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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元v（元朝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順帝至正二十四年，１２９２―１３６４），字明德，處州遂昌（今浙江麗水遂昌）人，學(xué)者稱遂昌先生。后來僑居吳中近四十年，晚年命名其文集為《僑吳集》。鄭元v在吳中士人中影響很大，時人和后人都把他做為吳中學(xué)人的代表，當(dāng)時吳中碑碣序文之作多出其手，明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吳中張翥說他是“吳中碩儒，致聲前元”（張翥刊《僑吳集》后），給他很高的評價。清康熙時長洲顧嗣立編《元詩選》收錄了他二十幾首詩，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收入他的《僑吳集》，他的詩文受到重視。

　　鄭元v早年居錢塘（今杭州市），錢塘為故宋首都，“是時，咸淳諸老猶在，元v遍游其門，質(zhì)疑稽隱，克然有得，以奇氣自負(fù)”，這種經(jīng)歷使他對自南宋以來江南的故家文獻，以及社會隱憂有較深刻的理解。元v兒時傷右臂，及長，能左手作楷書，規(guī)矩備至，世稱一絕，遂號“尚左生”（顧嗣立《元詩選》），因此，在錢塘期間，鄭元v還在文苑中樹立了名聲。

　　元泰定帝年間（１３２４―１３２８），鄭元v移居平江（今蘇州市），以后近四十年，都僑居于吳中，在此期間，他的聲望更高了。元v“素不喜著書”，曾經(jīng)對學(xué)者說：“經(jīng)則經(jīng)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xué)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表明他重視經(jīng)史反對空談、義理的學(xué)術(shù)思想，時人稱其為有識見（蘇大年《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僑吳集》附錄）。平江為路治所在地，物產(chǎn)豐富，寓公霧會，學(xué)者云集，元v“富貴聲利一不動其心，浙省臺憲爭以潛德薦之，臂疾不愿仕”（顧嗣立《元詩選》），直到順帝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平江路授官為儒學(xué)教授，元v欣然而往，說：“講學(xué)，吾素志也?！钡牵谶@個職位上只有一年時間，就稱疾而去。

　　鄭元v的文章頗負(fù)盛名，“為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fēng)，詩亦清峻蒼古”（顧嗣立《元詩選》）。當(dāng)時，昆山富豪顧仲瑛輕財結(jié)客，筑別墅，名曰玉山佳處，取杜甫詩語，匾其讀書之處曰玉山草堂（《僑吳集》卷１０《玉山草堂記》），成為四方文人名士文會之勝處，“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士與朝士之能為文辭者，凡過蘇必至焉。至則歡意濃浹，隨興所至，羅尊俎陳硯席，列坐而賦……仙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云陽集》卷６《草堂名勝集序》）。當(dāng)時參加文會的有楊維楨、柯九思、李孝光、鄭元v、陳基等，這些人都以文章儒學(xué)擅名當(dāng)代，《元史》、《明史》都有他們的傳記。但鄭元v堪稱玉山草堂坐上賓，“玉山主人草堂文酒之會，名輩畢集，記序之作多推屬焉。東吳碑碣有不貴館閣而貴所著者”（顧嗣立《元詩選》）。這里所說的館閣是一種文體，館閣是指翰林院、集賢院、奎章閣學(xué)士院等館閣文臣應(yīng)詔撰寫的制書詔命以及其他朝廷應(yīng)用文字，文體、書法均力求典雅、工整，都有固定格式。但是鄭元v所作碑碣，文章書法皆絕妙，其影響勝過館閣體，更為東吳士人所推重，從這個方面說，鄭元v堪稱東吳士人領(lǐng)袖。他所做的一些碑碣等文字，在敘述碑碣主人的行事中，往往反映了元朝吳中的社會風(fēng)俗及情況，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緒。

