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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是中國文化系統中的一種地域文化?；罩菸幕w很廣，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并存，半個多世紀以來，日益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廣泛關注。任何文化的形成發(fā)展都基于一定的環(huán)境，這種環(huán)境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經濟環(huán)境。本文探討徽州文化形成發(fā)展的社會經濟因素之一——徽商對徽州文化的影響。

徽商是中國明清時期十大商幫之一?；罩萑说纳虡I(yè)活動起始久遠，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嘉靖至清乾隆、嘉慶年間達到鼎盛。雖然各種徽州文化現象肇始早晚不一，但其極盛期卻同徽商鼎盛期基本吻合：新安理學始于南宋，元代、明代中前期最盛[1];新安醫(yī)學啟自東晉，盛于明清[2];徽派樸學始于明末清初，清乾隆年間達到頂峰[3];新安畫派始于元代，明末清初獨具風格[4]明萬歷年間，徽派版畫登峰造極[5];明清時期，徽派建筑最為興盛；徽派盆景始自五代十國，明清時期達到高潮[6];徽菜始于南宋，明清時期自成體系；明萬歷年間，徽劇形成自己的風格[7]……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時間上的簡單巧合，而恰恰說明徽州文化對徽商具有某種依存關系。

一、徽商雄厚的經濟實力與徽州文化

經過長期的商業(yè)經營，到了明清時期，徽商“資本之充實者，以萬千計，其次亦以數百計”[8]，“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藏鏹有至數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9]?；丈谈挥谐潭瓤上攵?。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fā)展，是以經濟為基礎的”[10]，一定的經濟往往孕育著與其相適應的文化。徽商充裕的資金為徽州文化形成和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微州文化方方面面與徽商的關系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一）徽州傳統民居建筑與徽商經濟實力

徽州傳統民居建筑以“粉墻黛瓦，封火山墻”為特色，平面布局規(guī)整中不乏靈活，空間結構設計合理，裝飾協調和諧，村鎮(zhèn)規(guī)劃構思精巧，被譽為“傳統建筑的瑰寶”?；罩莠F存很多明清時期的民居建筑，僅據原徽州府六縣之一的黟縣1985年古民普查資料，全縣715個自然村尚存明代民居建筑26幢，清代民居建筑3593幢。

徽州傳統民居建筑質量之高，遺存之多，直接得益于徽商雄厚的經濟實力?；罩萆倘私浬讨赂缓?，或為安度晚年，或為子孫留下一筆不動產，或為揚名鄉(xiāng)里，不惜巨資回故里大興土木，“辟基拓宅，棟宇鱗次”。如黟縣南屏村，原有72條巷道36口水井，至今仍然巷弄縱橫，粉墻峨嵯，猶如迷宮。黟縣宏村三立堂、樂善堂聯幢民居，原有100個出入門戶，外部高墻聳立，氣勢森嚴，內部闊綽恢宏，氣宇不凡，雖然后來改造了一部分，仍能感受到當年的鋪排與氣派。在徽商的資財、審美情趣和徽州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下，徽州傳統民居建筑相因日久，習與性成，遂成徽派民居建筑風格。

（二）徽州三雕與徽商經濟實力

徽州三雕磚（磚雕、石雕、木雕）藝術生存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徽州商人營宅造第[11]。在中國封建社會，商居四民之末?；罩萆倘藳]有顯赫的政治地位，雖然富甲一方，建宅也不敢違背封建等級規(guī)定，只好“三間五架”。為了顯示經濟實力，徽商除了采用一屋多進、寬通面以外，在室內外裝飾上盡量講究，從而使得徽州三雕藝術在建筑裝飾中得到廣泛的應用與迅速發(fā)展。一宇之中 ，三雕駢美：磚雕清新淡雅，玲瓏剔透；石雕凝重渾厚，金石風韻木雕華美豐姿，窈窕綽約。三雕構件與主體建筑有機結合，競相生輝，形成一種優(yōu)美典雅的建筑裝飾風格，從而使得微州傳統民居建筑更加別開生面。

