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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騫首次西使，旨在為漢聯(lián)結(jié)月氏、夾擊匈奴?！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酚浧涑鍪贡尘霸唬?/p>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

　　今案：月氏原來是一個強(qiáng)大的游牧部族，其統(tǒng)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端，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內(nèi)外。公元前三世紀(jì)末，匈奴興起于蒙古高原，遏阻了月氏東進(jìn)的勢頭。約前177/176年，匈奴大舉，將月氏逐出上述故地，大部分月氏人西遷至于伊犁河、楚河流域，趕走原居該地的塞人，停留下來。史稱這部份西遷的月氏人為“大月氏”。[1]傳文所謂“匈奴破月氏王”，結(jié)合同傳關(guān)于“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的記載，可知破月氏王者為老上單于（前174－161年）。這就是說，西遷伊犁河、楚河的大月氏有一次遭到匈奴的沉重打擊，其王被殺，但匈奴這次打擊，并沒有使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傳文所謂“月氏遁逃”，不過是“敗北”的意思。很可能老上在位時大月氏為收復(fù)失地，曾一度東進(jìn)，因被擊敗而西向退卻。果然老上時月氏已逃離伊犁河、楚河流域，張騫于武帝建元年間（前140－135年）往使便沒有現(xiàn)實(shí)意義。要之，張騫首次西使的對象是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

二

　　《史記·大宛列傳》接著說：“騫以郎應(yīng)募，使月氏，與堂邑父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jīng)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馀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jié)不失”。今案：匈奴將月氏逐出該地后，不僅控制了祁連山以北，直至天山、阿爾泰山東端的大片土地，且進(jìn)而控制了包括準(zhǔn)噶爾盆地在內(nèi)的阿爾泰山南麓，以及原來可能役屬月氏的塔里木盆地綠洲諸國。[2]因此張騫一行出隴西，往赴大月氏所在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勢必穿越匈奴控制的地區(qū)，終于被匈奴拘留。單于所謂“月氏在吾北”，也表明當(dāng)時大月氏確實(shí)尚在伊犁河、楚河流域。

三

　　《史記·大宛列傳》又載：“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xiāng)月氏，西走數(shù)十日至大宛”。今案：大宛位于今費(fèi)爾干納盆地。[3]張騫自匈奴得脫后，究竟取何道抵達(dá)大宛，因史無明文，歷來眾說紛紜，但主要有以下三說：

　　一說張騫乃經(jīng)由“西域南道”，亦即沿昆侖山北麓西行抵大宛的。其理由在于主要根據(jù)張騫西使歸國后報告寫成的《史記·大宛列傳》前半部中提到的塔里木盆地諸國多位

于南道。[4]　　二說張騫乃經(jīng)由“西域北道”，亦即沿天山南麓西行抵達(dá)疏勒后，越過蔥嶺抵達(dá)大宛的。蓋《史記·大宛列傳》前半部提到的南北道諸國有姑師、樓蘭、扜和于闐四國，其中姑師即車師無疑是北道之國。既然張騫返途取南道，則去路應(yīng)為北道，否則難以說明為何提到姑師。[5]

　　三說張騫乃經(jīng)由天山北路，亦即自漠北取道準(zhǔn)噶爾盆地、伊塞克湖南岸、納倫河谷到達(dá)大宛的。蓋匈奴控制西域后置僮仆都尉于北道，張騫未必敢取北道?！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非曳Q姑師“臨鹽澤”，知張騫并未經(jīng)過姑師，有關(guān)情況因傳文致誤；傳文沒有提到龜茲、疏勒亦可為證。同傳所載西域事情獨(dú)詳于烏孫，足見張騫所由為天山北路。[6]

　　今案：三說均有未安。

　　1 《史記·大宛列傳》稱張騫離開大月氏后，“并南山，欲從羌中歸”。這不僅表明他歸途取南道，而且表明他吸取了去途被匈奴拘留的教訓(xùn)。者正從反面證明張騫去途所取并非南道。

　　2 《史記·大宛列傳》提到姑師，主北道說者以此為證。其實(shí)張騫西使之時，姑師不在北道，而在羅布泊西北，確實(shí)“臨鹽澤”。[7]因此不能由于傳文前半部提到姑師而斷張騫去途取北道。傳文沒有提及龜茲、疏勒等北道諸國，也令人難以首肯張騫赴大宛乃取北道。

