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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guān)鍵詞] 魏晉；宗廟；祭祀制度；禮

　　宗廟是中國古代宗法社會中帝王、諸侯、大夫、士祭祀祖先的禮制性建筑。它除具有祭祀先祖以表達孝思、尋求祖先神靈庇佑作用外，還具有明昭穆、序長幼、別尊卑貴賤的社會現(xiàn)實政治功用。對于魏晉時期的皇帝宗廟制度，后人僅依據(jù)古禮而鮮聯(lián)系當時的具體時代背景，譏諷其“瀆亂不經(jīng)”。因而探究這一問題，對于當時典章制度的沿革損益、宗法血緣關(guān)系之情形及宗族制度或許會有所裨益?；诖?，本文試圖從立廟、毀廟、告廟、祭祀等制度切入，對魏晉時期的皇帝宗廟制度進行初步考察。

一

　　大凡一種思想、典章制度的產(chǎn)生或廢棄，都是由其所處的社會決定的，魏晉時期宗廟制度的循古與變革也體現(xiàn)出這種特點。兩漢時期，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后，儒家經(jīng)學成為文化之主流思想，儒家典籍中有關(guān)三代，特別是周代古禮的記載亦成為影響當時相關(guān)制度的關(guān)鍵性因素。西漢初期，“漢承亡秦滅學之后，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1]漢高祖、惠帝、景帝、宣帝時分別在郡國立太上皇、太祖、太宗、世宗廟，其數(shù)量之多、耗費之巨是驚人的。元帝永光四年（前40）采納韋玄成等人的建議，罷除郡國所立之帝廟，依據(jù)儒家文獻中記載的周天子七廟制度，[2]確立從廟數(shù)而言為七廟，實則為六廟的皇帝廟數(shù)制度。成帝以后，“一祖二宗親廟四”七廟模式逐漸確立。[3]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26）于洛陽立高廟，四時僅祭祀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帝及世宗孝武皇帝三帝神主。三年正月又于洛陽立四親廟，祭祀生父南頓君以上至高祖舂陵節(jié)侯。建武十九年，張純、朱浮及眾公卿依據(jù)古禮“事大宗者不事私親”奏議，應(yīng)立平、哀、成、元四帝廟，取代現(xiàn)在的四親廟。光武帝以宗廟處所尚未確定為由加以搪塞，僅于洛陽高廟加祭孝宣、孝元二帝神主，成帝、哀帝、平帝神主暫且祭祀于長安故高廟，使臣下主持祭祀其為本生高祖父以下所立四廟。此時洛陽高廟中祭祀西漢五帝（即太祖、文、武、宣、元五帝之神主）。明帝即位，以光武撥亂中興之功，單獨為其立廟，尊之曰世祖廟。自明帝起，東漢歷代諸帝皆以循制為由藏主于世祖廟而勿改，由此延續(xù)至后世的一廟異室之制已經(jīng)基本確立。東漢初期的宗廟制度的改革無疑與當時社會觀念及政治變動有緊密的聯(lián)系。漢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西漢五主，世祖廟七主，世序雜亂無以辨昭穆。漢末，依據(jù)蔡邕等人建議，確立起就雖然名義上仿照儒家經(jīng)典記載的天子七廟，而實際上因含有始祖廟、六親廟以及諸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廟號，世世不毀的宗廟，從而使宗

廟廟數(shù)達到十一所。[4]　　在內(nèi)外矛盾交織沖擊下，黃巾起義后，東漢政權(quán)實際上已經(jīng)喪失了有效控制國家的能力。諸軍事集團割據(jù)稱雄，戰(zhàn)亂不息。經(jīng)過反復(fù)的較量，曹氏、劉氏、孫氏相繼建立起魏、蜀（漢）、吳政權(quán)，三國鼎立局面至此形成，長期、激烈的戰(zhàn)亂使社會生產(chǎn)和思想文化遭到嚴重摧殘。自東漢中、后期起，思想學術(shù)領(lǐng)域中的有識之士就不斷對雜糅讖緯、符命神秘思想，并且闡釋煩瑣、支離的儒家經(jīng)學提出了尖銳的批判，佛、道以及其他諸子思想、學說的興起，對儒學獨尊的地位提出了嚴峻挑戰(zhàn)。在長期酷烈的戰(zhàn)亂中，各統(tǒng)治集團為延攬人才，避免資才于敵讎以自困，因而對當時崇尚風節(jié)德行，鄙薄實效功能而迂闊不切時宜的儒學名教浮華社會風氣大力加以矯正。即使在曹魏統(tǒng)治下儒家經(jīng)學傳統(tǒng)比較悠久的中原地區(qū)，儒家章句訓詁之學似乎萎靡不振：