　　元朝統(tǒng)一全國后，江南成為朝廷財賦源藪，但是江南賦稅繁重導(dǎo)致許多富民紛紛破產(chǎn)，蘇、松尤其嚴(yán)重。鄭元v表達(dá)了對賦重民困的看法。后至元年（１３３５―１３４０）間，他說：“長洲舊為平望縣，其以里計者未必數(shù)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必男盡田、女盡蠶也。其秋輸糧夏輸絲也，糧以石至三十有萬，絲以兩計至八萬四千有奇，余皆略之也。使錢D盡翻其町疃，桑植盡植其垣滕，然后輸公上者，可以無闕也。奈之何閑田惰農(nóng)與水旱更相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號為兼并，及今無塊壤以卓錐，無片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疲之極如此?！保ā秲S吳集》卷１１《長洲縣達(dá)魯花齊元童君遺愛碑》）他還說：“國家疆理際天地，糧穰之富，吳獨賦天下十之五，而長洲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僑吳集》卷９《長洲縣儒學(xué)記》）他批評了國家只重視賦稅征收而輕視東南水利的經(jīng)濟政策：“內(nèi)附后，務(wù)田租歲入之多，而其所以憂水為民害者寢不復(fù)講。國初嘗立都水監(jiān)，近又立庸田司，歲預(yù)勒首令狀秋收有成數(shù)，而水旱不恤也。于是農(nóng)始告病焉?！保ā秲S吳集》卷８《祈晴有應(yīng)序》）江南賦重的結(jié)果就是江南經(jīng)濟的凋弊和富民的破產(chǎn)：“江南歸職方，浙西為故宋內(nèi)地，豪宗巨黨以自附麗，于昔者不可謂不多也。六七十年之久，太平之澤涵煦而生植者，豈異于昔哉！然其間衰榮代謝，何有于今日人事之虧成，天運之更迭，非惟文獻故家牢落殆盡，下逮民舊嘗脫編戶齒士籍者，稍覺衣食優(yōu)裕者，并消歇而靡有孑遺。若夫繼興而突起之家，爭推長于隴畝之間，彼衰而此盛，不為少矣?！保ā秲S吳集》卷８《鴻山楊氏族譜序》）鄭元v的詩生動形象地表達(dá)重賦之下的吳中社會經(jīng)濟凋弊殘破景象：“中吳號沃壤，壯縣推長洲。秋糧四十萬，民力疲誅求。昔時兼并家，夜宴彈箜篌。今乃呻吟聲，未語淚先流。委肉餓虎蹊，于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奮智謀。安知征斂急，田禍死不休。膏腴不論值，低洼寧望酬。賣田復(fù)有獻，惟恐不見收。日覺鄉(xiāng)胥肥，吏臺起高樓。坐令力本農(nóng)，命輕波上漚?！保ā秲S吳集》卷１《送劉長洲》）他對江南富民的破產(chǎn)感觸良多，說“江南喬木幾家存”（《僑吳集》卷２《送范子方掌故》）。這些，既反映了元朝中后期吳中經(jīng)濟社會凋零殘破的情況，又反映了鄭元v不滿意國家過分掠奪吳中財賦的思想。

　　自至元十九年（１２８２）實行海運，江南三省賦稅秋糧都通過海運運往大都，朝廷在平江設(shè)海道萬戶府，每年分春運和夏運，把江南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大都。鄭元v身為東吳文人領(lǐng)袖，參加?xùn)|吳文人之聚會，接觸許多海運大員，耳濡目染，了解到海運糧食的漂沒失陷，以及運夫在海上生命無保障，對海運中死難的運夫充滿同情：“有家國天下者無不役之民，得其民而驅(qū)之以涉天下之至險，則無有甚于漕民者”（《僑吳集》卷１１《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燕只哥公政績碑》）；“今夫海，天下之至險也，而國家歲漕東南粟，由海達(dá)直沽，自非天佑休顯，淵神川后效職致命，則何以必其無虞也哉！”（《僑吳集》卷１１《前海道都漕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他了解到大都的糧食供應(yīng)，不滿意大都仰食海運糧，說：“欽惟世皇，東征西伐，豈知東南之稻米，然既定鼎于燕，有海民朱、張氏設(shè)策通海運，用海艘}順不浹旬而至于京畿。其初不過若干萬，興利之臣?xì)q增年益，今乃至若千萬，于是畿甸之民開口待哺以訖于【今】”（《僑吳集》卷８《送徐元度序》）；“京畿之大，臣民之眾，梯山航海，云涌霧合，輳聚輦轂之下，開口待哺以仰海運，于今六七十年矣”（《僑吳集》卷１１《前海道都漕萬戶大名邊公遺愛碑》）；“京畿，天下人所聚，豈皆裹糧以給朝暮，概仰食于海運明矣”（《僑吳集》卷１１《亞中大夫海道副萬戶燕只哥公政績碑》）。這些文字，對大都仰食海運并且使江南賦重民貧的不滿之情溢于言表。

