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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湘文化—湖湘溯源—湖湘文化的發(fā)源地(二)

                  2018-01-25
                  出處:族譜網(wǎng)
                  作者:阿族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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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湘文化—湖湘溯源—湖湘文化的發(fā)源地(二),經(jīng)世致用的湖湘學風湘潭的“人杰地靈”,還有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南宋

                    經(jīng)世致用的湖湘學風

                    湘潭的“人杰地靈”,還有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南宋以來所形成的湖湘文化的發(fā)源地就在這里。

                    湘潭隱山,座落于湘潭縣境內(nèi)的黃荊坪,系南岳衡山的余脈之一。隱山海拔僅470余米,山雖不高,倒也林木幽深,蟲鳴雀躍;溪澗潛流,花卉欣榮,遠離市井的喧囂,超脫俗世的煩擾,難怪唐代即有數(shù)位高僧先后隱居于此,隱山遂由此而得名。宋高宗趙構南渡以后,隱山迎來了幾位特殊的客人,他們就是湖湘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胡安國、胡宏父子等。

                    胡安國,字康侯,號青山,人稱武夷先生,世稱胡文定公;原籍福建崇安,宋哲宗紹圣四年(公元1097年)進士,提舉湖南學事。早年曾拜著名理學家程顥、程頤的弟子楊時為師,宋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任中書舍人兼侍講。紹興五年,因不滿朝廷奸侫恨權,辭官攜家寓居湖北荊門。后來溯湘江而上,來到湘潭隱山之下的碧泉定居。胡安國抵湘后,在此修建碧泉書堂,十五年不出,潛心著書講學、授徒課子,并撰寫《春秋傳》三十卷,一時從游弟子多達數(shù)十人。

                    南宋社會,堪稱華夏歷史上外患最為嚴重的歷史時期之一。西夏、金國,后來又有蒙古大汗,不斷發(fā)動對中原的掠奪性戰(zhàn)爭,“山河破碎風飄絮”(文天祥《過零丁洋》),的確是當時的真實寫照。然而,戰(zhàn)爭不僅僅是對物質文明的摧毀,還是對精神文明的嘲弄,一直被漢民族奉為圭臬的正統(tǒng)儒學,同樣受到戰(zhàn)火的嚴峻考驗和無情嘲弄。在國勢衰頹、民族存亡之際,胡安國感于時事,不拘章句訓話,借《春秋》寓意,宣傳經(jīng)世濟民的道理,顯然比那些空談“圣賢氣救國無能的腐儒,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的學術主張逐漸被人接受發(fā)揚,亦為題中之義。有人稱贊他“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當不算阿諛之言。

                    胡宏,字仁仲,號五峰,自幼學有淵源,受胡安國的影響極深。胡安國逝世后(葬在隱山),因父親的緣故,朝廷依例讓胡宏做承務郎的官,但他對腐敗怯懦的南宋小朝廷十分反感,尤其不愿與當政的秦檜同流合污,屢召不出,在碧泉講學二十余年,對“二程”(程顥、程頤)理學的發(fā)展和湖湘理學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南宋“中興”賢相張浚的長子、著名理學家張栻便是他最器重的學生之一。

                    胡宏的大哥胡寅,二哥胡寧,子侄輩如胡大原(胡寅之子)、胡大壯、胡大時(胡宏之子)、胡大本(胡寧之子)等,均守家學,有的還多有著述,造詣至深。胡宏弟子張栻,僅在湘中一帶即有眾多門人,他們中的佼佼者,先后講學于湘潭碧泉書院、善化岳麓書院、寧鄉(xiāng)城南書院、衡山南軒書院,培養(yǎng)出一批又一批后學之士,形成胡氏學派,又稱“隱山之學”。清代學者黃宗羲稱之為“湖南學派”或“湖湘學派”,王闿運則干脆將其直稱為“潭學”。