（三）徽劇與徽商經濟實力

“沒有徽商就沒有徽班”[12]。“徽商為徽班的形成準備了一切必要的條件”[13]?；瞻嗍茄莩龌談〉膭F?；談∈俏覈鴳騽∈飞暇哂欣锍瘫饬x的劇種，是京劇兩大淵源之一，并且不同程度地影響著贛、浙、川、粵、桂、滇等地的地方劇種[14]。明清時期，徽班有民間職業(yè)班、業(yè)余班和徽商組建的“家班”之分，地位顯赫、藝高一籌的是徽州富商出于應酬交結和家庭娛樂目的而組建的家班。如清乾隆年間進京獻藝的“慶升班”是徽商曹文埴的家班，為恭迎圣駕在揚州演出徽劇技壓群芳的“春臺班”是僑居揚州的徽州大鹽商江春的家班。無論家班，還是民間戲班，徽商都為其演出提供了大量經費[15]。不少徽州商人還聘請專家為家班講解劇情、配器譜曲、設計動作等，“先以名士訓其義”，“繼而詞士合其調”，“復以通士標其式”[16]?；丈绦铕B(yǎng)家班，為徽劇藝人提供了一個衣食無慮、生活安定、有利于演技長進的環(huán)境，促進了徽劇藝術的發(fā)展、提高和完善。

徽商雄厚的經濟基礎促進了徽劇舞臺美術的發(fā)展?；瞻嘌莩鲂蓄^華麗，陣容整齊，排場奪人?！靶炖习唷杜眯小?請郎花燭'則用'紅全堂'，'風木余恨'則用'白全堂’，備極其盛。他如大張班《長生殿》用'黃全堂'，小程班《三國志》用'綠全堂'，小張班十二月花神衣。價至萬金。百福班一出《北餞》，用十一條通天犀玉帶。小洪班燈戲，點三層牌樓，二十四燈。”[17]徽班演出有如此整齊排場的行頭，一方面受徽商侈糜和競相攀比之風的影響，更重要的一方面則是：只有得到徽商的大力資助，徽班才能如此風光。

（四）徽州刻書藏書與徽商經濟實力

明清時期，徽州刻書鋪比比皆是，藏書之風興盛?；罩菟讨畷?，不論種類、數量、質量，還編輯、審定、校核、印刷、裝幀等，都在我國圖書事業(yè)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明清兩代，徽州藏書家多達130個，超過杭州地區(qū)，其中八成以上與經商有關?；罩莶貢鴶盗恐?、質量之高，令人刮目相看。當乾隆開四庫館征集天下遺書時，全國獻書五百種以上的只有四家，其中三家均系徽商[18]。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特點這一，刻書賣書是徽商經營的行業(yè)之一，藏書則是徽商“賈而好儒”的表現之一?；罩菘虝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為賣書而刻書；其二，徽州文房四寶（汪伯立筆、徽墨、澄心堂紙、歙硯）久負盛名，林木繁茂，擁有豐富的雕版印刷原材料；其三，自漢唐以來，徽州文風漸開，學風漸熾，人們?yōu)榱颂岣呶幕?，陶冶性情，客觀上要求有書可讀，為了更好的讀書必須藏書；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徽州商人的財力。這是因為：第一，經營圖書投資大，從投資刻書到賣書賺錢周期長，非小本之人力所能及。明代徽商吳勉學“搜古今典籍，并為之付梓，刻資費及十萬”[19]，“嘗?？探洝⑹?、子、集數百種，讎勘精審”[20]，至今傳世的不下三十余種[21]。第二，無論為藏書而刻書，還是買書藏書，都必須是殷實人家，非溫飽水平所為，徽州殷實階層主要是商人。第三，有些刻書屬于資助性質，如徽商黃履暹出資為清初名醫(yī)葉天士刻醫(yī)書《葉氏指南》，馬曰涫出資本為朱彝尊刻《經義考》300卷等[22]。第四，徽商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大力投資教育，重視教育，把徽州自唐宋以來的崇文之風推向了新的高度，提高了徽州人的整體文化素質，擴大了讀者隊伍，提高了讀書層次。