　　“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茍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復(fù)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珜W始開，有弟子數(shù)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shù)，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lǐng)吏二萬馀人，雖復(fù)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yīng)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盵5]

儒風之衰頹為后人所譏，以至于被稱為“經(jīng)學中衰時代”。[6]但是，曹操及其統(tǒng)治集團內(nèi)有識之士并沒有忽視儒教倫理的思想教化作用。曹操本人據(jù)說通曉“古學”，并注意以儒家經(jīng)典來教育子女。荀彧、袁渙也多次以文、武兼用，統(tǒng)治冀可持久，建議曹操重視儒學，尤其是禮學的教化作用。建安八年（203），曹操下令于郡、國、縣設(shè)置學校，傳授仁義禮讓之道。劉馥、杜畿、顏斐等地方守、令立庠序，厲行教化，保證了曹操此令基本得以貫徹執(zhí)行。魏文帝曹丕時（220—226），曹魏儒學之復(fù)振漸趨正規(guī)軌道。黃初五年（224）“立太學，置五經(jīng)課試之法，”[7]此舉雖然被譏諷為“具文”，[8]但它畢竟體現(xiàn)出當時統(tǒng)治集團即便在兵戈紛擾之暇，尚能夠獨具卓識，注重倡興儒學。為強化儒家經(jīng)學的地位，在孝廉選舉問題上，魏文帝采納華歆的建議，力矯自東漢末年以來單純依據(jù)在鄉(xiāng)里清議控制下形成的以浮華、虛誕為特征的“虛譽”標準，附加以客觀性的經(jīng)學考試。明帝先后于太和二年（228）、四年頒布詔書，強調(diào)尊經(jīng)重學。并注

意選擇恰當人選，跟隨高堂隆、蘇林、秦靜等儒學耆宿學習經(jīng)書，以保證思想學術(shù)能夠薪火相傳。這標志著曹操于亂世時實施的“唯才是舉”，不十分崇尚德行的權(quán)宜政策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zhuǎn)折，原本出身寒微的曹魏皇室對儒家經(jīng)學已經(jīng)基本秉認同之心態(tài)。由于曹魏自建國至明帝時期政治比較穩(wěn)定，經(jīng)歷劫亂的學術(shù)呈現(xiàn)繁盛局面，宗廟禮制在借鑒兩漢制度的同時，又依據(jù)當時社會諸因素，尤其是當時左右學術(shù)思潮的鄭玄、王肅經(jīng)說而有所變革?！　　抖Y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睂τ凇疤熳悠邚R”，漢魏、魏晉之際的鄭玄、王肅的解釋大相徑庭。魏用鄭玄說而晉依王肅說，由此而導致魏晉宗廟制度出現(xiàn)根本性的變異。鄭玄以為天子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加文、武受命二祧，合為七。[9]建安十八年（213），漢獻帝冊命曹操為魏公，秋七月，于鄴城建魏宗廟。祭祀曹操曾祖處士君，祖曹騰，父曹嵩三世，且延續(xù)東漢的一廟異室之制。其之所以與追謚父至高祖與太祖而為五的“諸侯五廟”古禮不符，或許與下列因素有關(guān)：“追尊先世及定四親，皆至司馬氏而后粗為明審。”[10]三國以前非世族階層之世系排列或許尚未有明確的制度界定，故家世無法詳細考證。如西漢初期，漢高祖劉邦僅為其父太上皇立廟而未尊奉古禮追封七世、議定七廟；受東漢末期所確立的以鄭玄之說為依據(jù)的宗廟制度的影響；長期戰(zhàn)亂、動蕩造成事隨權(quán)立，難以事事尊奉古禮等。曹操雖于官渡之戰(zhàn)后初步統(tǒng)一了中國北方地區(qū)，但這種依靠武力實現(xiàn)的強制性統(tǒng)一，統(tǒng)治并不穩(wěn)固。經(jīng)過魏文帝時期的慘淡經(jīng)營，至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間，曹魏政治已漸趨穩(wěn)定，政治中心由鄴正式確定于洛陽，曹氏由出身卑微的寒族向尊奉儒教的世族轉(zhuǎn)化過程已經(jīng)基本完成。太和元年（227）曹魏遵照儒家經(jīng)典記載以及當時在經(jīng)學界風靡一時的鄭玄有關(guān)詮釋，在洛陽修建魏宗廟，迎自高皇帝至文帝四世神主于鄴廟，安置于洛陽宗廟。景初元年（237）正式議立七廟制度，以武皇帝曹操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為魏高祖，明帝曹叡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余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11]不過，自曹魏中、后期開始，汲汲于名物之訓詁，多偏向于具體微觀的形而下的鄭玄經(jīng)說受到漢魏之際形成的以闡揚經(jīng)書義理相標榜、重視博通