　　3 如果張騫抵大宛乃經(jīng)由天山北路，則勢必經(jīng)由當(dāng)時已占領(lǐng)伊犁河、楚河流域的烏孫。但是《史記·大宛列傳》的記載表明張騫首次西使并未親臨烏孫。張騫這次西使歸國后，有關(guān)烏孫的報告十分簡單，與并未親臨的奄蔡等國相仿佛，正說明了這一點(diǎn)。至于傳文所載烏孫昆莫烏哺狼乳等等傳說，皆張騫在匈奴中所聞，并非親臨其地獲悉。說者因匈奴在北道置有僮仆都尉、因而斷張騫未敢冒險走北道；殊不知張騫為漢使月氏，月氏新敗于受匈奴支持的烏孫（詳下節(jié)），又何敢取道于烏孫境內(nèi)？張騫既未假途烏孫，祇能認(rèn)為以上第三說也難以成立。

　　4 以上三說既不能成立，張騫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徑便應(yīng)該是取道巴爾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爾吉斯山脈，復(fù)順納倫河進(jìn)入費(fèi)爾干納盆地。[8]又，張騫出隴西后被匈奴拘捕，地點(diǎn)雖然不明，但被捕后“傳詣單于”，則很可能是被押送到漠北的單于庭。這也就是說，張騫“西走”大宛可能是從漠北出發(fā)的。考慮到《史記·大宛列傳》“居匈奴中”一句，《漢書·張騫傳》作“居匈奴西”，則張騫更可能是從阿爾泰山南麓西走的。

四

　　《史記·大宛列傳》又載：“[大宛]遣騫，為發(fā)導(dǎo)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

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yuǎn)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lǐng)”。[9]今案：此處所謂“大月氏”，已不再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蓋前130年，在匈奴支持下，烏孫遠(yuǎn)征大月氏、戰(zhàn)而勝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遷，經(jīng)費(fèi)爾干納，來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于河南的大夏國。張騫到達(dá)時，大月氏設(shè)王庭于河北，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lǐng)土。[10]張騫很可能是在逃離匈奴后獲悉大月氏再次西遷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徑自巴爾喀什湖北岸南下費(fèi)爾干納。而所抵“康居”，應(yīng)為康居屬土，即位于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索格底亞那。蓋康居本土在錫爾河北岸，張騫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并無必要繞道錫爾河北岸，而索格底亞那則是必由之途。[11]至于傳文所謂張騫“自月氏至大夏”，應(yīng)指從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國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藍(lán)市城，或許是為了會晤當(dāng)時正在河南的大月氏王。張騫此行終于“不能得月氏要領(lǐng)”，原因固如傳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時遠(yuǎn)在阿姆河流域，與漢夾擊匈奴，事實(shí)上已無可能，不能得要領(lǐng)，可以說勢在必然。 五

　　《史記·大宛列傳》又載：“[張騫]留歲馀，還，并南山，欲從羌中歸，復(fù)為匈奴所得。留歲馀，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nèi)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騫行時百馀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今案：此處所謂“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而張騫歸途很可能沿南道，經(jīng)于闐、扜后，抵達(dá)位于羅布泊西南之樓蘭，復(fù)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師?！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非鞍氩苛粝铝诉@四國的記錄，表明張騫很可能是經(jīng)過姑師之后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張騫“并南山”應(yīng)是事實(shí)，但結(jié)合同傳“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的記述來看，卻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區(qū)?！坝麖那贾袣w”不過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惡之”后，便采取了“少北”的路線，結(jié)果又為匈奴所得。[12]又，張騫再次被拘留后，很可能同前次一樣，被“傳詣單于”，并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會其胡妻，終于相偕歸漢），直至軍臣單于（前161－126年）死后，才乘亂得脫。

　　張騫之歸年，《資治通鑒·漢紀(jì)》系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軍臣單于即死于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則張騫動身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據(jù)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歲”）為首次被匈奴拘留時期。元光六年（前129年）