徽商刻書藏書，對進一步繁榮徽州文化教育，對新安理學、徽派樸學、新安醫(yī)學、徽劇等徽州文化產品的傳播和文化典籍的保存，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徽派版畫與徽商經濟實力

徽商雕版刻書為徽州版畫藝術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為了吸引讀者，增加讀者興趣，幫助讀者理解圖書內容，徽州刻書多帶有插圖。讀者對圖文并茂書籍的喜愛，進一步推動了雕版插畫的發(fā)展。久而久之，雕版技藝不斷提高，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徽派版畫便在徽州雕版刻書插畫的基礎上應運而生，成為中國版畫中的一派。

（六）新安畫派與徽商經濟實力

新安畫派是中國山水畫派之一，在中國繪畫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新安畫派自成風格，得益于徽州的峻山秀水，得益于徽商烘托起來的徽州發(fā)達的教育。繪畫是一種創(chuàng)作，畫品屬于高層次的精神文化范疇，畫家一般孕育于文化教育事業(yè)較為發(fā)達的地區(qū)?；丈讨铝τ诮逃?，為畫家的成長提供了沃腴的“泥土”?；丈涛幕瘜哟屋^高，會詩詞歌賦、懂書畫古玩的為數不少?；丈特敻惑E增之后，大力搜集、珍藏書畫，為新安畫派畫家的作品提供了市場。徽州商人與新安畫派畫家多有交往，經濟上直接或間接資助新安畫派畫家，藝術上推崇新安畫派作品，徽商集中之地遂成為新安畫派畫家的主要活動地區(qū)。

（七）徽派盆景與徽商經濟實力

徽派盆景是中國盆景重要流派之一。明清時期，徽商雄厚的財力為徽派盆景藝術的繁榮提供了經濟條件。早在南宋遷都臨安，內府盛行花綱之風時，徽州一些富商就到處搜集奇花異木，修園造景。明清時期，徽商更是不惜巨資，廣建私家園林。揚州是徽商最重要的寄居地之一，徽商的私家園林也特別多，如“休園”、“筱園”、“官園”、“東園”、“移園”、“南園”、“趣園”、“容園”、“易園”、“別園”、“大洪園”等，都是徽商的私家園林。盆景是園林中重要的構景要素，徽商私家園林的發(fā)展對徽派盆景的促進作用自不待言。

二、徽商意識形態(tài)與徽州文化

徽州商人的意識形態(tài)十分復雜[23]，明顯地影響著徽州文化，尤其是徽州商人入儒崇仕和實用主義意識對徽州文化若干方面的影響。

（一）徽州教育與徽商入儒崇仕意識

徽州商人雖然富有，但在社會上普遍抑商、賤商的環(huán)境下，他們一方面為商人社會地位低賤而忿忿不平，甚至借徽劇人物之口道出對統治者的不滿心聲[24]，另一方面卻又積極攀援封建政治勢力，殫思竭慮地改變自己的社會形象。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徽州商人入儒崇仕意識極強。他們或是鼓勵子弟讀書登第，弋取功名，進而成為達官顯貴，蔭及九族或是靠捐納報效“獲取虛職空銜，從而得到官宦的保護乃至某些商業(yè)壟斷特權（如使徽商受益匪淺的晚明綱鹽制度的確立和清前、中期綱鹽制度的進一步發(fā)展，都與徽商“捐納報效”有關[25]）;或是不擇手段地結交權貴乃至天子，靠別人的威望或影響間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即使不能讀書仕進、捐輸買官，結交權貴，徽商也要“賈而好儒”、“業(yè)賈從儒”、“賈服儒行”，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yǎng)，刻意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想方設法以“儒賈”的面貌出現，改變自身商人形象。有些徽州商人還通過置族產、修祠堂、設義倉、建書院、興水利、筑道路、助餉濟賑、撫孤恤貧等“散財”措施，提高自己在族人鄉(xiāng)鄰中的地位和影響。

