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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jīng)學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它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始終作為正統(tǒng)，貫穿著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發(fā)展歷程的各個方面。其延續(xù)時間之長、籠罩領域之廣、發(fā)生影響之大，都是令今人難以想象的。而經(jīng)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則更是經(jīng)學史上聚訟紛紜、真?zhèn)文?、迄今仍懸而未決的一大疑案。
研究今、古文學的沖突，必然要溯源到古文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劉歆。劉歆是以一個才具有為的青年學者身份出現(xiàn)在歷史舞臺上的，其契機始于一場學術大爭論，這場爭論就是西漢學術史上著名的今、古文之爭。劉歆在西漢沿革已久的今文十四博士制度上揭橥異端，舉起了古文經(jīng)學的大纛。他這一異常行為的動機，引起了后人的不斷猜測。尤其是今、古文學家的推論，可謂截然兩橛。古文學家認為劉歆因古籍遭秦火禁挾而殘缺，故網(wǎng)羅散佚、收集經(jīng)傳，當譽為“孔學功臣”。而在今文學家看來，劉歆偽造群經(jīng)、思篡孔統(tǒng)，以之作為新莽攘竊漢室之工具，乃孔學罪魁。近世以來，一些學者越出今、古文陣營壁壘之外，站在“超經(jīng)學”的客觀立場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在諸多爭端上仍然存在著明顯的意見分歧。這一問題具體關涉到對劉歆歷史地位及古文經(jīng)傳可信程度的評價，故本文不得不再作辨析。
一、西漢今、古文之爭
今文經(jīng)學是植根于現(xiàn)實思想政治土壤的一種學派，幾乎壟斷了武帝以后西漢一代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而隨著古文經(jīng)傳的不斷發(fā)掘，古文經(jīng)學的聲勢也日趨壯大，古文學家對本學派受壓抑狀況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強烈。在此背景的觀照下，今、古文之爭勢在必然。時至西漢末年，這一場大爭論的序幕終于由劉歆揭開了。
史載（1），成帝河平年間，劉歆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發(fā)現(xiàn)了許多古文經(jīng)傳。他認為今文經(jīng)傳由于秦始皇焚書禁挾之律已經(jīng)殘缺不全，而古文經(jīng)傳相對說來卻要完整可靠得多。如《古文尚書》較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多得十六篇，《逸禮》較高堂生所傳的《禮經(jīng)》（即《儀禮》）十七篇多得三十九篇，又如《左傳》較《公羊》、《谷梁》“信而有徵”。由是劉歆拋棄了其今文舊說，轉而宗主古文經(jīng)學。到了哀帝建平時，“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 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哀帝令劉歆與五經(jīng)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不肯置對。劉歆又想求助于丞相孔光的支持，也遭到了拒絕。于是，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一方面指斥他們“專己守缺、因陋就寡”，一味拘于繁瑣不堪的文字訓詁，或妄言災異、濫解讖諱，面對新近出現(xiàn)的古文經(jīng)學，不僅深閉固拒、不思變革，而且“黨同門、妒道真”；另一方面，又反復說明古文經(jīng)傳的出處和它的可靠性，說“此數(shù)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茍而已哉！”主張“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從文辭上來看，《移讓太常博士書》措辭激切、灑脫剛勁，充滿挑戰(zhàn)性，是學術思想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戰(zhàn)斗檄文。然而卻因此激起了今文博士們及權臣的怨恨。光祿大夫龔勝上疏深自罪責，請“乞骸骨罷”，這實際上是對劉歆爭立古文經(jīng)傳表示。大司空師丹對古文經(jīng)學也十分不滿，彈劾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作為名義上仲裁者的哀帝雖同情劉歆的處境，以“欲廣道術”為其開脫，但劉歆仍然由于得罪了大批權臣，在政治上明顯處于劣勢。今文博士們乘機對他大加嘲訕誹謗。劉歆只好請求放他外任，暫避鋒芒。這場爭論最終由于王莽的政治干預，調和其中，暫時平息。但固有的學術上的矛盾以及利益上的沖突并未就此一勞永逸地獲得解決，在以后漫長的經(jīng)學史發(fā)展過程上，潛在的隱患又曾數(shù)度爆發(fā)。而幾乎每次今、古文之爭的焦點，都不脫于劉歆與經(jīng)古文學之間內在且微妙的關系，這也是本文接下來將詳加探討的問題。
