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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tǒng)的漢文文獻，是宗信中華民族起源于中原地區(qū)，其中有一部分被流夜于邊疆，才有了嚴“四裔”各族。司馬遷綜春秋、戰(zhàn)國各說，在《五帝本紀》中這樣敘述：由于共工、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不僅影響及于《史》、《漢》而下，一直到近代也還有一些專家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中下游，然后擴散到邊疆，才有了邊疆的民族與文明。

  然而這種一元中心起源的正統(tǒng)史觀，到20世紀初葉受到了挑戰(zhàn)。首先是梁啟超以進化論為思想武器，同時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啟發(fā)，1902年發(fā)表《新史學》，提出要以研究社會和國民人群進化并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學來代替以帝王為中心的舊史學。他在1906年發(fā)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以“中華民族”稱呼漢族，而以“中國民族”為中國各民族的總稱。他指出，“現(xiàn)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而“苗蠻”、“百越”，“百濮”等其他“中國民族”，“要之自有史以來即居中國者也”。以后他在1922年又發(fā)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對漢族、蒙古族、等族進行了初步的敘述。今天我們看梁的研究只是提出了一些問題，而且難免受到大漢族主義正統(tǒng)觀的影響，但20世紀初敢于否定漢族的單一來源并斷言它是“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是對中華民族一元中心起源正統(tǒng)觀的大膽挑戰(zhàn)。   

  另一派即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顧于1923年發(fā)表《與錢玄同 先生論古史書》，提出了“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1923年又發(fā)表《答劉(藜)、胡(堇人)兩先生書》，進一步闡明這種上古史觀，“1.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2.了地域向來統(tǒng)一的觀念”，“3.了古史文化的觀念”，“4.了古代黃金世界的觀念”，由此引發(fā)了一場關于中國上古史及先秦文獻的可靠性的大論戰(zhàn)。這是中國史學界在20世紀20～40年代的一個起了廣泛作用的學術討論。在學術上，顧受著清代崔述、姚際恒等辨?zhèn)螌W說的直接影響，在思想與治學方法方面，主要受著梁啟超、錢玄同、胡適、王國維等人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新青年》和五四運動的鼓舞。他說，“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蔡元培)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許多打破傳統(tǒng)學說的見解不敢大膽宣布”(《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此后，他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還指出：“我自己決不反對唯物史觀……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基本觀念?！?

  當然，“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涉及的內(nèi)容很廣泛，古史辨派的疑古及對先秦古籍的全面批判以至否定，有些結論和方法都有矯枉過正之弊，但它對打破中華民族一元中心起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與古史辨派對上古歷史及有關文獻的態(tài)度大異其趣，然而同樣不相信中華民族只有一源的是1927年蒙文通所撰《古史甄微》，認為中國上古民族可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樣，其經(jīng)濟文化各具特征。蒙的這種“三系學說”，與1943年出版的徐旭生撰《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可為呼應，徐概括中國古代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這三大集團互相斗爭，后來又和平共處，終于完全同化，才漸漸形成了爾后的漢族。他說，“我們戰(zhàn)國及秦漢時代的人民常自稱為華夏是錯誤的，他們實是華夏、東夷、苗蠻三族的混合。我們常常自稱為‘炎黃裔胄’，其實這個詞不能代表我們。必須說是羲、、炎、黃裔胄，才可以代表我們?nèi)w老漢族(今日的漢族混雜了很多族是很清楚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敘言)。此書一出版受到了很大的重視，由于他篇幅宏大且自成體系，確實對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族的起源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此外，在20世紀20～40年代，曾出版多種綜合性的中國民族史，其中林惠祥撰《中國民族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較全面對漢文歷史文獻和當時的考古學材料以及民族學等多種學科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tǒng)的綜合研究，因而對華夏——漢族及各其他中國民族的起源形成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敘述，可視為新中國建立以前中國民族史的代表作。

  上述各家雖不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有的卻直接或間接受到唯物史觀的啟發(fā)，而李大釗在把馬克思主義革命學說介紹到中國來的同時，已極大地關注著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工作。其后郭沫若將唯物史觀運用于整理研究甲骨文、金文史料，從而撰著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奴隸制時代》、《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兩周金文大系圖錄考釋》等一系列鴻篇巨著，建立起中國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發(fā)展進程的學術體系。今天看起來具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早期形態(tài)的特點，然而在20世紀30～40年代，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場真正的革命。同時代的其他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家和民族家，對中國各民族起源和中華文明起源的總體研究，都做了許多開創(chuàng)工作，使新中國的民族史，得以有正確的方向和良好的基礎繼續(xù)發(fā)展。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是族別史研究，后又出現(xiàn)綜合研究勢頭。費孝通撰的《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從中華民族的多元起源、凝聚核心漢族的出現(xiàn)及各少數(shù)民族的發(fā)展等多角度，論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指出：“它的主流是由于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jīng)過接觸、混雜、聯(lián)合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去你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tǒng)一體?！?《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第1頁，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費的這個提法，將進一步推動我們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使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走上一個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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