無論是徽商子弟登仕第，最終成為徽商的保護傘，還是徽商本人交官宦，以期得到官府的特別寵愛，并非塾庠蒙生都可以做到，都需要有一定的真才實學或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所以，徽商十分重視教育，在家業(yè)隆起之后，大力資助文教事業(yè)，“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26]。在徽州方志、譜牒和其他歷史文獻中，微商捐資辦學的義舉俯拾皆是[27]?；丈讨匾暯逃?，根本目的在于獲得可靠的政治保護，社會的認可，以及在官位庇護下更加豐厚的利潤，最終達到“儒、仕、商”或“徽商重教—讀書登弟—官僚護商—徽商賺錢”這樣一種良性循環(huán)。

不可否認，徽商雄厚的經濟實力是徽州明清的時期文教事業(yè)空前鼎盛的基礎，但從全國看，經商致富的商幫并不少，而像徽商那樣，重視教育，大力資助教育，有“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28]思想的商幫并不多。這其中，徽商入儒崇仕意識的影響不言而喻。徽州商人既是晉唐以來遷居徽州的中原名門望族繼承先輩尚書遺風，變革徽州“勇悍尚武”為“崇文尚書”的受益者，又是明清時期徽州教育進一步發(fā)展的促進者，間接培養(yǎng)了眾多的學者，其中不少學者還在徽州文化某些方面開先河或集大成，甚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清時期，徽州教育機構種類很多，有社學、家塾、縣學、府學、書院等。縣學、府學、社學、以官辦為主，其余皆為民辦或民辦為主。民辦資金主要來自徽商。靠徽州富商士紳大族捐建的書院，以藏書助讀、邀請賢達講學研修為核心，培養(yǎng)了大批學者。新安理學是在書院講學之風中逐漸形成的?；张蓸銓W大師戴震也是在書院學術氣氛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思想?；丈倘肴宄缡?，重視功名仕進，進而熱心教育，使徽州人的文化素質明顯提高?；罩萁逃l(fā)達了，科舉及第者甚眾[29]，人才輩出，新安醫(yī)學、新安畫派、徽派版畫、徽州刻書等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自然情在理中。

（二）徽州傳統民居建筑景觀與徽商入儒崇仕意識

徽州商人入儒崇仕意識在徽州傳統民居建筑景觀上也有充分反映?；罩輦鹘y民居建筑外觀很普通，單檐，硬山式，三開間，黛色瓦，無臺基，符合封建社會一般民居在屋檐、層頂、開間、瓦色、臺基等方面的規(guī)定，并無“越軌”之舉。但在高墻之內，徽商卻以大開間、寬通面、長進深等手法，努力營造一種恢宏的宮庭建筑氣勢，并且大量采用宮殿、官邸常用的雕刻、繪畫等裝飾藝術，雕梁畫棟，使整座建筑物內部熠熠生輝，富麗堂皇，大有“民居其外，官邸其中”之勢，不是官邸，勝似官邸。有些民居甚至還在山墻頂端砌有上大下小形似朝天放置的方形官印樣裝飾物（俗稱“官斗印”），可見徽商對仕的向往與追求到了何等程度！

（三）經商與徽商實用主義意識

在中國封建社會，一個人的威望、社會地位的高低，取決于他的功名、官職和文化修養(yǎng)，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商居四民之末，被認為是“市井小人之事”?；罩萆倘瞬恍记О倌陙碇袊鴤鹘y的社會心理趨向，不甘清寒，不安土重遷，對傳統的“四民觀”予以沖擊，從實用主義出發(fā)，大膽經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30]，以致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有“無徽不成鎮(zhèn)”之說。一些徽商經商致富，腰纏萬貫，生活到了糜爛的程度?！疤煜露紩?，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彀，擁趙女，鳴琴趾履，多新安人也?！盵31]

