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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為了防止科舉舞弊，1300年里都設置了哪些考試制度？

    科舉的本意在于公平取士，但是幾乎在與科舉誕生同時，違背公平競爭的各種舞弊、取巧的行為就出現(xiàn)了，因此，防止舞弊從一開始就是科舉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

    為保證取士的公平，唐代不斷完善科舉考試的程序、評判標準，采取防范科場舞弊的措施。在考試程序方面，唐代省試中逐步建立了進士、明經(jīng)等?？瓶颇咳龍隹荚囍贫?，從技術層面避免前場落第再參加后場考試等舞弊行為。五代時，這種三場考試制度又推行到州縣的考試中。唐代為防止科場舞弊實行了考試場所的鎖院制度，設置貢院印，以防違禁。為了確保閱卷公正無誤，建立了中書門下覆核和覆試制度，同時加強了對省試的監(jiān)督。


    但是，唐代科舉還不能說是完善成熟的。唐代實行科舉之初，還保留有公薦制度，即所謂“臺閣近臣”可以向考官推薦“抱文藝者”，甚至預擬了榜上的名次。應舉者要向達官貴人獻納 詩詞 賦論作品，即所謂“行卷”，以備推薦。一些有影響的人物甚至被稱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jīng)品題，便作佳士”。然而這些達官貴人“去取不能無私”，這就為權要世家子弟開了方便之門，甚至錄取“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那些“無媒無黨，有行有才”的人往往被拒之門外。

    李白的《與韓荊州書》中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錢起的 詩句“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發(fā)對華簪”，描寫的就是士人的這種無奈。一些達官貴人倚仗權勢在科舉中公開請托，比科場作弊更為嚴重，而科場舞弊成為常態(tài)，以至于形成“勢門子弟，交相酬??；寒門俊造，十棄六七”的局面。

    長慶元年（821年），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接受請托，錄取不公，引起不滿，穆宗下令進行覆試。結(jié)果已錄取的14人，10人因無藝被黜落，涉嫌請托者被罷官。會昌三年（843年）禮部尚書王起權知貢舉，提出“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使公卿子弟的入仕之路暫時受到了限制。但幾經(jīng)反復，終于無法阻止公卿子弟的請托和當權者的賣放。

    唐及五代科舉考試還有公卷制度。為使考官了解應舉者的平素課業(yè)水平，應舉者要向知貢舉官投納省卷，即“公卷”。這樣做本可以更全面地考察士子的水平，避免僅憑一次考試就決定去取的僥幸和不公，但是，公卷不能保證真實，公卷造假，或用舊卷，或請人代筆，都無從監(jiān)督考察，反而出現(xiàn)巨大漏洞，妨害了考試的公平。

    宋代為了實現(xiàn)科舉的公平，繼續(xù)完善其制度和技術設計。宋初，多次下詔廢除公薦，規(guī)定薦囑者要治罪，被薦者罰本貫重役，且永遠不得再參加科舉考試，對于告發(fā)者則給予獎勵。廢除了“公薦”及“公卷”制度，“一切以程文為去留”。


    科場如同戰(zhàn)場，早在唐代，就規(guī)定了嚴格的科場紀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wèi)，]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但是科場作弊不止。為了防止科場作弊，宋朝做了一系列技術性規(guī)定，仁宗淳化三年（992年），開始實行“糊名考校”。試卷封印糊名，鄉(xiāng)貫狀別用字號標注。真宗時，又施行了謄錄制度，試卷另行謄錄，然后再送考官評定等第。這樣，考官既不知道舉人的姓名，也不能憑借字體辨認出作者，請托關照就難于進行了。 歐陽修稱贊說：“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代，最號至公?！?、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人之子，不得有所愛憎薄厚于其間?！錈o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彼J為，這是最公正的制度。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即設立了親屬回避的“別頭試”制度，考官與舉人為姻親者，遣官另設考場別試。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詔諸道試官皆隔一郡差選，后又令歷三郡合符乃聽入院?！钡藭r殿試考官尚不避親。寧宗嘉定元年（1208年），“命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免差充考校”。這就為后世立了規(guī)矩。

    南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年）開科，發(fā)現(xiàn)某卷文字與人雷同，甚至一字不差。原因在于考官受賄，將范文偷交給應試者，或者是老儒賣文給士子傳抄。朝廷不得不對此加以戒飭，下令一旦發(fā)現(xiàn)試卷雷同，即將應試者黜落，考官、監(jiān)試官也一例黜退。理宗時，科場“奸弊愈滋”。“舉人之弊凡五：曰傳義，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外出，曰謄錄滅裂?！?朝廷下令嚴格監(jiān)督，“設立賞格，許告捉懷挾、傳題、傳稿、全身代名入試之人”。