、鄙棄煩瑣的名物事象訓釋的荊州學派后學王肅經(jīng)說強有力的挑戰(zhàn)。王肅曾師從荊州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宋衷，深受荊州學派學風之熏染，[12]故對鄭學大加抨擊：“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余篇?！盵13]王肅遠承西漢劉歆之說，認為在位皇帝的六世祖、五世祖廟應(yīng)在親廟數(shù)中。[14]從上引景初年間所立七廟記載來看，曹魏在宗廟立廟問題上，依據(jù)鄭玄經(jīng)說，而非如隋代許善心“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15]立制，可謂毫無疑義。曹魏宗廟之制承襲周禮、漢制，特別是以鄭玄學說為依據(jù)，確立一祖二宗并四親廟而成七廟的宗廟制度，其中亦不免含有曹魏皇室以漢室繼承者自居，以與蜀、吳爭正統(tǒng)的用意。　　蜀漢政權(quán)宗廟制度盡管由于史書缺乏詳細記載而難以考究。但依史籍某些零星記載可知，劉備即位后建宗廟，祭祀自漢高祖以下歷代諸帝，并專設(shè)有高廟令典掌之。蜀亡，劉備孫劉諶自殺于昭烈（劉備謚號）廟，可知當時劉備廟別立于他處。以此情理推測，劉備既以漢室正統(tǒng)自居，其宗廟制度與漢、特別是東漢制度不應(yīng)有很大差異。吳宗廟制度總體說來比較混亂。其既有承襲漢制之處，如：孫權(quán)依后漢光武帝事父南頓君故事為其父孫堅于長沙臨湘立廟。孫權(quán)稱帝后，追謚孫堅為武烈皇帝，尊堅廟曰始祖廟。又為其兄孫策立廟于建鄴。也有不習古禮之處，如：孫堅廟不立于京師建鄴；孫權(quán)卒，孫亮于宮東為其立廟，曰太祖廟。孫皓即位后，追謚父故廢太子孫和曰文皇帝，寶鼎二年（267）為其立廟于京邑，建號曰清廟。吳宗廟制度之所以不序昭穆、瀆亂不符古禮，大概與當時典章制度散闕難以追循有關(guān)。孫權(quán)之所以稱帝時不立七廟，蓋與其出身孤微有關(guān)，這與東晉末年桓玄篡位稱帝，唯立父桓溫神主于建康，廟祭不及于祖，以掩蓋先世隱情頗為相似。[16]也可能與當時孫氏為致力于穩(wěn)定其在江東的統(tǒng)治，不得不以漢臣自居，以明無犯上謀逆之意，借此籠絡(luò)江東世家大族，以減緩創(chuàng)業(yè)之阻力有密切之關(guān)系。同時，孫吳的宗廟還帶有江南地區(qū)濃郁的巫覡祈禱的地方風俗色彩，例如：孫權(quán)“于建鄴立兄長沙桓王策廟于朱爵橋南。權(quán)疾，太子所禱，即策廟也?！盵17]這與漢魏時期巫風暢行，淫祀盛行或許有關(guān)?！跋娉渌咨泄?，……病及仇怨，重皆禱祀?！盵18]