（四）徽州刻書與徽商實用主義意識

徽書主要是徽商所為。徽商刻書，在保存文化典籍、傳播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方面功不可沒，但其根本出發(fā)點還是為賣書而刻書，以賺錢為目的，商業(yè)性質十分明顯。從徽商刻書書目看，不僅涉及經史子集、詩詞歌賦，而且還有畫譜醫(yī)籍、通俗文學、商業(yè)指南、交通道里、地理物產等。這樣，不同行業(yè)不同文化層次的讀者和藏書家都能各得其所，從而擴大了書籍的讀者層面或發(fā)行范圍，有利于贏利。

三、徽商的經營活動與徽州文化

只要有利可圖，徽商幾平“無貨不居”，經營門類繁多。微商有的經營行業(yè)還發(fā)展成為徽州文化的一部分，從而為徽州文化某些領域的形成和發(fā)展做出了直接貢獻。

（一）新安醫(yī)學與徽商經營活動

新安醫(yī)學是我國傳統醫(yī)學的奇葩。自東晉至清末，有史料可查的新安名醫(yī)就有668人，有225人撰寫醫(yī)著461部。新安名醫(yī)汪機是我國明代四大醫(yī)家之一，吳謙是我國清代四大名醫(yī)之一。新安醫(yī)著涉及經典醫(yī)籍的整理，臨床經驗總結，類書、叢書編撰和醫(yī)案、醫(yī)話等，包括內、外、兒、婦、喉、眼、傷、瘍、針炙、推拿等臨床各科及脈學、診斷、治法等理論，其中有我國現存最早記載大量醫(yī)學史料的著作《醫(yī)說》（(宋)張杲著），第一部注釋醫(yī)方專著《醫(yī)方考》（（明）吳昆著），第一部總結歷代名醫(yī)專著《名醫(yī)類安》（（明）江灌著）等[32]。

新安醫(yī)學的形成得益于徽州豐富的國藥資源和發(fā)達的教育，徽州眾多的刻坊為新安醫(yī)籍行世提供了優(yōu)越的條件，徽商的直接勞績同樣不容置疑。藥材是徽商經營的門類之一，中藥鋪常常集采藥、制藥、治病于一體，藥鋪掌柜往往是國醫(yī)高手。一些藥鋪為了招攬生意，吸引患者，往往重金聘請名醫(yī)坐堂，為患者望聞問切。有的徽州商人甚至在商旅途中，巧遇名醫(yī)，得其真?zhèn)鳎鞐壣绦嗅t(yī)，潛心岐黃，成為名家[33]。一些行醫(yī)鄉(xiāng)里、出入徽境的醫(yī)家，更是游學勤記，廣詢遠鑒。徽商還資助醫(yī)籍付梓[34]。徽商藥鋪、醫(yī)家間的競爭，促使新安醫(yī)學日漸興盛。