    金朝科舉考場制度嚴厲?？茍鲆?guī)則如糊名、謄錄等，則大體沿襲了宋朝的做法。


    明清科舉作弊甚盛?！百V買鉆營、懷挾倩代、割卷傳遞、頂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窮究，而關節(jié)為甚”，所以明清科舉的防弊措施也更為嚴厲。比如，明代考試在內(nèi)由御史，在外由按察司官員監(jiān)視。會試時，由御史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巡綽、監(jiān)門，搜檢懷挾，都有專職人員。考場嚴禁講問冒代，每個考生單獨一間號房，由一名軍人把守。試卷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試卷用墨書寫，再由謄錄官用p謄寫。讀卷官不知考試者姓名，也不能見到墨卷，可以說無處不防。洪武七年（1374年）規(guī)定，如果考生挾帶被發(fā)現(xiàn)，“于場前枷號一月，滿日問罪革為民”。

    但是，如《明史》所說，作弊以“關節(jié)為甚”，科場案時有發(fā)生。一些勢要高官或憑借權勢，使自己的子弟得以高中，或貪圖賄賂，以金錢決定去取，從根本上敗壞了科舉的公平。萬歷四年（1576年），順天主考高汝愚錄取權臣內(nèi)閣首輔張居正的兒子張嗣修、張懋修和張的同黨吏部侍郎王篆的兒子王之恒、王之鼎，就是很典型的案件。

    清代科場舞弊仍然猖獗，順治十四年（丁酉，1657年），爆發(fā)科場大案。順天府鄉(xiāng)試發(fā)榜后，“途謠巷議，嘖有煩言”，爆出：中式舉人陸其賢用銀三千兩，同科陸貽吉送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得中等情弊。各地鄉(xiāng)試發(fā)榜后，士子忿其不公，也揭露出各種舞弊情節(jié)：江南“聯(lián)宗有素，乃乘機滋弊”；河南考試官黃d、丁澎用墨筆添改字句；山東同考官袁英等，用藍筆改竄字句；山西考試官匡蘭馨等批語不列名銜，等等。順治帝命法司嚴查擬罪。

    結(jié)果，考官李振鄴、張我樸等、舉人田耜等共七人俱立斬，家產(chǎn)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陽堡。其他，王樹德等七人應立斬家產(chǎn)籍沒，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陽堡；孫珀齡等十一人俱應立斬，家產(chǎn)籍沒；張F等五人俱應立絞，余贊周應絞監(jiān)候。順治帝親自審問，“多犯一時處死，于心不忍”，俱從寬免，各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


    但是，科場舞弊并沒有就此止步，各種舞弊行為不斷發(fā)生，咸豐八年（1858年）又發(fā)生了震動朝野的大案。其時歲在戊午，因此又稱戊午科場案。本科順天鄉(xiāng)試，因考生滿洲附學生平齡涉嫌舞弊引起，暴露了考生羅洪澤“遞條子”入考場，請托兵部主事李鶴齡、翰林院編修浦安，浦又托大學士柏俊，羅因此得以中試。李、浦共得白銀500兩，而柏俊并不知情。結(jié)果，浦、羅、李照例處決，柏俊也以“辜恩藐法”即行處斬。柏俊以一品大臣被殺，實與同僚私恨有關，但其責任是不能逃脫的。此案歷經(jīng)五年才審結(jié)完成，最終九十余人受到懲處，五名軍機大臣等被殺。


    清廷對科場舞弊如此嚴厲懲處，意在嚴肅法紀，公平取士，同時，借以鉗制士人，打擊幫派黨爭的意圖也很明顯。此前，順治十四年（1657年）所頒發(fā)的上諭就說到：“制科取士，課吏薦賢，皆屬朝廷公典……以后內(nèi)外大小各官，俱宜恪守職掌，不許投拜門生，如有犯者，即以背旨論。薦舉各官，俱照衙門體統(tǒng)相稱，一切讀閱卷考試等項，俱不許仍襲師生之號……永絕朋黨之根?！笨刂瓶茍觯褪羌訌妼φ值目刂?，就是加強皇帝的權力。

    與這些舞弊大案相并行，就是科場的懷挾之弊。自宋代實行糊名、謄錄等措施之后，科場懷挾之弊與反作弊就呈水漲船高之勢。至于明清，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此類作弊在科場內(nèi)外已經(jīng)形成一個完整的鏈條，甚至成為一個產(chǎn)業(yè)。為了應對科舉市場，各種科舉程文范本大行其道，許多文人成為選家。一些書坊更是印制微型刻本，舉人入場夾帶之用。至于夾帶方式更是花樣百出。衣、物、筆、硯、紙、墨無不可以作為夾帶工具，甚至夾帶物被藏入之內(nèi)。