二

　魏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事件后，司馬氏控制了曹魏政權(quán)。司馬氏是東漢以來儒學世代相傳之世族，于其家世尤為矚意，故史載詳盡：“楚漢間，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內(nèi)。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俊，……俊生京兆尹防，……帝即防之第二子也?！W洽聞，伏膺儒教。”[19]這一時期曹氏、司馬氏之間激烈的政治黨爭，在思想學術(shù)領(lǐng)域也有所反映，[20]曹魏尊奉的鄭學與黨同于司馬氏的王肅經(jīng)說之間的爭議，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政治斗爭在經(jīng)學領(lǐng)域中的延續(xù)。司馬氏以恢復(fù)儒家綱常名教自任，以王肅學說為依據(jù)，對漢魏以來之宗廟制度進行了根本性的變革。嘉平二年（250）在洛陽建立宗廟。晉建國后，晉武帝司馬炎以王肅對天子七廟之闡述為依據(jù)，確立晉七廟世系，追謚自六世祖司馬鈞以下至父司馬昭（景帝司馬師、文帝司馬昭為兄弟，應(yīng)無昭穆之分，所謂七廟，其實六世）。并采納群臣奏議，依虞舜用堯宗廟故事沿用魏之宗廟。從形式上看，西晉初期雖然依據(jù)《禮記·王制》之記載及劉歆、王肅之說確立皇帝“七廟”制度。但是，隨著咸寧元年（275）追謚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廟分別為高祖、世宗、太祖廟，其廟制就開始逐漸對劉、王之說加以變動。如果按照劉歆、王肅之說，不將上述有“祖”、“宗”廟號的三帝廟計入廟數(shù)中，那么，西晉“七廟”實際上只有“四廟”。對于注重禮制名分的司馬氏來說，這自然是無法接受的。此外，西晉依然沿襲秦漢以來的以開國君主為宗廟始祖廟的成例，追尊司馬懿廟號曰高祖，司馬懿以上自征西至京兆四廟親盡后依次遷毀。這一點從其毀廟之制上可以得到驗證。史書雖未詳載西晉毀廟之制，但由基本沿襲西晉制度的東晉初期實行的毀廟之制可以看出，如果遵循劉、王之說，則司馬懿、司馬師兄弟及司馬炎（卒后謚廟號曰世祖）四廟皆可因為不祧之廟而不計入廟數(shù)中。如此，司馬炎卒后，惠帝嗣立，其時宗廟不應(yīng)有因“親盡”而遷毀的先祖廟。但據(jù)《晉書·賀循傳》記載，西晉惠帝崩，遷毀豫章府君神主；東晉建國伊始，納惠、懷二帝主于宗廟中，遷毀豫章、潁川二祖廟。由此可以推測，西晉初尚在七廟數(shù)中的司馬炎的六世祖司馬鈞之廟在此之前可能已經(jīng)被遷毀了。而之所以遷毀司馬鈞廟，只能是由于司馬炎卒，廟列入“七廟”數(shù)中后，司馬鈞廟位因上升為八，已經(jīng)越出“七廟”常數(shù)所致。因而，西晉初期皇帝宗廟制度不過是對王肅經(jīng)說一種“形似神非”的鑒借。泰始二年（266），有司奏請依周禮建立七廟，司馬炎以晉國初建，統(tǒng)治未完全鞏固，國家尚未實現(xiàn)統(tǒng)一，不宜疲敝民力，耗費資材，且“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于禮無廢，于情為敘，亦隨時之宜也”[21]為由，故未聽許，自東漢以來實行的宗廟一廟異室之制歷經(jīng)魏晉始終得以延續(xù)，西晉滅亡后。司馬懿的曾孫司馬睿在南北世族的擁戴下，重建晉王朝，史稱東晉。東晉既然以西晉法統(tǒng)上的繼承者為號召，宗廟制度大體沿襲西晉之制，立西晉豫章府君以下歷代先祖廟，隨后又在宗廟中建西晉惠、懷、愍三帝神主，并不顧行輩的嫌忌（依據(jù)世系，司馬睿于孝惠、孝懷二帝為從兄弟，為孝愍帝之從父），依據(jù)溫嶠“躬奉烝嘗，于經(jīng)既正，于情又安矣”[22]建議，躬奉三帝廟之祭祀。隨著惠、懷帝神主相繼入廟，依據(jù)西晉以兄弟為世數(shù)之制，依次遷毀皇室宗廟中豫章、潁川兩先祖神主，使西晉初期并未明確規(guī)定的兄弟昭穆、世數(shù)異同問題開始凸顯，遭到了賀循等儒士們的激烈反對，從而導致東晉初期在關(guān)于兄弟宗廟昭穆、世數(shù)異同問題上曾有所辯議。當時嫻熟西晉禮儀制度的刁協(xié)等人以為，惠、懷二帝應(yīng)當為異世，二帝神主入皇室宗廟后，應(yīng)該依次遷毀宗廟中豫章、潁川二府君神主。賀循對此提出異議：