　　江南富民紛紛破產(chǎn)，昔日的榮華富貴不復(fù)存在。同時，北方地區(qū)水利失修，土地的生產(chǎn)能力下降，他對此持批評態(tài)度。至正十二年（１３５２）海運不通，宰相脫脫建議開展京畿屯田水利，以就近解決大都的糧食供應(yīng)。至正十三年（１３５３）朝廷派徐元度等人出使江南，“召募江南有貲力者授之官，而俾之率耕者相與北上”，鄭元v參加了吳中士人歡送徐元度的聚會，并且寫了《送徐元度序》，他首先回顧歷史上水利與國家強盛的關(guān)系：“周以后稷興，故其子孫有天下于郊廟，薦享其功烈而被之詩者，一以農(nóng)事為言?！芍苤刑煜拢傺胖?，不惟其他而惟切于有衣食，宜乎登歌雅頌之不敢少忘，故能歷祀八百與夏商比隆也。秦起，號富強，蓋其民不耕則戰(zhàn)。漢以孝悌力田選士，故其得士為多，趙充國平西戎，建置屯田，邊費為省，降是莫不以屯田致富強也”，周秦漢唐之興盛富強，皆以發(fā)展西北農(nóng)功水利。而“起朔漠，百有余年間，未始不以農(nóng)桑為急務(wù)?！兄萏岱馊f井，要必力耕以供軍國之需，如之何海運既開，而昔之力耕者皆安在？此柄國者因循至于今，而悉仰東南之海運，其為計亦左矣”，批評了國家實行海運后西北田土不耕水利荒廢的情況。其次，他批評了北方不宜水稻的論調(diào)：“水有順逆，土有柔堅?；蛘咧^北方早寒，土不宜稻。然昔蘇珍芝嘗開幽州督亢舊陂矣，嘗收長城左右稻租矣。隋長城以北大興屯田矣，唐開元間河北河?xùn)|河西左右屯田歲收尤為富贍。由此言之，顧農(nóng)力勤惰如何，不可以南北限矣”（《僑吳集》卷８《送徐元度序》），駁斥了以南北限水利的說法，認(rèn)為西北有發(fā)展水利的條件。最后，他認(rèn)為國家召募江南農(nóng)師必須解決好他們在北方的生活實際問題：“然吳下力田之民，一旦募，捐父母棄妻子去鄉(xiāng)里羈凄旅，欲其畢志于耕獲，雖歲月不堪久，然亦必使之有廬井室灶，有什器醫(yī)藥，略如晁錯屯邊之策，庶乎人有樂生之心，無逆旅之嘆”，此時，鄭元v已經(jīng)六十多歲了，他希望西北水利能成功地解決大都的糧食供應(yīng)問題，但卻無限傷感，說：“余老矣，尚庶乎其或見之?！保ā秲S吳集》卷８《送徐元度序》）以他在東吳文人中的地位，和他文章的影響，他對江南賦稅繁重、富民破產(chǎn)、大都仰食海運糧，以及西北水利的態(tài)度，實則反映了東南士人的態(tài)度。

　　鄭元v所代表的東吳士人，關(guān)心東吳地方利益甚于國家利益，他們所提倡的西北水利，其實質(zhì)是通過發(fā)展西北水利，就近解決大都糧食供應(yīng)，以緩解對東南糧食壓力的一種手段。當(dāng)元末天下大亂時，東吳士人對朝廷不再抱有希望，紛紛投靠張士誠：“東吳當(dāng)元季割據(jù)之時，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學(xué)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后?！保ㄌ祉?biāo)哪暝崎g錢溥倪云林《清閔閣集》序）“東南文士多往依之”，鄭元v也進入張士誠幕府，而且“最為一時耆宿”（顧嗣立《元詩選?鄭元v詩序》），這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鄭元v所代表的東吳士人在對國家的東南經(jīng)濟政策的不滿情況下的政治態(tài)度。至正二十四年升江浙儒學(xué)提舉，元v欣然不辭，說：“文臺，儒者之職也?！本泳旁拢形⒓捕洌ā秲S吳集》附錄蘇大年《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最后需要指出，鄭元v所提倡的發(fā)展西北水利以就近解決大都糧食供應(yīng)以及減輕江南賦稅的思想，在元明清時期，實際是代表了江南士人的思想，也因此之故，他雖然只經(jīng)歷過兩任短暫的學(xué)職，但其詩文為時所重，他自己也被后人視為吳中碩儒，以學(xué)人之身登吳中文壇而為領(lǐng)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