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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每逢大事有靜氣”

　　曾國藩年輕時在官場沉浮，難免有心煩氣躁之時，便向理學名臣唐鑒先生請教，唐鑒送了他一個字——“靜”，心靜下來，就能處理各種紛亂的軍國大事。從那時起，曾國藩每天都要靜坐一會兒，許多為人處世、治學從政的體會和方法，便都在此中獲得。尤其在遇到重大問題時，他更是不輕易作出決定，總要通過幾番靜思、反復權衡之后，才拿出一個主意來。為讓氣氛更寧馨些，還往往點上一支香。每見到這種情況，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擾他。

　　2、“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p>

　　這一天，曾國藩帶著日記，又去拜見老師唐鑒。唐鑒審讀他的日記，見滿紙都是痛罵自己不成器的話，很是滿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記，看上面寫道：“自今日起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也’?！碧畦b稱贊：“有志氣!滌生，望你今后滌舊而生新?！?/p>

　　3、“不為圣賢，則為禽獸。只問耕耘，不問收獲。”

　　如果不能以圣賢的道德標準要求自己，便只能與禽獸一般為欲望所控制。只關心付出多少，不關心結果怎樣。唐鑒曾送給曾國藩一本自著《畿輔水利》，一張親筆楷書條幅：“不為圣賢，則為禽獸。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善化唐鑒?！备颂畦b一段時期，尤其在通讀了他的《畿輔水利》一書后。

　　曾國藩看出這位理學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紙、空談心性的書呆子，而是關心民瘼、留意經(jīng)濟、學問淵懿，亦不乏謀略的能吏。同樣，唐鑒也知道曾國藩是老成深重、極有心計的干才。以后，唐鑒、國藩師生之間往往探討程朱之學少，推究興衰治亂的歷史多。

　　4、“輕用其芒，動即有傷，是為兇器;深藏若拙，臨機取決，是為利器?！?/p>

　　無論是處世還是用兵，平時深藏鋒芒，關鍵時果斷出手，出手便能解決問題。曾國藩出兵征討太平軍前，有人贈予曾國藩一口家傳古劍，他的岳父歐陽老人說：“滌生(曾國藩字)今日喜得寶劍，老夫也高興。

　　老夫十分喜愛舊日讀過的一首古劍銘，現(xiàn)把這首古劍銘送給你，輕用其芒，動即有傷，是為兇器;深藏若拙，臨機取決，是為利器。”曾國藩聽完這首古劍銘后，明白岳父的深遠用意，十分感激地站起來說：“國藩牢記在心。

　　5、“揚善于公庭，規(guī)過于私室”

　　贊揚別人要在公開場合，批評別人要在私底下。曾國藩率湘軍攻占武昌后，六弟曾國華帶領在湘鄉(xiāng)招募的五百勇丁來到武昌。曾國藩見到這個出撫給叔父的六弟，心中很是高興。四個弟弟，他認為最有出息的便是這個為人倜儻雄奇的六弟。于是親向六弟傳授帶勇識人的經(jīng)驗。

　　曾國藩知道弟弟的脾性，說：“衡人亦不可眼界過高。人才靠獎勵而出。大凡中等之才，獎率鼓勵，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貶斥不用，則慢慢地就會墜為朽庸。對待部屬，大哥有兩句話，望弟切記?！眹A望著大哥，誠懇地說：“請大哥賜教?！薄斑@兩句話是：揚善于公庭，規(guī)過于私室?！眹A點點頭，輕輕地重復一遍。

　　6、“打脫牙和血吞”

　　曾國藩對洋人的堅船利炮，以及諸如千里鏡、自鳴鐘、機器等，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慘敗于洋人的教訓，他記憶猶新。十多年的戎馬生涯，對外國與中國在軍事上的懸殊他看得很清楚。一個基本認識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與洋人相爭，不在于一時一事的輸贏，而在于長遠的勝負。中國目前不如洋人，一旦開仗，只有失敗。要靠“打脫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發(fā)憤，徐圖自強。

　　7、“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世界上能做成的事情，多半是因為外界的壓力被逼或者被激出來的。容閎是第一個畢業(yè)于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曾國藩對其抱有極大希望，一力促成其辦廠辦洋務，然而容閎近年在辦事的過程中，深感處處棘手，步步難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還是挺下來了容閎本想向曾國藩吐一肚子苦水。

　　聽曾國藩這一說，便不敢再講了，硬著頭皮把總督交給的擔子擔起來?！凹兏?，我知道你有難處?！痹鴩獜摹氨M力辦好”四字中，已知容閎的艱難，“老夫活了五十多歲，經(jīng)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難之處，正可看作是激勵和逼迫。”

　　8、“歷來有文壇上之泰山北斗，官場上卻毫無建樹，甚至一敗涂地者，蓋因不識此中差別耳!”

　　文壇和官場是有差別的，認識不到這兩者的差別，多半會一敗涂地。曾國藩麾下第一幕僚趙烈文，對大儒船山先生王夫之非常崇敬。王夫之的名作《讀通鑒論》在書局刻印過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來讀過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見事高明、議論深刻。

　　此時看著這部被裝訂成十大本的五十余萬言巨著，真是愛不釋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對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議論戛戛獨造，破自古悠謬之談。卑職想，若使其得位乘時，必將大有康濟之效?！?/p>

　　“不見得。”曾國藩輕輕地搖了搖頭。“為何?”趙烈文頗感意外。他深知曾國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為什么并不贊同這個觀點呢?“船山之學確實宏深精至，但有的則嫌偏刻。比如對人的評價，求全責備的多，寬容體諒的少。若讓船山處置國事，天下則無可用之人了?！?/p>

　　曾國藩離開座位，在書案前走了幾步后又說，“作文與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見深識閎為佳，立論即使尖刻、偏頗點亦無妨，因為不至于傷害到某一個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實效，只要自圓其說，便是理論，運筆為斤，自成大匠。

　　做官則不同，世事紛繁，人心不一，官場復雜，尤為微妙，識見固要閎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進，當行則行，當止則止，萬不可逞才使氣，只求一時痛快。歷來有文壇上之泰山北斗，官場上卻毫無建樹，甚至一敗涂地者，蓋因不識此中差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