    為痛懲夾帶之弊，乾隆帝曾下諭旨，令“步軍統(tǒng)領、五城御史出示曉瑜，并密行查拿”，且在現(xiàn)場派遣軍役搜檢，以致扒光入場者的衣褲。乾隆九年（甲子，1744年）順天府鄉(xiāng)試，頭、二場各搜出夾帶21人。由于搜檢威懾，大量蠅頭小卷被遺棄在貢院外各角落。第二場點名，竟有2800余人不敢入場考試，而入場參加考試者，因為沒有夾帶而交白卷的68人，不完卷的329人，文不對題的276人。如此情景，不僅說明夾帶積弊之重，而且說明士子庸濫之甚。此役之后，科場夾帶雖稍微平靜，但不久又死灰復燃。殆至清朝末年，綱常解紐，科場搜檢流于形式，對于夾帶見怪不怪，科舉也就走到了盡頭了。


    科舉號稱公平，但科舉的公平也是相對的。作為地域廣闊的多民族國家，各地區(qū)、各民族之間的差異很大。如果都按一個標準取士，可能造成機會的不平等。同時，各皇朝為了擴大統(tǒng)治基礎，也有必要廣泛地選拔人才，把不同地區(qū)不同民族的人才都選拔出來。這既可以使取士的代表面更均衡，也可以照顧到差異地區(qū)和不同民族的相對公平。同時，統(tǒng)治者為了強化自己的政權支柱，給特定人群或特定族群以優(yōu)待，也是科舉中常見的做法。

    唐朝文武官考試即有所謂南選。唐朝規(guī)定了諸州的解額，照顧了邊遠地區(qū)、落后地區(qū)的應試者的數(shù)量。宋朝也以各地解額數(shù)量的限制分配，來取得地區(qū)之間的平衡。金朝太宗天會五年（1127年），因“河北、河東初降，職員多缺，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yè)取士，號為南北選”。南北新老地區(qū)按不同標準取士，就照顧到了地區(qū)和民族差異。元朝科舉分左右卷，其中有對漢人、南人歧視的因素，但也不無擴大統(tǒng)治基礎，求得差異均衡公平的考量。

    明代科舉，取士原不分南北。洪武三十年（1397年），取士五十二人，皆南人。太祖朱元璋認為考官為南方人因而偏私，于是嚴懲考官，親自閱卷，結(jié)果錄取六十一人皆北人。

    永樂以后，幾經(jīng)調(diào)整，確定取士分南、北、中卷。這不僅調(diào)整了利益分配格局，照顧到落后地區(qū)的發(fā)展，也使國家統(tǒng)治基礎更為平衡穩(wěn)固。明代武舉也曾仿文科之南北卷，分為邊方、腹里。每十名中，邊六腹四以為常。清代科舉卷不分南北，而按參加考試的人數(shù)臨時確定名額。在會試中采取分省取士，照顧邊遠省份，以確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機會；在鄉(xiāng)試中實行編號制度，分別規(guī)定取中名額，使偏僻之鄉(xiāng)及地方民族子弟能有中試者。對土司科舉的放寬等等，也出于同樣目的。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中，絕對的平等永遠無法實現(xiàn)，統(tǒng)治者有時要故意維持這種等級差異。

    科舉考試，號稱朝廷設科，人人可以投牒自進，但實際上，朝廷對于參加科舉者的身份有明確的限制。唐代規(guī)定，“有刑家之子，工商殊類”不得充貢。宋朝，“大逆人緦麻以上親及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及醫(yī)巫之家不得參加科舉；遼代“醫(yī)、卜、屠、販、隸奴及倍父母或犯者、逃亡者，不得舉進士?！碧祆竦矍y(tǒng)五年（1105年）又規(guī)定“禁商賈之家應進士舉”。金朝規(guī)定倡優(yōu)之家、伶人，奴婢、罪犯、叛逆人親屬乃至官方的太常大樂署的樂師、少府監(jiān)各色工匠藝人都不得參加科舉。元朝仍有“倡優(yōu)之家及患廢疾、若犯十惡奸盜之人，不許應試”的規(guī)定。但陰陽醫(yī)術之士則不禁止。

    世祖在位時，丞相火魯火孫等關于開設科舉的建言中就說到“儒吏、陰陽、醫(yī)術，皆令試舉”。對于罪犯的限制可以理解，對于工商醫(yī)伶人奴婢之家的限制，就是明顯的歧視。明朝規(guī)定相對放寬，洪武四年，太祖朱元璋令“惟胥吏心術已壞不許應試”。他不愿意讓那些已被官場污染的胥吏進入官員隊伍。

    洪武十七年，又規(guī)定：“其學官及罷閑官吏，倡優(yōu)之家、隸卒之徒，與居父母喪者，不許應試?！泵鞔?，特別是在中后期，有大量的工商之家的子弟參加科舉考試，而且中試入仕。社會的進步，工商業(yè)階層的壯大，普遍價值觀念的變化是其原因。到清代，仍規(guī)定奴婢倡優(yōu)之家不得參加科舉，其他賤民包括丐戶、D戶、九姓漁戶等等也不準參加科舉。雍正年間雖然曾下令除豁樂戶等賤籍，在名義上解除了他們參加科舉的限制，但實際上還是很難取得完全平等的地位。

    選編自毛佩琦《中國科舉制通史》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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