠縣，李文忠、鄧愈更是來自泗州的盱眙縣、五河縣?？芍c朱元璋同鄉(xiāng)，乃至籍貫鐘離縣、濠州乃至“濠泗”，只是一個自然現(xiàn)象，而非“評分標準”。

　　六位公爵中，徐達之外的其他五位，是在甲午年(1354)秋南下滁州到乙未年(1355)夏渡江前夕才歸屬朱元璋的，居然晚于上述十四人。乙未年(1355)夏紅軍渡江，一舉奠定立國基礎(chǔ)。后來，濠州舊部與在江北新加入紅軍者，皆稱“渡江舊人”，明初君臣常以“從朕渡江”“從上渡江”為標榜?！岸山f人”，是否也是一項關(guān)鍵指標?

　　紅軍能渡江，是因為乙未年春巢湖水軍的介入。與常遇春、馮勝等小股勢力相比，巢湖水軍兵多將廣，諸將長期占據(jù)高位，在建國歷程中多次發(fā)揮關(guān)鍵作用。可是，巢湖諸將沒有人躋身公爵，在后十四人中僅有趙庸、廖永忠、俞通源、華高四席。誠然，巢湖水軍的主要頭領(lǐng)廖永安、俞通海、趙伯仲、張德勝等在洪武三年(1370)時已離世，剩余代表人物是他們的兄弟子侄。

　　可是，這些幸存者的官位和戰(zhàn)功，遠遠高于唐勝宗、陸仲亨、王志、鄭遇春等人，所得封賞極不相稱。對此，朱元璋解釋道說：“御史大夫湯和……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向，以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

　　所謂“止封為侯”，言下之意即四人皆有封公資格。其實，湯和、郭子興兩位濠州舊將功績平平，只是資歷特深，而確實劣跡斑斑。趙庸、廖永忠兩位巢湖舊將，則全憑戰(zhàn)功，“私其奴婢”“徼封爵”等罪名，明顯是欲加之罪。封侯同時，有六人與諸侯同受重賞但不得封，前二人就是來自巢湖水軍的汪興祖和金朝興。顯然，同為“江北舊人”中較晚加入紅軍者，巢湖水軍受到了刻意的壓制，與常遇春等江北新紅軍的待遇相去甚遠。

　　巢湖水軍只比常遇春等人晚一點點加入紅軍，但投奔對象不同。甲午年是朱元璋早期發(fā)跡的關(guān)鍵時刻，對此他回憶：“倡農(nóng)夫以入伍，事業(yè)是匡，不逾月而眾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戍守滁陽。”后來又回憶：“率二十四銳者南游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余。入滁陽，葺城以守之?！敝煸皬娜?、二萬中分得相當部分，遂得獨力南下滁州，一個包括徐達等舊屬和李善長等新人的核心群體就此成型。

　　不久，上級將領(lǐng)陸續(xù)來到滁州，朱元璋遭到猜忌、削弱，但私屬班底沒有拆散，并且以紅軍某部首領(lǐng)的身份接納了鄧愈、常遇春等人。乙未年(1355)夏，濠州紅軍接受了龍鳳政權(quán)的任命，朱元璋在軍中位列第三，巢湖水軍就是在此之后來降的。巢湖水軍實力雄厚，投奔的是這支紅軍而非朱元璋，此時雙方不可能建立私人歸屬關(guān)系。等丙申年(1356)朱元璋奪得全軍領(lǐng)導權(quán)后，其他濠州舊將或巢湖水軍乃至新投降者，無論怎么衷心擁戴，也來不及建立微時慧眼識英雄的私人關(guān)系了。所以，“渡江舊人”的關(guān)鍵不在“渡江”，而在“舊人”，即在朱元璋名位不彰時的“從龍”關(guān)系。

