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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無論就其生平事跡、活動地域、政治經(jīng)濟與 軍事措施等的是非得失，往往隨著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時代精神、價值標準以及各人的主觀傾向，而隨之毀譽不同，是非難定，甚至某些史跡莫衷一是。這類現(xiàn)象在古代乃至近代中外歷史上屢見不鮮。

諸葛亮的情況，正如上述一樣，從晉人陳壽撰著《三國志》到現(xiàn)代，在不少問題上均有較大分歧。如說諸葛亮為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或說諸葛亮之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yōu)于將略”(參見《三國志.蜀.諸葛亮傳》)，或說諸葛亮“有逸群之才”，為“英霸之器”，“公誠之心，形于文墨”。但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見上引書)；祝秀俠甚至著書認為諸葛亮過于相信自己，未能培養(yǎng)出合格的接班人。為何要隱居？論者意見亦不一致，或說諸葛亮“不求聞達”，因而是“躬耕于野”；或就由于上代仇殺，諸葛亮不得不“茍全性命”，避徙他鄉(xiāng)，隱居于田野山林之中。

至于“躬耕地”之在南陽或襄陽的爭論，正如眾所周知，已有千年以上的不同意見。其他不少史跡與具體事件的評議有別，這里不一一列舉了。

我們認為上述現(xiàn)象確歷史上的正?，F(xiàn)象，“真理越辯越明”，不應該阻止或妨礙科學的探索爭論，應該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并貫徹到歷史科學和其他學術領域，從而繁榮學術，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自己的貢獻。應該看到，許多歷史問題決非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能夠得出公認的結論；隨著新資料、新理論的不斷出現(xiàn)，往往推陳出新，創(chuàng)見層出不窮。過去常說“蓋棺認定”，而實際上，有時“蓋棺”也未必能夠“論定”。毫無疑問，我們堅持慣徹“雙百”方針，通過謹嚴的扎實的勞動，總會不斷接近歷史的實際，日益接近于真理的。

諸葛亮在入蜀前的身世，陳壽撰寫傳記時只能在一些問題上有所定論，而同時又都有所紛爭或保留。如《三國志.蜀.諸葛亮傳》記：“諸葛亮字孔明，瑯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后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泰山郡丞。亮早孤，從叔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漢朝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照陳壽所記，諸葛亮從叔父玄當為善終。但同傳劉宋裴松之注引《獻帝春秋》則與此相持：“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197)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

二者記述的差別十分明白，一非善終，一為善終。如按《獻帝春秋》所說，諸葛亮從叔父玄之死，對其家屬實為一極大打擊，有嚴峻的政治背景，且危及家屬；涉及曹操挾持的漢朝中央與地方政權劉表的重大矛盾，涉及袁術、劉表、孫堅等地方政權之間的重大矛盾。此種情況，似與諸葛亮于建興五年(227)率軍屯漢中，大舉北伐，臨發(fā)上書所說，較為切合：“敬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這段自述中的“卑鄙”、“茍全性命”諸意，與從叔父玄之被追殺，當更易窺見其中的契機；若與從叔父玄往依舊劉表而逝世，劉表擁有荊州南陽、南郡等七八個郡，為堅強后盾，“卑鄙”、“茍全性命”等語似覺不好理解。

僅僅據(jù)上述分析，陳壽對此問題記載的真實性，似不如《獻帝春秋》，或許有所避諱，以諸葛玄素與劉表有舊，往依，“玄卒”，故意含糊其詞，陳壽本為蜀人，又為譙周門生，對諸葛亮甚為欽佩，入晉后亦基本肯定。此點除見于本傳外，他輯編%26lt;%26lt;諸葛氏集%26gt;%26gt;廿四篇，有104112字；并于晉武帝泰始十年(274)所上的《表》中也有同樣思想感情：諸葛亮“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按%26lt;%26lt;后漢書。劉表傳%26gt;%26gt;南據(jù)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李賢注引《漢官儀》：“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但《后漢書。郡國志》荊州有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七郡)，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于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杰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 ，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睹亮奇雅 ，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zhàn)，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后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 。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隸尚書事。及血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 ，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标悏劬囱鲋~，溢于言表，“為諱”當屬古代傳統(tǒng)美德。

