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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澧，世稱東塾先生，是廣東近代學術(shù)史上的重要人物。早在19世紀80年代，張之洞即有“庶幾從此東塾學派流衍中原”之說。陳澧講學粵東數(shù)十年，弟子眾多，重要者包括桂文燦、趙齊嬰、胡伯薊、陶福祥、陳樹鏞、汪兆鏞、徐灝、文廷式、于式枚、梁鼎芬等。其學術(shù)影響一直持續(xù)到民國以降。

   陳澧以漢學為宗，但不囿于門戶之見，不排斥宋學，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中，對陳澧主張漢宋調(diào)和的思想頗為欣賞。

    今年是陳澧誕辰200周年，了解其學術(shù)思想及生平事跡是對其最好的紀念。

    早年受惠于學海堂

    廣州海珠區(qū)北京路一帶，有一處地名為木排頭，宋代此處為珠江岸邊，因常泊木排而得名。陳澧故居就位于這一帶，可惜在民國時被火燒毀，如今已不見痕跡。

    陳澧先世為浙江紹興人，六世祖宦于江寧，祖父一代遷居廣東，至陳澧占籍為番禺人。1810年3月，陳澧出生在廣州城木排頭。陳澧7歲入私塾，學習論語、唐詩等，他自幼聰敏，9歲時已能寫詩作文。10歲父親去世，始讀家藏《通鑒》，“日課一卷，一年而畢”。

    陳澧并無顯赫家世與家學淵源，他之所以能成為大家，主要得益于廣東方興未艾的學術(shù)氛圍。晚清廣州書院風行，他先后在羊城書院、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讀過書，道光十四年(1834)，陳澧入南粵著名書院學海堂為專課生。

    著名學者阮元嘉慶二十二年(1817)任兩廣總督，他繼在杭州創(chuàng)建詁經(jīng)精舍之后，于道光五年(1825)在廣州城北越秀山創(chuàng)辦學海堂，這是晚清又一個以專重經(jīng)史訓詁為宗旨的書院，對廣東學術(shù)有開創(chuàng)之功。學海堂只設(shè)學長，不設(shè)山長，因為山長不能多設(shè)。他選定8位通古博今的學者擔任學海堂學長，他說：“此堂專勉實學，必須八位學長各用所長，協(xié)力啟導，庶望人才日起?！标愬⑷雽W海堂之前，就與學海堂學長曾釗、吳蘭修等人有交往，入學海堂后，他更是勤勉學習，深得其弘揚漢學的精髓，并堅持漢宋并舉，從而更加有力地推動了廣東漢學研究。道光二十年十月，陳澧被聘為學海堂學長，并居此位達27年之久，以至桃李遍地，蔚為東塾學派，從而達到了阮元冀望“人才日起”的目的。陳澧對阮元十分崇敬，他于1841、1844年先后兩次在揚州拜見阮元，并請其為“憶江南館”題匾。

    放棄科考正途專攻學術(shù)

    那個年代，科考幾乎是學子晉升的唯一出路。陳澧14歲開始走上漫長的科考道路，于道光三年首應(yīng)童子試。道光六年考取縣學生員，第二年恩科第一，時與順德縣盧同伯、南?？h桂文耀、同邑楊榮緒有“四俊”之稱。道光十一年舉優(yōu)行貢生，十二年中舉人。

    陳澧很想通過科舉考試實現(xiàn)經(jīng)邦治國理想，他稱自己“處則師陶(淵明)，出則師陸(贄)”，但不幸的是，自道光十三年至咸豐二年(1833～1852)，他先后7次進京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前后歷時19年之久。

    雖然7次應(yīng)會試都以落第而歸，但陳澧還是有兩次出仕的機會。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縣用，二等的以教職用。道光二十四年第五次落榜后，陳澧被選授河源縣訓導，他赴任僅兩個月便請病假回家；咸豐六年第七次會試落榜后，他又被揀知縣到班。但正是這個時候，他徹底放棄了出仕的念頭。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讀書三十年頗有所得，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既不能出，則將竭其愚才，以著一書，或可有益于世。惟政治得失未嘗身歷其事，不欲為空論，至于學術(shù)衰壞關(guān)系人心風俗，則粗知之矣，筆之于書，名曰《學思錄》?！?

    陳澧還在信中感慨：“然天之生才使之出而仕，用也；使之隱而著述，亦用也?！彼陉P(guān)鍵時刻終于參透了社會，認清了自己，他放棄仕途，潛而著述，是嶺南文化的一大福份。

    東塾讀書自成一體

    陳澧博學多才，對天文、地理、歷史、數(shù)學、詩文、樂律、文字學、書法均有造詣，他曾先后向張維屏學詩、向侯康學史、向梁漢鵬學數(shù)學。其中尤以對廣州方言和音韻的研究成果卓著，其所著《廣州音說》論述廣州方言的特點及其源流，陳澧認為，廣州方言的音調(diào)合于隋唐韻書切語，因為“千余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州，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彼缒曛鳌肚许嵖肌罚秒p聲、迭韻剖析切韻法，把雙聲分為40類，還把全部漢語語音列表定位。《切韻考》影響巨大，被梁啟超稱為“絕作”。