　　甲辰年(1364)朱元璋初創(chuàng)衛(wèi)所時，各衛(wèi)主官可考者二十一人，其中濠州舊將十五人，江北加入者有丁德興、吳復、金朝興三人，渡江后加入者有傅友德、康茂才、朱亮祖三人。洪武三年(1370)封侯時，除孫興祖、蔡遷已死，沐英年位尚低，其他十二人全部封侯，即諸侯前十四人中湯和、周德興之外的十二人。顯然，王志、鄭遇春這些中級將領(lǐng)封侯，憑靠的正是甲辰年(1364)任指揮這個資格。但是，其他六人中，除丁德興已死，連渡江后加入的三人都封侯了，江北新加入的吳復、金朝興卻未封侯。

　　二人本系元軍將領(lǐng)，值得關(guān)注。衛(wèi)所選簿提及明朝建國前加入紅軍的方式，有“從軍”、“歸附”、“歸附從軍”等用語，“歸附從軍”仍屬“歸附”，很多軍人是在明朝建立后投軍的，算“從軍”，有些早在渡江前加入的，仍算“歸附”。其中關(guān)鍵，不在于參軍早晚，而在于加入紅軍以前的身份，到底是平民或反元自立者，還是屬于其他陣營的軍人。勛貴的出身也嚴格區(qū)分為“從軍”和“歸附”?！睹鞴Τ家u封底簿》記錄了八位明初勛貴的出身，其中吳復為地方義兵將領(lǐng)，康茂才為元軍將領(lǐng)，俞通源為其他紅軍系統(tǒng)的將領(lǐng)，常遇春則“原隸群盜劉聚部下，聞太祖駐兵和州，領(lǐng)眾十人來歸”。

　　這四人都在此前加入了其他組織，接受了其他陣營的任命，無論是主動來投奔還是被俘投降，都只能算“歸附”。其中只有費聚、常遇春較為特殊，前者是以老紅軍而非來降者的身份投靠朱元璋，關(guān)系親密;而后者只身來投，易于與朱元璋建立私人從屬關(guān)系。

　　按此標準，江北新加入者可分兩類。根據(jù)史料判斷，李善長、李文忠、馮勝、鄧愈皆為“從軍”。而丁德興的傳記中注明“城口歸附”。吳復投朱元璋后，“察其底里，無他，俾領(lǐng)前驅(qū)”?！睹魈鎸嶄洝分谐埠娭鲗⒘斡腊?、俞通海的官方傳記注明為“降”。諸將必皆屬“歸附”。吳復、丁德興與巢湖諸將同遭壓制，說明“從軍”和“歸附”出身，也是重要指標。

　　總而言之，加入紅軍陣營的早晚、“從軍”與“歸附”的差別，乃至籍貫是否濠州等等因素，都會影響到勛貴封賞。但歸根到底，與朱元璋確立主從關(guān)系的早晚，是決定勛貴排名的主要指標?！岸山f人”中的“從軍”者，形成了與朱元璋關(guān)系最親密的第一圈層，不妨概稱為“濠州從軍”者，其中包括以私人關(guān)系和超群戰(zhàn)功躋身于此的常遇春?！岸山f人”中的“歸附”者，一般籍非濠泗，與朱元璋的私人從屬關(guān)系不彰，洪武三年(1370)封賞時受到壓制，形成了第二圈層，可稱“江北歸附”者。渡江后投降的將領(lǐng)，能在明初勛貴中占有一席之地，要么依靠戰(zhàn)功，要么依靠率領(lǐng)大隊人馬歸降，概屬“歸附”者且與朱元璋私人關(guān)系淡薄，構(gòu)成了第三圈層，可稱“渡江后歸附”者。濠州從軍者構(gòu)成了公爵的全體和侯爵的前半部分，居于絕對的主導地位。