毫無疑問，經(jīng)過千余年的歷史檢驗，諸葛亮確為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政治上，扶百姓，示儀軌，用心平，勸戒明；軍事上，賞罰嚴明，整軍經(jīng)武，戰(zhàn)略戰(zhàn)術，時代之冠、；經(jīng)濟上，身死之后，不使“內有余帛，外有贏財”，“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應當說，諸葛亮確為勤政廉政的典范，是德才兼?zhèn)涞膫ト?。長期受到人們敬仰懷念，自屬必然之事?！俺鰩熚唇萆硐人馈?，不應以成敗評論歷史人物，應當全面地考慮當時主觀條件。

諸葛亮從山東經(jīng)豫章到了荊州，陳壽只記述他“躬耕隴畝”或“躬耕于野”，并未說明是在荊州的南陽郡或是襄陽郡， 因此引起了千年以上的爭論，直到如今。很可能陳壽在當時已經(jīng)難于訂出確切地點。但是，陳壽卻記下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大舉北伐前上書：“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奔热恢T葛亮自己明白提到躬耕地是在南陽，似當無庸多議?？墒?，時過境遷，歷史問題不在直線上行進，而是曲折復雜的反映出來?！度龂尽Ｊ?。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這是上最早提到隆中具體地址的記錄，早在此前約五六十余年的《蜀記》雖已提到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并未言及所屬郡縣地望。習鑿齒以后，不少史籍均沿用習氏此說，并引起先秦鄧國、秦漢后的鄧縣、鄧州、鄧城地望的爭論。如治亂絲，如墮煙霧，確有進行認真過細清理探索的必要。

我的老友武漢大學石泉教授曾經(jīng)專門對上舉問題作過研究，寫成《古鄧國、鄧縣考》，認為當時的鄧縣以至春秋時的鄧國究竟在今何處，有不同解釋，一說在今河南南陽鄧州市(舊鄧州)，一說在今湖北襄陽市北漢水北岸，但具體記述又有分岐，有襄樊市西北、東北、北面等三說，在鄧城附近。相同之處即均距此三方約20里遠近現(xiàn)屬襄樊市。該文對此諸說進行詳細考訂，提出了自己的算法。下面擬僅就宏觀角度習氏之說的可信程度。

《漢書.地理志》記南陽郡36縣，其中宛，顏師古注為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穣，顏師古注莽曰農(nóng)穣，即鄧州穣縣是也；鄧，顏師古注故國，都尉治，應邵曰：鄧侯國。在南郡中并無鄧縣、鄧城，只有襄陽縣等18縣。《漢書。地理志》中已明白無誤指出先秦古鄧國、鄧縣在南陽郡，不在南郡或襄陽。正職石泉同志所說，襄陽在春秋、戰(zhàn)國時還只是楚國一個“津戍”，到西漢時才設縣，到東漢末，樊城始見于史傳，三國以下至東晉、南北朝漸成一方重鎮(zhèn)。我以為南陽盆地自西周開始即得到大的發(fā)展，日趨繁榮，是黃河文明南向發(fā)的重要橋頭堡，其西淅川應為楚都丹陽，楚向東、北、南拓殖，均以南陽為基地，“巴、濮、楚、鄧”本為周之南土，楚北上爭霸必須并服“漢陽諸姬”；楚文王滅鄧后，申、息、呂先后改為楚縣(均在南陽)，疆城拓至汝水流域?！胺匠且詾槌牵瑵h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古方城縣東北50里，北連葉縣、平頂山、魯山、舞陽一帶，因山為固，筑連城以抗中原，齊、晉與楚爭霸均于此交鋒，已據(jù)有逐鹿中原地理優(yōu)勢。楚出師，申息為之先驅；守御則申呂為之屏藩，古人謂申為南陽，天下之膂，亦漢光武發(fā)跡之處。故楚國在春秋戰(zhàn)國時的強大，實與南陽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系。近年來田野考古在南陽及河南其他一些地區(qū)發(fā)現(xiàn)不少重要楚墓及楚文化，從側面說明了這一問題。