　　“禮，兄弟不相為后，不得以承代為世。……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輵讯劬憷^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fù)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肿h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shù)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yīng)別廟也?！涯拢缸游灰?。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shù)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后成七哉！……從禰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fù)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裰磷鹄^統(tǒng)，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yīng)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fù)高祖以上二世之祖，于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其非宗廟之本所據(jù)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于一王定禮所闕不少?！盵23]賀循認為，昭、穆是用來標明父子關(guān)系的概念，相繼為帝的兄弟應(yīng)為同世，而非異世，故兄弟相繼入廟，先祖神主亦應(yīng)遷毀一世。針對援引西晉司馬師、司馬昭兄弟二人并在宗廟中的先例，來證實惠、懷兄弟為異世合理性的論點，賀循指出，西晉建國初期之所以將司馬師廟列入皇帝宗廟系統(tǒng)中，主要是考慮到司馬師在晉朝建國過程中的功績，隨著世代的遷移，當血緣關(guān)系終結(jié)后，其廟也應(yīng)當被遷毀。經(jīng)過辯論，最終依據(jù)賀循之說而定制，原來已經(jīng)被遷毀的豫章、潁川二府君的神主重還于宗廟昭穆之位。同時，遵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宗廟世數(shù)不足時，惠、懷、愍三帝神主繼續(xù)存于宗廟而不遷毀。這樣，宗廟室數(shù)就改變以往單純以即位次序計算的舊制，而代之以昭穆世次。故其時雖曰“七廟”，實際室數(shù)已經(jīng)有十室（豫章、潁川、京兆、高祖、世宗、太祖、世祖、惠、懷、愍），元帝、明帝崩，依次遷毀豫章、潁川神主。成帝崩后，如按照賀循所定宗廟對代遷毀之制本應(yīng)遷毀京兆神主，由于康帝以弟承統(tǒng)，以兄弟昭穆同世，故暫時不遷京兆。康帝崩，子穆帝即位，始依據(jù)遷毀之制遷毀京兆神主。這樣，穆帝時宗廟“七廟”實有十一室。（前述高祖以下七主加元帝、明帝、成帝、康帝四主）穆帝崩，由于司馬懿為宗廟高祖，其廟世世不毀，加之從世系上來說，司馬懿是穆帝的六世祖，因此，宗廟此時無須實行遷毀之制。這樣，宗廟室數(shù)增加為十二室。成帝子哀帝及后被廢黜為海

西公的司馬奕相繼即位，因與穆帝并為兄弟昭穆同世，所以宗廟諸神主無所變易。太和六年（371）桓溫廢司馬奕，立司馬睿子司馬昱，是為簡文帝。因世次上升，所以已被遷毀的司馬昱六世祖潁川、京兆二祖神主又重新還復(fù)宗廟昭穆之位。如果此時宗廟仿照東晉初期對待惠、懷、愍三帝例，不毀成、康、哀、穆諸帝神主，那么，當時所謂“七廟”，實有十五室。但無論就“世數(shù)”還是昭穆位次而言，其仍屬于符合禮制的“七廟”制度。這既是對西晉時期以兄弟為昭穆、世數(shù)皆異制度的修正，同時也校正了兩漢以來視兄弟為異世數(shù)的觀念。這一觀念的確立影響極其深遠，從劉宋時期范曄記載的東漢初期所立“四親廟”問題上可以得到明確印證，從南朝時期出現(xiàn)兄弟相繼即位為君情形時，再未見史書中有關(guān)于此問題爭議的記載亦可得到印證?！　」哦Y，女性死后皆得立神主于太廟，以受四時之祭祀，被廢棄或未正位者則不得立。漢時已有為因各種原因而未能與先帝合葬的后妃立廟的故事，魏晉時期沿而無改。太和元年，魏明帝為生母甄氏（為曹丕賜死，明帝即位后追謚文昭皇后）在鄴立寢廟，景初元年廢鄴廟，立廟于洛陽。東晉元帝司馬睿妃虞氏后被追尊為王后，有司奏應(yīng)別立廟。司馬睿以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為由，即以陵上屋為廟。武帝楊皇后為賈后所殺，懷帝永嘉元年（307）始策謚為武悼后，卻不列于太廟而別立廟以祭祀，直至東晉成帝咸康七年（341）始采納虞潭建議立神主于太廟。明帝生母荀氏咸康元年薨，別立廟于京都。簡文帝生母咸和元年薨，當時追號曰會稽太妃（簡文帝當時為會稽王，尚未即帝位）。太元十九年（394），孝武帝上尊號曰簡文宣太后，立廟于太廟路西。其后孝武文李太后、安德陳太后神主皆祔于簡文宣太后廟。