    陳澧研究《水經(jīng)注》，著有《水經(jīng)注西南諸水考》，糾溫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葉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狀況誤說。他著《申范》，考證出《后漢書》作者范曄謀反被處死是一起冤案，在史學中獨樹一幟。他考證漢代“三統(tǒng)歷”，著有《三統(tǒng)術(shù)詳說》。

    陳澧曾以9年時間著述《漢儒通義》，論證漢學與宋學門戶之見毫無依據(jù)，提出不能以訓古和義理來衡量學術(shù)上的分野，主張打破門戶之見，漢宋互為補充，各取所長。

    陳澧著作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東塾讀書記》。《東塾讀書記》原名《學思錄》，仿顧炎武《日知錄》形式，為讀書札記，對經(jīng)、史、子及前代文字學著作作全面、系統(tǒng)的考證和論述。該書前后花去陳澧30年時間，是陳澧研究儒家經(jīng)典的專門著述，也是奠定其本人學術(shù)地位的巨著?，F(xiàn)代學者傅斯年對這部書很重視，曾把它列為青年學生了解清代學問的入門書。

    掌菊坡精舍創(chuàng)東塾學派

    學海堂開粵東學術(shù)之風，而菊坡精舍則再進一步凝成東塾學派。菊坡精舍是繼學海堂之后廣東漢學的第二個重要基地。

    同治六年(1867)，廣東巡撫蔣益澧、鹽運使方浚頤撥款在越秀山建筑菊坡精舍，聘陳澧為山長。菊坡精舍距學海堂不遠，陳澧此時仍兼學海堂學長。菊坡精舍辦學宗旨與學海堂無異，但不同的是，學海堂有八位學長，沒有正規(guī)的講課授業(yè)，而菊坡精舍只一名山長，其考課數(shù)量增加，加強了對學生學業(yè)的督促，陳澧顯然是要借這方舞臺施展自己的教育才華。

    陳澧在菊坡精舍講學，以學術(shù)為重，而并不急于科學功名，他對科舉提出批評改良意見，對八股制藝尤其不滿。首批聽講的學生約50人，都是各州縣選拔的高才生及粵秀、越華、閨羊城三書院的肄業(yè)生。他著有《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即是向?qū)W生傳授自己的讀書體會和治學方法。晚清學風浮躁，很多學者難以靜下心來通讀一部經(jīng)書，陳澧主張“人通一經(jīng)之學”，每個學生專治一經(jīng)，從章句開始，積久必成學業(yè)。

    陳澧認為政事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學術(shù)，主張建立完善的學術(shù)道德與學術(shù)規(guī)范。他任菊坡精舍山長15年，培養(yǎng)成材的學生很多，“士人出其門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眾”。我們可以略舉數(shù)例：文廷式，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xié)修；于式枚，曾任禮部侍郎、郵傳部侍郎、學部侍郎、國史館副總裁；梁鼎芬，曾任翰林院編修、湖北按察使；汪兆鏞，曾任學海堂學長；譚宗浚，曾任翰林院編修、四川學政……

    陳澧還主持編印《菊坡精舍集》，匯集菊坡精舍學子優(yōu)秀課卷，以嘉惠后學。

    理性對待西方科技

    陳澧生活在晚清亂世，西學東漸，西人東進，鴉片戰(zhàn)爭，太平天國，陳澧飽受學術(shù)失守、戰(zhàn)亂流離之苦。而作為經(jīng)世致用的學者，他并沒有抱殘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以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面對現(xiàn)實。陳澧也是最早“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份子。

    魏源《海國圖志》問世不久，陳澧即作《書〈海國圖志〉后呈張南山先生》，指呈其得失，與張維屏共同探討。學者朱維錚認為：陳澧“是嶺南學者中最早對林則徐外交政策持批評態(tài)度的，也是最早對魏源《海國圖志》進行可行性研究的”。他認為魏源著作中“最可議者莫如《議攻》篇‘以夷攻夷’之說也”，指出這種策略建立在對夷情不明基礎(chǔ)上，實行起來有害無益。

    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來粵，陳澧與其相晤，詳加探討。陳澧曾回憶：“后數(shù)年，魏君來粵。余以此書所說質(zhì)之。魏君大悅，遂定交焉，并屢改《海國圖志》之書。其虛心受言，殊不可及也！”

    陳澧雖然視鐘表、呢絨、鼻煙等為的“奇巧玩物”，但他總體上并不排斥西方的科技，并不反對中國人出使西洋，學習西方文化，他還固執(zhí)地認為西方文化源于中國。我們今天看來，陳澧的一些觀點自相矛盾，滑稽可笑，但在當時他已算開明一派。

    同治四年(1865)，陳澧應(yīng)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郭松燾之聘，與學生趙嬰齊測繪廣東省全圖。他們搜集大量資料和數(shù)據(jù)，繪制成《廣東圖》20卷及資料詳盡的《廣東圖說》90卷，這對了解省情、研究地域文化頗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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