上已提及漢代無鄧城縣，至晉代，襄陽郡有鄧城縣，晉代義陽郡(為從南陽郡分出一部分)有鄧縣；顯然，鄧縣與鄧城不能混同。至隋代，襄陽郡無鄧城縣，至唐代又置鄧縣城，為古樊邑。據(jù)唐人杜佑《通典。州郡七》：鄧州(古理穣縣)本夏禹之國，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戰(zhàn)國屬韓，后沒于秦，封魏冉為穣侯，尋而屬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陽郡，兩漢因之，晉為南陽國及順陽、義陽二郡之境，宋、齊并為南陽郡，后魏置荊州，西魏為重鎮(zhèn)(置兵以備齊)，隋初改為鄧州，煬帝初為南陽、育陽二郡之地，唐為鄧州或南陽郡。不少史冊忽略這些史實。將鄧縣、鄧城與古鄧國混淆不別，習鑿齒可能屬于其中最早的一位。由于并無確鑿史證，所以雖訂鄧縣與鄧城為一，鄧城約距襄陽20里，而東、西、北卻有異說。

衡陽王夫之《春秋稗疏》、沈欽韓《左氏地名補注一》、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王存等《元豐九域志》、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等不少重要史書、地志書均論定先秦鄧國即在南陽鄧州鄧縣。至于襄陽縣東北20里之鄧城，正如江永所說：別是一地，為鄧國之南鄙，故《一統(tǒng)志》以鄧州為鄧侯國，以襄陽之鄧城為鄧國地，豈楚滅鄧后遷其人于此，故有此城？鄧城南八里有鄾城，為鄾子國。《左傳》桓公九年謂之“鄧南鄙鄾人。”杜預認為鄾在鄧縣南，沔水之北，是當時娣望鄧之國都，鄾正是其南方之邊鄙，非鄾城在鄧城南八里即謂之南鄙也。(匯纂)因襄陽有鄧、鄾二城，鄧城即在鄾城北，遂舍南陽之鄧州，以襄陽之鄧城為鄧國，誤矣。江氏此說，見解精審，頗有根據(jù)，與歷史實際符合。

習鑿齒由于忽略上述周代史實，撰寫《漢晉春秋》時，誤以南陽鄧縣為襄陽鄧城，并將陳壽也不知道的隆中安排在襄陽；裴松之為了全面搜集史料，將此一家之釋錄入注文，從而不斷擴散，造成長期以來許多爭論。這里，我無意排除諸葛亮一度居住在今襄樊市附近的可能性。同時，諸葛亮“躬耕南陽”史實亦應受到重視，得到承認。當時，劉表曾經(jīng)較實際領有今南陽、襄陽等地約10年之久。中經(jīng)戰(zhàn)亂，加劉表小猜忌，名彥附集，諸葛亮少年不得志，移地“躬耕于南陽”，當在情理之中；亦有不少史料，可以論證此問題，故亦不宜排除此說，不宜加以否認。據(jù)《三國志。蜀。傳》述劉備曾屯兵新野及博望（今在南陽東北），“荊州豪杰歸者日益多”，諸葛亮居南陽應在此時。

應當看到，所謂“躬耕”僅僅是從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為生而已，或者是既不為官，也不從事工商業(yè)的表白；古人以農(nóng)為本，重本抑末，好行高潔，以“躬耕”為榮，故有此提法。如果歷史上的地道農(nóng)民，成為一個典型的“勞動者”，終年從事長期性頗長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在早孤“卑鄙”的情況下，耽誤了從十六七歲到廿六七歲共10年期間的寶貴年華，很難得到不斷學習、博覽群書、結交名士的機會；很可能成為一個文盲或半文盲，在此種情況下，要掌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本領，談何容易！

作者：唐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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