（二）徽州文化的發(fā)展、完善、傳播與徽商經營活動

文化的發(fā)展是一個不斷傳播、攝取與融合的過程。徽商修養(yǎng)較好，行賈四方，見多識廣，對所到之處的各種文化現象具有一定的鑒賞能力，加之鄉(xiāng)邦觀念極重，能夠取人之長，補已之短，兼收并蓄，給徽州文化以多種營養(yǎng)?；罩菸幕忠曰丈痰慕洜I活動為媒介或載體，傳至五湖四海，影響四面八方。
這方面的實例不勝枚舉。新安醫(yī)學秉承了國醫(yī)國藥的寶貴遺產，吸收了徽州境外諸多名醫(yī)的醫(yī)理醫(yī)技。徽劇并非徽州藝人在吸收“弋陽腔”、“青陽腔”基礎上形成的“徽州腔”，徽班也并非都是徽州籍藝人，徽商為徽劇引進昆腔、秦腔，聘請徽州境外名師授戲，征招徽州境外名伶入班，在不斷吸取外地藝術營養(yǎng)的基礎上，徽劇才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脫穎而出。得力于徽商財力的徽班，隨徽商下揚州，進京城。受徽商思想意識、道德觀念、審美心理強烈影響的徽劇，也隨徽商傳遍四方，從而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江西贛劇、浙江婺劇、四川川劇、廣東粵劇、廣西桂劇和云南滇劇[35]。餐館業(yè)是徽商經營的行業(yè)之一。以源于徽州績溪的菜肴為代表的徽菜，隨著經營于四方的徽商從徽州傳至異鄉(xiāng)他邦。從清末至解放初，僅原徽州府六縣之一績溪縣籍的徽州商人在徽州境外開設的徽菜館就達240家之多，不僅分布于浙江、江蘇、江西、上海、湖北、湖南等鄰近省市，而且遠及廣西、四川、云南等省區(qū)。

徽商多方位、多層面、多形式地影響著徽州文化，上述幾方面的分析可以略見一斑。可以說，徽商雄厚的經濟實力是徽州文化形成發(fā)展的重要經濟基礎；徽商強烈的入儒崇仕意識促使徽州教育勃興，文化昌盛，流派分呈；徽商在經商活動中發(fā)展、完善和傳播著徽州文化?；丈淌腔罩菸幕摹敖湍浮保罩菸幕腔罩葸@一特定地域，在徽商這一“酵母”和其他因素綜合作用下，在徽州千百年文化積淀基礎上“釀就”的“瓊漿玉液”。

注釋：
[1]周曉光：《試論新安理學向皖派經學的轉變》，《安徽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4期，35-42頁。
[2] [32] [33]李濟仁主編：《新安名醫(yī)考》，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1-2、41頁。
[3][4][7]安徽省徽州地區(qū)地方志編輯委員會：《徽州地區(qū)簡志》，黃山書社，1989，286、287、291頁。
[5] 穆孝天：《試論明清徽派版畫藝術》，《徽州學叢刊》創(chuàng)刊號，1985，107-111頁。
[6] 吳孝鏞：《簡述徽派盆景的起源及其風格》，《徽州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28-31頁。
[8] 李澄：《淮鹺備要》，卷7。
[9] 謝肇制：《五雜俎》，卷4。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506頁。
[11]吳敏：《明清徽州磚石木雕藝術概論（上）》，《徽州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21頁。
[12][15]嚴世善、趙熙祥：《徽商與徽班》，《徽州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40-41頁。
[13]王效倚：《徽班與徽商》，《徽學》，1986年第1期，87頁。
[14][35] 安徽省旅游局編：《安徽旅游》，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40頁。
[16]朱世良等主編：《徽商史話》，黃山書社，1992，36頁。
[17]李斗：《揚州畫舫錄》。
[18][21]劉尚恒：《明清徽商的藏書與刻書》，《徽學》，1990年第2期179、173頁。
[19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11。
[20]乾隆《徽州府志》。
[22][34]桑良至：《康乾嘉時期徽州文人僑居揚州的文化活動》，《徽州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36頁。
[23]劉和惠：〈論徽商的意識形態(tài)》，《徽州社會科學》，1991第2期，29-40頁。
[24]唐力行：《論徽州商人文化的內涵、特征及其歷史地位》，《安徽史學》，1992年第3期，3頁。
[25]王振忠：《明清時期徽商社會形象的文化透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年第6期，84頁。
[26]光緒《婺源縣志》。
[27]朱學軍：《徽商與徽州教育》，《徽州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34-38頁。
[28]《歙新館著存堂鮑氏祠譜》，卷2。
[29]宋元強：《徽商與清代狀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3年第3期，50-56頁。
[30]王世貞：《龠州山人四部稿》，卷61。
[31]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