三

　　“慎終追遠”是傳統(tǒng)儒家禮教的精義，故祭祀先祖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里具有深奧的意蘊。《禮記·祭統(tǒng)》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jīng)，莫重于祭。”據(jù)儒家相關(guān)典籍記載，虞夏殷商三代四時之祭皆為春禴、夏禘、秋嘗、冬蒸，周十秋冬之祭仍因三代之稱，唯春祭改稱祠，夏祭改稱禴，以禘為殷祭之名。其舉行之時間皆以四時之孟月（首月），通過卜筮擇吉利的柔日（古時以干支記日，柔日即以乙、丁、巳、辛、癸為首之日）進行。通過近年來對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辭以及周代早期有關(guān)金文銘刻研究表明，商、周早期宗廟存在多種類型的祭祀，尚不存在如《詩經(jīng)》、《禮記》、《春秋》等文獻記載及后儒闡釋的四季定時祭制度，四季定時祭祀先祖的制度大致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才逐漸形成的。[24]西漢廟制大抵承襲秦制，每帝皆于陵旁立廟與寢殿，日祭于

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每年規(guī)模較大的祭祀總次數(shù)達25次。隨著西漢中、后期以還儒家學說權(quán)威地位的確立，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依據(jù)儒家經(jīng)典有關(guān)記載，確立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歲凡五祀的宗廟四時祭祀禮制。魏晉時期四時之祭之禮節(jié)儀式雖史乏詳載，但對曹操《春祠令》內(nèi)容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其祭祀之時日與具體儀節(jié)如廟殿祭祀時解履、盥、洗、受胙等基本承襲漢制，只是由于某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稍有變易：　　“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于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蝾乱詽崬榫?，未聞擬而不盥之禮，……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迄，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袖，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故吾親納于袖，終抱而歸也?！盵25]

從西晉武帝司馬炎泰始年間杜預(yù)奏稱“故今礿祠烝嘗于是行焉”[26]一語來看，西晉皇帝宗廟四時祭祀制度與東漢、曹魏之制不會有很大的出入。與此不同的是，由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漢晉時期宗廟禘、祫祭禮發(fā)生根本性變動。

　　商、周時期已經(jīng)存在用來祭祀祖先的宗廟禘祭禮，但其含義與儒家經(jīng)典的記載并不相同。[27]由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的變遷，思想學術(shù)的轉(zhuǎn)型，三代的禮樂制度多湮失不傳，或者原有的含義發(fā)生根本改變。西漢時，儒者依據(jù)有關(guān)經(jīng)典記載，在禘、祫祭禮問題上已經(jīng)多有爭議。韓嬰、劉向皆以為，先秦時期宗廟禘、祫祭是兩種不同的祭祖禮，禘祭是在太祖廟中合祭宗廟已經(jīng)被遷毀的祖先，祫祭是在太祖廟中合祭宗廟尚未被遷毀的祖先。[28]孔安國、劉歆則認為禘、祫祭是名稱雖然不同，但是都是指在宗廟中按照昭穆次序合祭毀廟與未毀廟的祖先神主。[29]西漢元帝時，韋玄成建議：“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盵30]韋氏此說與當時在國家政治、社會生活領(lǐng)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春秋公羊傳》中記載的“大祫?wù)吆?？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31]含義大致相仿。西漢中、后期開始實行皇帝宗廟大祭禮時，可能依據(jù)《春秋公羊傳》及韋玄成諸儒之說而定制。最初有祫（或大祫）祭禮，沒有禘祭禮。舉行祫祭時，在太祖廟（高廟）中合祭漢高祖以下毀廟與未毀廟歷代諸帝神主：“《漢舊儀》曰：‘宗廟三年