　　二、洪武前期勛貴興衰的派系背景

　　諸臣與朱元璋的圈層關(guān)系，不僅影響到勛貴在國初得到封賞的情況，對于其后的胡藍黨案等一系列屠戮功臣的過程，也發(fā)生了直接的影響。

　　明朝建立后首次殺戮功臣，是洪武八年殺廖永忠。其原因先后有僭越、受楊憲牽連、殺韓林兒等多種說法。廖永忠在殺邵榮、殺韓林兒這兩次最重要的政變中，都扮演關(guān)鍵角色。他不是濠州紅軍舊將，與邵榮、韓林兒本無淵源關(guān)系，而作為“歸附”者中的頭號人物，在關(guān)鍵時刻的姿態(tài)至關(guān)重要?！八谋粴ⅰ保[隱展現(xiàn)出“歸附”者功高位重而不免首遭的前景。

　　從洪武三年到十三年，涌現(xiàn)了一批新封、進封的勛貴。洪武三年底，此前因罪未封的名將薛顯封永城侯，仍因罪謫居海南。薛顯很可能是龍鳳政權(quán)下的趙君用、毛貴舊部，但時當辛丑年(1361)，無論原屬淮東紅軍還是元朝抑或張士誠部，前來投靠朱元璋只能是“歸附”了。他與汪興祖，本應在首批封侯之列。

　　洪武十年，甲辰 “從軍”中唯一尚未封侯的沐英，在并無新功的情況下封西平侯，而當年的“歸附”指揮吳復、金朝興仍無封爵。洪武十一年，湯和由中山侯進封信國公。其實，在洪武四年的四川之役中，湯和頓兵遭斥，傅友德、廖永忠則被朱元璋譽為“傅一廖次”。在洪武五年漠北之役中，湯和兵敗喪將，而傅友德獨建殊勛。但濠州從軍者湯和的資格，壓倒了歸附者傅友德、廖永忠的戰(zhàn)功。

　　洪武十二年末胡惟庸案前夕，一批大都督府僉事封侯。其中曹興、周武、張溫皆系“渡江舊人”，藍玉、謝成、張龍、曹震為濠州從軍者，仇成、吳復、金朝興、葉升是江北歸附者，王弼是渡江后歸附者。吳復、金朝興是甲辰年指揮使、指揮同知，其他江北歸附者在甲辰年(1364)多任主官以下的指揮僉事，濠州從軍者當時多任千戶。這批新封勛貴中，江北歸附者占有較大比例，但資歷較淺的濠州從軍者與資歷較深的江北歸附者待遇相同，優(yōu)待很明顯。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fā)，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三大衙門的最高官員，除右御史大夫安然被斥還鄉(xiāng)外，其余均遭殺戮。其中，胡惟庸、毛驤、陳寧、涂節(jié)、汪廣洋、安然、丁玉等，皆為渡江后加入紅軍者。他們或是投奔朱元璋較晚和“歸附”的濠州人，或是投奔朱元璋很晚的非濠州人，皆非濠州從軍者。案發(fā)后，中書省與大都督府被取締，御史臺則由勛貴之首李善長出山控制?？梢姡┯拱钢?，皇帝并未打擊“淮西集團”或任何勛貴，而是了取代勛貴重職的新銳官員，可以視為以濠州從軍者為主導的勛貴集團對新進官員的勝利。

　　胡惟庸案后，渡江后歸附者朱亮祖、胡美被殺。而此前，濠州從軍者華云龍、與朱元璋同村的周德興雖犯下與之類似的罪名，但均獲從輕處理;其他濠州從軍勛貴也有犯罪降調(diào)者，但無一遭到誅殺。渡江后歸附者得封侯，多依靠率領(lǐng)大股部眾來降，少數(shù)如楊璟、傅友德是靠征戰(zhàn)之功，而康茂才、朱亮祖、胡美等三人則兩者兼?zhèn)??？得攀亲鳛榧瘧c路守將投降的，所部“連家屬數(shù)十萬口”;朱亮祖所部十分強悍，投降前多次重創(chuàng)紅軍;胡美所部則是陳友諒在江西全省的勢力，部下于壬寅年發(fā)動南昌叛亂，紅軍損失慘重，朱元璋仍憚胡美而“特宥之”。至此，康茂才前已病卒，渡江后歸附的三股最強勢力的首領(lǐng)全部離世，江北歸附者對舊部有影響的人物也只剩南雄侯趙庸一人。