                    那么,什么是湖湘學派呢?湖湘學派的根在孔孟儒家,源出程朱理學,費正清教授的《中國:傳統(tǒng)與變遷》中說:理學是“前秦和兩漢儒學的繼承和發(fā)展”,“部分是對傳統(tǒng)的重新發(fā)現(xiàn),部分是全新的創(chuàng)造?!庇写蠹覍⒅袊鍖W概括為“內(nèi)圣外王”,即在追求個體內(nèi)部精神世界的修煉之后達到“兼濟天下”的理想境地。其主旨是教育知識分子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修煉階梯,成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馴服工具。雖有強調(diào)“人世”的思想,但其欺騙和麻痹作用也很明顯。湖湘學派為理學的分支,但自有發(fā)明、自成體系,雖有其歷史局限性,但綜合胡宏等人的主張以及后人的評論,可知它的提倡修身為學,主張經(jīng)世致用,重視教化,講求名節(jié),蔑視利祿,憎恨等等,這在黑暗專制的封建時代,就具有特別重要的革命性意義。如胡宏本人,雖無意仕途,卻憂時傷世,他曾上書宋高宗趙構,對其屈服于金國的壓力茍且偷安、執(zhí)政大臣不顧國家利益貪圖榮寵的行為進行抨擊;面對傳統(tǒng)文化受到?jīng)_擊、世風日下的混亂局面,他表示:“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宋元學案》卷四十二《五峰學案》);在學習上,他主張理論聯(lián)系實際、“學貴力行”,說:“學圣人之道,得其體必得其用,有體而無用,與異端何辨?”(《與張敬夫》);又說:“學即行也?!兄兄中兄曋灰?,理與神會,能無悅乎!”(《胡子知言》卷六)尤須指出的是,在內(nèi)憂外患、風雨如晦的情勢下,胡宏、胡寅等人表現(xiàn)出來的愛國主義思想,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襟,和秉直剛正、蔑視權貴的人格氣節(jié),深深影響了當時以及千百年以后的湖湘學子。當然,湖湘學派具有正面意義的主張,大都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主張相一致,這,并不奇怪,因為湖湘文化本來就是樹之分杈、江之支流,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只不過在某些方面更現(xiàn)突出罷了。

                    我們再來講講曾任清河道總督的湘潭人陳鵬年的故事——

                    陳鵬年,字北溟,別字滄洲,自幼好學,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鄉(xiāng)試中舉,仰慕胡安國父子,曾幾次到隱山胡安國墓憑吊??滴跞辏慁i年進士及第,后到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任知縣。到任的那天,他在縣衙內(nèi)設案焚香、對天發(fā)誓:今日為官,務保清廉公正,如有歪心邪念、行為不軌,天誅地滅!同時還在書房壁上張貼寫有“清、慎、勤”三字的座右銘以自勵。當時西安一帶,民生凋敝,不少民眾怕生養(yǎng)女兒增加負擔,養(yǎng)有女嬰多行溺斃,陳鵬年發(fā)現(xiàn)后,明令禁止這一惡行陋習,挽救了不少女嬰的生命,一些人便將這些女孩改為姓陳以示報答感激。

                    康熙四十三年,他升任江蘇江寧(今江蘇南京)知府。次年,正逢康熙帝玄燁南巡,總督阿山為討好玄燁,打算向百姓濫增攤派銀兩,奢侈以迎“圣駕”,陳鵬年力持不可,阿山對之十分惱怒,干脆將皇帝行宮的布置、供應事項交由陳鵬年處理,想讓他難堪。玄燁身邊的人則以為他得了個大撈外快的美差,明里暗里示意索要賄賂。陳鵬年秉公而對,概不應允,多多得罪于人,結果,不少人跑到皇帝跟前說他的壞話,弄得玄燁也對陳鵬年起了懷疑。后來,阿山等人反復攻評誣陷于他,陳鵬年被免職下獄,江寧百姓“呼號罷市”,千余生員更準備為之向玄燁集體請愿(《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七,下同)。玄燁向大學士李光地了解情況,李光地卻反而稱贊阿山“任事廉干”,幫著說陳鵬年的壞話,玄燁便將陳鵬年“奪官免死”帶回北京武英殿讓他去伏案編書。

                    康熙四十七年,陳鵬年復出,任江蘇蘇州知府,到任即禁止淫風惡俗,清理積案,訪貧問苦,賑濟難民。次年,代理江蘇布政使,因秉性剛正,不肯逢迎巴結總督噶禮,又被噶禮告了黑狀,部議要將陳鵬年削職為民,充軍黑龍江。玄燁對陳鵬年已有初步的了解,便下旨讓他重返武英殿修書。噶禮仍落井下石、緊追不放,又將陳鵬年當年游覽蘇州虎丘的兩首詩找了出來,硬說詩中有暗喻、影射反對朝廷的意思。這回,玄燁倒是沒有聽信讒言,他說:“即如陳鵬年稍有聲譽,噶禮久欲害之,曾將其《虎丘》詩二首,奏稱內(nèi)有悖謬語,朕閱其詩并無干礙?!保ㄞD引自孟昭信《康熙大帝全傳》第346頁)

                    康熙六十年,陳鵬年代理河道總督,無論三伏炎天,還是風霜雪雨,奔走工地,指揮治理黃河水患。雍正元年(公元1783年),他被正式任命為河道總督,雖為從一品大官,卻經(jīng)常食宿河堤,與士卒夫役一起堵口疏流,最后因積勞成疾,病死在施工現(xiàn)場。雍正皇帝聞其噩耗,感嘆說:“鵬年積勞成疾,歿于公所,聞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懸罄,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之臣!”

                    ……

                    隱山不高,多少年來,都是這樣默然無語地佇立著。胡安國的墓就在隱山南麓,一杯黃土同樣默然無語,絲毫也不張揚。然而,山谷間涌動著的晴嵐,仿佛在顯示著地層之下那深邃厚實的底蘊,不由得讓人記起唐代劉禹錫《陋室銘》中的句子:“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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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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