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于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shè)左右坐。高祖南面，……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穆東面，’”[32]據(jù)東漢初期嫻習西漢禮儀制度的張純關(guān)于西漢末年實行禘、祫祭時，祫祭“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33]的論述，可以推測，西漢末年，特別是王莽執(zhí)政時期，隨著政治、學術(shù)領(lǐng)域出現(xiàn)的諸多變動，尤其是在從側(cè)重郊祭的今文經(jīng)學向?qū)Ｖ刈趶R祖先祭祀的古文經(jīng)學轉(zhuǎn)型過程中，[34]可能對原來實行的皇帝宗廟禘、祫祭禮制度也相應(yīng)的進行了調(diào)整，祫祭由最初的合祭毀廟與未毀廟祖先的祭禮，演變成為合祭毀廟祖先神主的祭禮，親未盡而宗廟尚未被遷毀的祖先神主則不與祭。由于禘、祫作為兩種不同的祭禮，與王莽新朝有密切之關(guān)系。東漢作為西漢王朝法統(tǒng)上的繼承者，自然應(yīng)仿照西漢時期有關(guān)制度，而非王莽新朝制度定制。儒家思想獨尊地位的確立；統(tǒng)一諸家分歧異說；以西漢王朝政統(tǒng)繼承者為基本國策等諸多因素，對東漢皇帝宗廟禘、祫祭禮制度的確立、實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東漢初期依據(jù)儒家經(jīng)典有關(guān)記載，確立了于每季度首月舉行的四時祭，以及三年一度于十月舉行的祫祭和五年一度于四月舉行的禘祭的祖先祭祀制度。[35]在沒有大的變動影響下，東漢時期皇帝宗廟舉行禘、祫祭（殷祭）的時間間隔基本是一個固定的常數(shù)，即在五年周期內(nèi)，在第三年冬十月舉行“祫”祭，兩年以后，在第五年夏四月舉行“禘”祭，前后兩次祫祭、禘祭之間間隔均為五年，從而與文獻記載的“五年而再殷”之制相符。不過，這種時間安排方式雖然便于禮儀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實施，但是其與當時在思想文化、社會生活領(lǐng)域中居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之間的抵牾、沖突卻日益彰顯。假定以十年為考察周期，從第三年舉行“祫”祭至第五年舉行“禘”祭之間間隔十八個月，而從第五年舉行的“禘”祭至第二個五年周期首次舉行的“祫”祭，其間間隔竟長達四十二個月之久，這種黷、疏不均的時間安排顯然并不合理?！抖Y記·祭義》：“祭不欲數(shù)，數(shù)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外，東漢皇帝宗廟禘、祫祭禮似乎并不存在有受其它因素，尤其是自先秦時期儒家即盛倡的三年喪禮影響而停輟、改換時日的事例。[36]這不僅與先秦諸子中孔、孟等儒者對三年喪禮系統(tǒng)的理論論述與大力倡揚不符，而且與兩漢時期三年喪禮逐漸成為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觀念并大力推行的社會風氣迥然相違。對統(tǒng)治者而言，躬行三年喪禮固然有利于彰顯孝心，但也易于廢怠政務(wù)，甚至造成皇權(quán)旁落，從而為野心勃勃的權(quán)臣提供覬覦皇位的機遇，這與秦漢以來不斷強化的君主集權(quán)時代趨勢無疑是大異其趣。有鑒于此，西漢文帝時曾頒布短喪之令。東漢一代也或行或廢，沒有定準?！抖Y記·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東漢不因喪停宗廟殷祭禮，吉禮、喪禮交雜，既不符古禮，亦有違人之喜哀情性。隨著無論是真情流露，還是緣飾名節(jié)的三年喪禮在社會各階層逐漸推廣、普行；加之東漢中、后期，尤其是桓、靈時期，政綱墮壞，屢興。嚴酷的現(xiàn)實，促使眾多儒者將精力轉(zhuǎn)向?qū)W術(shù)研究領(lǐng)域，試圖從儒家經(jīng)典中尋求治世良策。何休、鄭玄等經(jīng)學大師在綜觀諸家學說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當時社會學術(shù)主流思潮，對儒家經(jīng)典的訓釋往往突破前儒成說。試圖通過對現(xiàn)實社會中實行的違背儒家禮學理論若干制度的抨擊、矯正，恢復(fù)儒家禮治的正常秩序。在宗廟禘、祫祭禮問題上，何休、鄭玄的理論闡釋與國家典制存在兩個相異之處：就受祭對象而言，禘、祫祭是兩種不同的祭禮?！岸E所以異于祫?wù)?，功臣皆祭也?！盵37]鄭玄則以為，周禮，祫祭是在始祖廟中合祭毀廟與未毀廟祖先神主，舉行禘祭時，在后稷廟中祭祀太王、王季以上遷廟主；文、武以下的遷廟主，在昭穆次序中位于穆列的則在文王廟中受祭，位于昭列的則在武王廟中受祭；親未盡而宗廟尚未遷毀的四親廟則單獨祭祀。[38]將三年喪禮與禘、祫祭禮聯(lián)系起來，是何、鄭在禘、祫祭禮詮釋問題上的另一項創(chuàng)新。何休雖然主張三年喪禮結(jié)束后舉行禘、祫祭，但是與東漢王朝當時實行的禘、祫祭制度相仿的是，自最初君主確定舉行禘、祫祭時月后，在三年居喪時間里不舉行禘、祫祭禮，但是當三年喪畢后，依然接續(xù)以往舉行禘、祫祭時間：“禘、祫從先君數(shù)，……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39]鄭玄則認為，既然在諸多先秦文獻中都有魯國是當時保存周禮最多的國家的記載，那么，其宗廟禘、祫祭禮與周禮應(yīng)無根本性的差異，而且，這兩種祭禮舉行的時間應(yīng)該有規(guī)律可尋，并依據(jù)《春秋》經(jīng)、傳撰成《魯禮禘祫志》，[40]對其禘、祫祭禮學說進行系統(tǒng)闡述：除新君即位后元年至三年外（二年三年喪畢，舉行初次祫祭，三年春舉行第一次禘祭），以一、六為尾數(shù)的年份舉行祫祭，以三、八為尾數(shù)的年份舉行禘祭，除三年喪畢后舉行的禘、祫外，其余禘、祫祭計年通數(shù)，每三年舉行一次祫祭，而后通計此三年在內(nèi)，再加兩年，合計五年舉行一次禘祭。禘、祫各自相距五年。鄭說既適應(yīng)了當時儒家重視遵循三年喪禮的時代思潮，又避免了當時皇帝宗廟禘、祫祭制度時間間隔不均的疏弊。不過，鄭玄此說的弊端在于，每逢新君即位，都要按照居喪二十七個月的禮儀，喪期結(jié)束后重新排定禘、祫祭禮舉行的時月。如果國喪頻仍，那么，與之相關(guān)的宗廟禘、祫祭禮也可能久停不行，因喪事頻頻發(fā)生也將使祭祀舉行時月檢稽煩瑣難明（在史籍中則表現(xiàn)為禮官多次請求“遷殷”，以及圍繞此問題而展開的種種爭議）。如果國家“殷”祭禮儀制度過于繁縟，無疑不便于現(xiàn)實中的實行。從文獻記載來看，何、鄭諸儒之說并沒有對當時東漢皇帝宗廟禘、祫祭禮制度產(chǎn)生實質(zhì)性影響。