　　洪武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三年，又增加了一批新封、進封的公侯。渡江后歸附者傅友德進封潁國公，濠州從軍者藍玉進封涼國公，皆由新建大功。封侯者中除張翼、朱壽是江北歸附者，納哈出是元朝降官外，皆為濠州從軍者或其后代。在此期間，胡黨牽連甚眾，但勛貴中只有已死的渡江后歸附者梅思祖被追論，亦僅以其子謫為遼東都指揮了事，其他勛貴安然無恙。

　　總之，從洪武三年封賞勛貴到洪武二十三年誅戮胡黨的二十年間，明初勛貴集團中的濠州從軍者持續(xù)擴大著優(yōu)勢地位，未受任何觸動，而歸附者中帶來大股部眾且戰(zhàn)功卓著的幾位勛貴則遭消滅。

　　三、胡藍黨案的派系背景

　　洪武二十年、二十一年，明朝發(fā)動兩次大戰(zhàn)，徹底擊敗了北元實力，勛貴集團的利用價值不復存在。洪武二十三年，胡黨案爆發(fā)，李善長、唐勝宗、陸仲亨、費聚、趙庸被殺。而陸聚、黃彬、鄭遇春的結(jié)局，不見于《明太祖實錄》，三人若非與李善長等同遭殺戮，即此前已死而遭追論，洪武二十三年已不在世。

　　此時，洪武三年所封勛貴大多已經(jīng)死亡，勛貴的主體已是襲封的子侄和新封侯者。朱元璋公布追論已死的胡黨分子，有胡美、顧時、陳德、華云龍之子、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金朝興。錢謙益指出，其實還有鄧愈之子、吳禎、俞通源、薛顯、吳復。由此，胡黨案牽連勛貴共二十二家，他們的子孫或遭屠滅，或受牽連。

　　其中，二十家來自洪武三年所封公侯，另外的吳復、金朝興，恰恰是洪武三年曾遭壓制、后來才得封侯的兩位甲辰年指揮，而其他新封勛貴無一受到牽連。這次大的目標很明確，只是建國初期的老一輩勛貴及其子孫。

　　二十二家中，濠州從軍者十一家，江北歸附者四家，渡江后歸附者七家。這個比例與洪武三年格局一致，似乎不分從軍、歸附，一視同仁。但是此前歸附者已屢遭，在老一輩勛貴集團中的比例已下降，此時占涉案者比例仍居高不下，可知歸附者受打擊更重。此后幸存的老一輩勛貴之家，即未遭牽連和雖遭牽連追論但子嗣未絕、待遇未取締的家族，有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馮勝、湯和、周德興、耿炳文、郭子興、吳良、吳禎、吳復、俞通源、傅友德、薛顯、韓政、曹良臣共十六家。其中，十家為濠州從軍者，兩家江北歸附者，四家渡江后歸附者。如果去除前四位洪武三年所封公爵，則從軍與歸附比例，乃至濠州、江北、渡江后的比例，依然如故。

　　但洪武三年后的新進勛貴們?nèi)w免于牽連，改變了此時勛貴集團的派系結(jié)構(gòu)。新勛貴計有沐英、藍玉、謝成、張龍、曹興、葉升、曹震、張溫、王弼、李新、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納哈出、朱壽、張赫、孫恪、濮嶼和張銓，共二十家。其中，十七家可以確定出身，濠州從軍者十二家，江北歸附者三家，渡江后歸附者僅兩家。新舊合計，濠州從軍者的優(yōu)勢進一步擴大，而渡江后歸附者進一步衰落了。