自匈奴中得脫，抵達(dá)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歲馀”）為滯留大月氏時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歸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歲馀”）為再次被匈奴拘留時期。元朔三年歸漢。[14]應(yīng)該指出的是，張騫滯留大月氏期間，發(fā)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遷引起的連瑣反應(yīng)。這一事件最終導(dǎo)致了《漢書·西域傳》所見“烏弋山離國”的成立。[15]張騫的報告對塞人入侵事件并未涉及，也許是直至他踏上歸途，消息尚未傳至大月氏的緣故。 六

　　張騫第二次西使，旨在為漢聯(lián)結(jié)烏孫，夾擊匈奴。結(jié)合《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和《漢書·西域傳》等有關(guān)記載可以考知，烏孫本來游牧于哈密一帶，很可能一度役屬月氏；前177/176年，匈奴冒頓單于大舉進(jìn)攻月氏；月氏放棄故地西遷；很可能就在這個時候，潰敗的月氏人沖擊烏孫的牧地，殺死了烏孫昆莫難兜靡，時難兜靡之子獵驕靡新生，其馀眾因持此遺孤投奔匈奴。獵驕靡長成后，軍臣單于令率其族人守衛(wèi)匈奴西界。前130年，獵驕靡在匈奴支持下，遠(yuǎn)征伊犁河、楚河流域。軍臣單于死后，獵驕靡不復(fù)“朝事”匈奴。[16]因此，張騫第二次西使，就其目的地而言，和第一次并無二致，也是伊犁河、楚河流域。

　　張騫使烏孫的目的，具體地說是“招以東居故地”，“以斷匈奴右臂”。如前所述，烏孫故地在今哈密一帶。其時因渾邪王降漢，這一帶“地空無人”。其地若為漢之盟國控制，對于隔絕匈奴與西域的聯(lián)系確實(shí)能起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不妨推測，張騫于建元使時，也有招誘大月氏東居故地的計劃。

　　此外，《史記·大宛列傳》載，張騫建議武帝聯(lián)結(jié)烏孫時稱：“既聯(lián)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則使烏孫尚有開＋東西道的用意在內(nèi)。蓋據(jù)同傳：“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yuǎn)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漢使焉”?？梢娭辽僭趶堯q使烏孫之前，烏孫作為匈奴的屬國，事實(shí)上妨礙著漢與西域諸國的交往。

七

　　據(jù)《史記·大宛列傳》，張騫使烏孫時，武帝“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shù)，齎金幣帛直數(shù)千巨萬，多持節(jié)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可謂盛況空前。但是，張騫抵烏孫致賜諭指后，由于烏孫“國分，王老，而遠(yuǎn)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又一次“不得其要領(lǐng)”而歸。“烏孫發(fā)導(dǎo)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shù)十人、馬數(shù)十匹報謝，因令

窺漢，知其廣大”。此舉意義重大?！吧w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梢哉f這是烏孫走上與漢結(jié)盟道路的開始。而烏孫的向背，對于西漢最終戰(zhàn)勝匈奴至關(guān)緊要。[17]張騫使烏孫雖不得要領(lǐng)，卻收效于日后，篳路藍(lán)縷之功，誠不可歿?！　　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酚州d，“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及諸旁國”。今案：副使所使諸國大致就是張騫首次西使親臨和傳聞諸國。其中，于窴、扜應(yīng)該是張騫首次西使途徑的南道國家，而所謂“大夏”，或即役屬大月氏的若干原大夏國“小長”。

　　值得注意的是，上列諸國中沒有樓蘭和姑師，而如前述，這兩國也是張騫首次西使取南道歸國時經(jīng)過的。它們之所以沒有被提到，與其說是傳文的省略或遺漏，不如認(rèn)為張騫使烏孫時曾經(jīng)過這兩國。既然正使親臨，自然也就沒有必要另遣副使了。

　　張騫使烏孫究竟取什么路線，史無明文。如果允許推測，其去路似乎可以認(rèn)為是沿阿爾金山北麓，抵達(dá)羅布泊西南的樓蘭，自樓蘭北上，到達(dá)泊西北的姑師（今樓蘭古城遺址一帶），復(fù)沿孔雀河，取西域北道經(jīng)龜茲到達(dá)烏孫。[18]當(dāng)時，漢征匈奴已取得重大勝利，特別是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西域王渾邪降漢后，出現(xiàn)了《史記·大宛列傳》所謂“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的局面。既然沿南山即阿爾金山至鹽澤即羅布泊空無匈奴，張騫取此道使烏孫是完全可能的。另外，雖然元狩四年（前119年）漢已將匈奴逐至漠北，但匈奴并未失去對阿爾泰山南麓包括準(zhǔn)噶爾盆地的控制，因而天山北路對張騫來說未必是坦途。至于張騫的歸途，不妨認(rèn)為與去路相同。