二、“劉歆遍偽群經(jīng)”考辨
劉歆是否遍偽群經(jīng)？這是歷代學者糾纏不清的一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自漢哀帝建平元年劉歆請建立《左傳》等及王莽發(fā)得《周禮》后，便若靜水投物，波浪經(jīng)久不息。
《周禮》一書，初出即遭今文學派的懷疑，“時眾儒并出，共排以為非是?！保?）后世今文學家以《周禮》為瀆亂不經(jīng)之書，甚至徑說是劉歆偽造。清方苞《望溪集卷一?周官辨?zhèn)巍芬浴案Z亂歸之劉歆，凡十篇?！保?）于是劉歆作《周禮》之說，至清季而益盛行?？涤袨椤缎聦W偽經(jīng)考》云：“歆欲附成莽業(yè)而為此書?！逼浜蠼裎闹T家，直至“五四”時代許多考辨古史的學者，如梁啟超、崔適、錢玄同、顧頡剛等大都亦持此說。
當然也不乏有為劉歆辨誣者。汪中《述學》一書，有《周官徵文》一篇，從文字資料方面縷舉《周官》在先秦就已存在的六個證據(jù)。孫詒讓撰《周禮正義》，仍以此書為周公所作。至三十年代，郭沫若著《周官質疑》一文，錢穆撰《周官著作時代考》，考訂《周禮》為晚周時物，非周公之作，亦非劉歆所偽，真相逐漸大白。顧頡剛這時的意見亦有所轉變，認為“是（ 戰(zhàn)國時）法家的著作，和西漢儒家思想絕不相同”（4）。其弟子劉起  則具體考證《周禮》成書的發(fā)展過程，認為至遲匯編于春秋時代，全書補充寫定當在戰(zhàn)國時期，漢代整理圖書時又有摻入（5）。至此《周禮》問題基本獲得解決。
五經(jīng)中，獨《左傳》問題，乃愈久而愈棼。康有為就曾銳眼指陳，“《左傳》者，歆偽經(jīng)之巢穴也?！保?）因而今文學家攻之愈急，古文學家守之則彌堅，一似永無解決之希望。今人楊向奎亦分析曰：“所牽涉者廣，所籍者多，故歧義既夥，欲圖解決乃愈難?！保?）
西漢末，劉歆請立《左氏春秋》時即遭執(zhí)政大臣及今文博士的極力阻撓，以為“《左氏》不傳《春秋》”（8）。東漢今文學家李育雖樂其文彩，卻也認為“不得圣人深意”，因此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清中葉以后，今文學派再度崛起，劉逢祿著《左氏春秋考證》，臚舉《左傳》闕文，證“《左傳》不傳《春秋》”，并謂《左氏》凡例書法，皆出劉歆。康有為撰《新學偽經(jīng)考》，對于《左傳》攻擊愈甚，且以為《左氏》乃劉歆割裂《國語》而成。錢玄同更從《左傳》與今本《國語》二書所謂“此詳則彼略”“彼詳則此略”發(fā)覆開去，以證康氏之說。今人徐仁甫集三十年成《左傳疏證》，校讎群書，剖析異同，證《左傳》采《 史記》者有一百二十七條之多，以劉歆作《左傳》為結論，反復證勘，論辨甚詳。
而為劉歆洗冤之作，近世則有劉師培撰《周季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于西漢考》及《〈史記〉述〈左傳〉考》等文，以為《左傳》晚周時已行于世，當非劉歆偽作。在諸多翻案文章中，最有力者當屬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縷舉向、歆父子事跡及新莽朝政，條別年代，證明劉歆并未偽造群經(jīng)，并從邏輯與歷史相悖的角度，批評康氏之說不可通者二十八端，皆甚允當。此后楊向奎更力駁康氏“《左傳》乃分《國語》而成”之說，認為《國語》之文法、體裁、記事、名稱等皆與《左傳》不同，二者決非一書之割裂。楊伯峻則另辟，采顧炎武遺說，以預言靈驗與否來推斷《左傳》約成書于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之前，并非劉歆偽造。
由上可見，歷代今、古文學家及其他學者，曾就《左傳》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辯和細致的考證。但是，由于往往受制于各自壁壘之森嚴，在學術論爭中夾雜以意氣之用事，各執(zhí)一端、相互攻訐，以致得失兼有、瑕瑜互見。筆者不揣淺陋，在此擬就《左傳》諸問題對前人論述中有價值部分在擇善而從的基礎上做一番綜合闡發(fā)，并略陳管見，以求方家指正。
第一，《左氏》不傳《春秋》。晉王接即言：“《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jīng)發(fā)。”（9）宋劉安世亦指出：“《左氏》于《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讀《左氏》者，當經(jīng)自為經(jīng)，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保?0）試看“莊公二十六年”，經(jīng)有五條，無一條有傳；傳有三條，經(jīng)全無。另外，經(jīng)與傳互相抵牾之處（如用歷問題），不可枚舉，足見《左氏》不傳《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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