　　藍玉黨案歷來被視為“胡黨之流禍”。但是，藍黨案的對象與胡黨案有顯著區(qū)別。據(jù)《逆臣錄》，牽入藍黨案的勛貴，有藍玉、常遇春之子常升、張翼、陳桓、曹震、朱壽、謝成、張溫、曹興、孫興祖之子孫恪、韓政之子韓勛、曹良臣之子曹泰、納哈出之子察罕、濮英之子濮嶼、桑世杰之子桑敬、何真之子何榮。

　　另外，《明太祖實錄》載，俞通源之弟俞通淵被黜還鄉(xiāng)里。常升是藍玉的外甥，必遭牽連。孫興祖、桑世杰、濮英之子，皆因父戰(zhàn)死而后來得封。納哈出、何真之子，父皆洪武三年后得封而由子襲爵。只有韓政、曹良臣兩家算是老一輩勛貴。可見，藍黨案幾乎未涉及洪武三年勛貴，而是針對洪武十二年、十六年以進攻西番和云南戰(zhàn)功得封的新進勛貴，與胡黨案形成了鮮明對比。

　　十七家勛貴中，除張溫、曹興不知出身，藍玉、常升、謝成、陳桓、曹震、孫恪、濮嶼七家為濠州從軍者(姑且將常遇春系統(tǒng)的藍玉、常升算作從軍)，葉升、張翼、朱壽、俞通淵、桑敬、曹泰、韓勛、納哈出八家為歸附者。洪武二十三年胡黨案后，歸附者在勛貴集團中的比例已不到三分之一，而在藍黨案遭誅戮者中又占了一半。此后見于記載的勛貴，歸附出身者只剩下吳復、傅友德、王弼三家，而徐達、李文忠、馮勝、湯和、耿炳文、吳良、沐英、張龍、李新、郭英、張銓諸家，皆為濠州從軍者。

　　洪武二十七年后，王弼、李新、張龍、薛顯后人等，亦陸續(xù)被殺、去世、罷襲。在洪武末年和建文時期，見于記載的勛貴家族，唯余徐達、李文忠、湯和、耿炳文、吳良、沐英、吳復、郭英等八家。其中，沐英是朱元璋的義子，郭英是朱元璋寵愛的郭妃之兄。此時殘存的勛貴集團，除吳復屬較早投奔朱元璋的江北歸附者，都是濠州從軍者中的老一輩勛貴之家和與朱元璋私人關(guān)系極深的新貴。

　　甲辰年衛(wèi)所主官的人選，與洪武三年勛貴的位次，一致展示出明初建國勛貴集團的內(nèi)部分野。衛(wèi)所、部眾、將領(lǐng)的輕重親疏，既不僅僅論籍貫是否屬濠州，也不僅僅論加入紅軍的早晚，而是更重視與籍貫、時序大體吻合的“從軍”與“歸附”出身。由此，甲辰年前，軍中存在著朱元璋嫡系、濠州紅軍、江北歸附者、渡江后歸附者等層次，而到洪武三年，大體分為從軍與歸附兩系。各衛(wèi)所主體人眾與各位勛貴在洪武時期的不同命運，則展示出：明初軍中存在著一個以朱元璋為核心的、優(yōu)勢穩(wěn)步擴大的濠州“從軍”集團，在建國過程中舉足輕重的“歸附”各部則受到壓制、打擊，逐漸退出了核心位置。洪武中期的親軍衛(wèi)人眾，和洪武末年的勛貴集團，已轉(zhuǎn)化為近乎清一色的濠州從軍者。

　　濠州從軍者的核心地位，說明明初并不存在一個政治傾向、利益追求一致的“淮西”集團。朱元璋與勛貴集團之間，并非一貫的對抗、打擊關(guān)系。在君權(quán)極端膨脹的背景下，朱元璋仍然長期扶植、利用、保留了與自己有密切私屬關(guān)系的部分勛貴。這個有濃郁“濠州”與“從軍”色彩的派系，與君主互相借重，一直構(gòu)成明初勛貴集團的核心主體。明初衛(wèi)所的興衰，乃至君臣之間、文武之間的兵權(quán)分配等制度現(xiàn)象的演變，都是在這個派系背景下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