八

　　張騫使烏孫的年代，史無明文，一般認(rèn)為他啟程于元狩四年，歸漢于元鼎二年（前115年）。今案：元狩四年，漢兵擊匈奴于漠北，西域道可通。張騫于是年被遣出使烏孫，并不是沒有可能。但嚴(yán)格說來，這一年祇能看作張騫動身年代的上限。而據(jù)《史記·大宛列傳》或《漢書·張騫傳》，可知張騫這次西使中途未受梗阻，似乎也沒有在烏孫作較長時間的停留?！顿Y治通鑒·漢紀(jì)》既系張騫歸漢于元鼎二年，則不妨認(rèn)為張騫動身于元鼎元年或二年。

　　又，《史記·大宛列傳》稱，張騫抵烏孫時，烏孫“王老”?！稘h書·張騫傳》也說，其時烏孫“昆莫年老”。這位烏孫王或昆莫便是難兜靡之子獵驕靡。七十曰“老”，獵驕靡生于前177/176年，至元鼎初不能稱“老”。因此，此處所謂“老”，不過張騫所得印象。至元封年間，昆莫尚漢公主時，《漢書·西域傳》又稱“昆莫年老”。既論

婚嫁，所謂“老”，才可指實(shí)為“七十”。[19] 九

　　《史記·大宛列傳》稱：“[騫]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矣”。因此史遷稱張騫西使為“鑿空”。

　　何謂“鑿空”？裴骃《集解》引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然而考古學(xué)和文獻(xiàn)的證據(jù)都表明，西域道早在先秦就已經(jīng)開通。[20]就漢代而言，西域與中原的關(guān)系，有據(jù)可稽者，如《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仲舒對策之言有曰：“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妒酚洝に抉R相如列傳》則載相如告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仲舒對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年），相如作檄在元光五年（前130年），知兩人所指為同一事件，而康居“納貢”至遲也在張騫首次西使歸國之前。[21]有鑒于此，史遷所謂“鑿空”，也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開通西域道”，其本意或在于強(qiáng)調(diào)漢與西域諸國互通使節(jié)始自張騫的兩次西使。具體地說，所謂“西北國始通于漢”，不是民間的，而是官方的；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

十

　　今天看來，張騫西使的意義還在于提供了當(dāng)時中亞內(nèi)外政治形勢、民族分布等方面的重要資料。

　　據(jù)《史記·大宛列傳》，張騫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張騫所傳聞之國，據(jù)傳文可知是烏孫、康居、安息、條枝、黎軒和身毒。其中，安息應(yīng)即帕提亞朝波斯，在它的西面和西南面是條枝即塞琉古朝和黎軒即托勒密朝埃及。[22]在安息東南方，占有印度河流域的是身毒。在安息北方，自黑海北部，經(jīng)里海、咸海往東，直至楚河、伊犁河流域，活動著游牧部族奄蔡、康居和烏孫；當(dāng)時康居領(lǐng)有后來被《后漢書·西域傳》稱為“粟弋”的澤拉夫善河流域。在安息東方，另一個大游牧部族大月氏統(tǒng)治著阿姆河流域，征服了領(lǐng)土主要位于河南的大夏國。在大月氏或大夏的東北即今費(fèi)爾干納地區(qū)則是所謂大宛國。以上十國，張騫在他歸國后向武帝所作報告中，有詳略不等的描述?？梢院敛豢鋸埖卣f，沒有張騫的這份報告，今天要重建前二世紀(jì)中亞（特別是其西部）的歷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外，應(yīng)該指出的是，載于《史記·大宛列傳》的張騫上述報告，雖然絕大部份已被轉(zhuǎn)錄入《漢書·西域傳》，但自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這主要是因?yàn)椤稘h書·西域傳》的編者將張騫的報告和張騫以后所得的情報不加區(qū)別地穿插在一起，從而抹煞了張騫所獲若干信息的時間性。比較兩傳關(guān)于大夏、大月氏的記載，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點(diǎn)。[23]張騫

報告的重點(diǎn)在蔥嶺以西，對蔥嶺以東祇是略略提及，遠(yuǎn)不如《漢書·西域傳》周詳。盡管如此，前者的有關(guān)記載仍不容忽視。張騫關(guān)于姑師“臨鹽澤”的報告就非常重要?！稘h書·西域傳》將這一條完全刪去，以致傳文若干處無法理解。[24]要之，雖然有了《漢書·西域傳》，研究漢代西域的情況，《史記·大宛列傳》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

1 參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2，pp.53－57。

2 參看注[1] 所引書pp.272－274。

3 參看注[1] 所引書pp.70－71。

4 A. Herrmann, 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 China und Syrien, Berlin, 1910, p.116.

5 桑原騭藏“張騫の遠(yuǎn)征”，載《東西交通史論叢》，弘文堂（昭19），pp.1－117。

6 長澤和俊《史研究》，國書刊行社，昭54，pp.385－386。

7 參看注[1] 所引書pp.215－217。

8 參看注[1] 所引書pp.70－71, 96－97, 136－137關(guān)于烏孫、康居、大宛境域的敘述。又，當(dāng)時烏孫立國未久，其西境未必如《漢書·西域傳》所述，與康居、大宛相接。

9 “太子”，《漢書·張騫傳》作“夫人”。今案：兩書的矛盾可能是這樣產(chǎn)生的：大月氏王被老上所殺時，太子尚幼，雖被立為王，實(shí)由其母攝政?！妒酚洝放c《漢書》于名實(shí)各執(zhí)一端。

10 參看注[1] 所引書pp.57－61。

11 參看注[1] 所引書pp.98－101。又，傳文既稱張騫由大宛抵康居，則張騫自巴爾喀什湖北岸南下費(fèi)爾干納時并未經(jīng)過當(dāng)時“羈事匈奴”（《史記·大宛列傳》）的康居領(lǐng)土。

12 A. F. P. HulsewJ and M. A. N. Loewe ,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ge: 125B.C. - A.D.23, Leiden, 1979, pp. 76-77, 以為張騫東歸乃沿昆侖山進(jìn)入“羌中”（今青海、甘肅的邊緣地帶），并未經(jīng)過樓蘭，而他被捕的地點(diǎn)一定遠(yuǎn)在姑師以北。注[6]所引長澤和俊書pp.385－386，亦以為張騫乃沿南道，經(jīng)婼羌、青海東歸。今案：兩說未安。

13 槚一雄“張騫の鑿空”，“季刊東西交”1－4，1982，pp.16－21，以為“十三歲”未必足數(shù)，故張騫啟程于建元三年。

14 此采桑原氏說，見注[5] 所引文。

15 參看注[1] 所引書pp.171－173。

16 參看注[1] 所引書pp.131－136。

17 參看注[1] 所引書pp.274－278。

18 參看黃文弼“張騫使西域路線考”，載《西北史地論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pp.73－75。

19 據(jù)《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張騫傳》等可考知，烏孫本與月氏“俱在祁連、敦

煌間”，而前177/176年匈奴冒頓單于將月氏逐出故地時兼定烏孫，故烏孫馀眾在難兜靡被殺后，持其遺孤奔匈奴必在前177/176年，此所以《史記》將難兜靡之死歸因于匈奴。既然難兜靡死時，獵驕靡新生，故后者生于前177/176年，降至元封間，正可謂“老”。20 參看馬雍、王炳華《公元前七至二世紀(jì)的中國新疆地區(qū)》，《中亞學(xué)刊》第三輯，1990，pp.1－16。

21 參看本書上編第一章。

22 參看注[1] 所引書pp.183－194。

23 參看注[1] 所引書pp.59－63。

24 參看注[1] 所引書pp.215－217。

　　4 以上三說既不能成立，張騫西抵大宛最可能的途徑便應(yīng)該是取道巴爾喀什湖北岸，沿楚河南下，穿越吉爾吉斯山脈，復(fù)順納倫河進(jìn)入費(fèi)爾干納盆地。[8]又，張騫出隴西后被匈奴拘捕，地點(diǎn)雖然不明，但被捕后“傳詣單于”，則很可能是被押送到漠北的單于庭。這也就是說，張騫“西走”大宛可能是從漠北出發(fā)的。考慮到《史記·大宛列傳》“居匈奴中”一句，《漢書·張騫傳》作“居匈奴西”，則張騫更可能是從阿爾泰山南麓西走的。

四

　　《史記·大宛列傳》又載：“[大宛]遣騫，為發(fā)導(dǎo)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yuǎn)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lǐng)”。[9]今案：此處所謂“大月氏”，已不再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蓋前130年，在匈奴支持下，烏孫遠(yuǎn)征大月氏、戰(zhàn)而勝之。大月氏被迫放棄伊犁河、楚河流域，再次西遷，經(jīng)費(fèi)爾干納，來到阿姆河流域，征服了主要位于河南的大夏國。張騫到達(dá)時，大月氏設(shè)王庭于河北，控制著跨有阿姆河兩岸的原大夏國領(lǐng)土。[10]張騫很可能是在逃離匈奴后獲悉大月氏再次西遷的消息的，因而他不去伊犁河流域，而徑自巴爾喀什湖北岸南下費(fèi)爾干納。而所抵“康居”，應(yīng)為康居屬土，即位于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索格底亞那。蓋康居本土在錫爾河北岸，張騫自大宛往赴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并無必要繞道錫爾河北岸，而索格底亞那則是必由之途。[11]至于傳文所謂張騫“自月氏至大夏”，應(yīng)指從大月氏王庭至原大夏國都城即阿姆南岸的藍(lán)市城，或許是為了會晤當(dāng)時正在河南的大月氏王。張騫此行終于“不能得月氏要領(lǐng)”，原因固如傳文所述，但究其根本，大月氏此時遠(yuǎn)在阿姆河流域，與漢夾擊匈奴，事實(shí)上已無可能，不能得要領(lǐng)，可以說勢在必然。

五

　　《史記·大宛列傳》又載：“[張騫]留歲馀，還，并南山，欲從羌中歸，復(fù)為匈奴所

得。留歲馀，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nèi)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初，騫行時百馀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今案：此處所謂“南山”，指西域南山，即今喀喇昆侖、昆侖、阿爾金山。而張騫歸途很可能沿南道，經(jīng)于闐、扜后，抵達(dá)位于羅布泊西南之樓蘭，復(fù)北上至泊西北之姑師?！妒酚洝ご笸鹆袀鳌非鞍氩苛粝铝诉@四國的記錄，表明張騫很可能是經(jīng)過姑師之后再次被匈奴拘捕的。張騫“并南山”應(yīng)是事實(shí)，但結(jié)合同傳“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的記述來看，卻未必果真穿越羌人地區(qū)?！坝麖那贾袣w”不過是他的打算，很可能他在知道“羌人惡之”后，便采取了“少北”的路線，結(jié)果又為匈奴所得。[12]又，張騫再次被拘留后，很可能同前次一樣，被“傳詣單于”，并被押送至原流放地（因而得會其胡妻，終于相偕歸漢），直至軍臣單于（前161－126年）死后，才乘亂得脫?！　堯q之歸年，《資治通鑒·漢紀(jì)》系于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軍臣單于即死于是年。由元朔三年上溯十三年，則張騫動身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13]據(jù)此推算，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十馀歲”）為首次被匈奴拘留時期。元光六年（前129年）自匈奴中得脫，抵達(dá)大月氏。元光六年至元朔元年（“歲馀”）為滯留大月氏時期。元朔元年（前128年）末踏上歸途。元朔二年初至三年（“歲馀”）為再次被匈奴拘留時期。元朔三年歸漢。[14]應(yīng)該指出的是，張騫滯留大月氏期間，發(fā)生了塞人入侵安息事件，這很可能是大月氏第二次西遷引起的連瑣反應(yīng)。這一事件最終導(dǎo)致了《漢書·西域傳》所見“烏弋山離國”的成立。[15]張騫的報告對塞人入侵事件并未涉及，也許是直至他踏上歸途，消息尚未傳至大月氏的緣故。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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