　　盡管研究者對曹魏是否實行宗廟禘、祫祭禮曾表示質(zhì)疑，[41]但是根據(jù)《通典》、《三國會要》輯錄的曹魏時期討論宗廟禘、祫祭事，至少在曹魏中、后期，不但實行皇帝宗廟禘、祫祭禮，而且與三年喪禮相聯(lián)結(jié)，這或許也是雖處亂世的魏晉時期崇尚人性、緣情制禮思潮的具體反映。由于受漢魏之際在思想學術(shù)領(lǐng)域中享有幾近獨尊地位的鄭學的影響，曹魏實行的宗廟禘、祫祭禮，最初遵循鄭學。同時，由于受這一時期鄭、王經(jīng)說圍繞此問題展開的諸多爭議，如禘、祫祭異同、三年喪究竟是二十七個月還是二十五個月的影響，正始時一度遵循王肅之說定制，但這并不意味著曹魏已屏棄鄭玄禘、祫祭禮說。綜合文獻記載，曹魏后期可能兼采鄭玄、王肅學說而定宗廟禘、祫祭禮制。[42]　　有研究者認為，兩晉宗廟禘、祫祭禮與漢魏制度相同，[43]揆諸史實，此說難以成立。日本學者金子修一則認為：“三十個月舉行一次殷祭，六十個月即五年舉行兩次殷祭的制度。……在晉代，如在某年的十月舉行殷祭，則下次經(jīng)過三十個月即三年后的四月舉行殷祭。再過三十個月后，從最初的一年算起，在五年后的十月舉行殷祭，這樣把禘祫的條件巧妙的組合起來實行‘五年再殷’的制度，”[44]這種祭祀制度的確立并非是一蹴而就，其間尚有種種繁復(fù)變化。西晉經(jīng)學宗王肅之說，在皇帝宗廟禘、祫祭禮問題上，最初可能以禘、祫祭為一祭（殷祭），三年喪二十五月結(jié)束后舉行祭禮。這固然鮮明體現(xiàn)了儒家尊尚“孝道”的思想精髓，但是其繁瑣不易于現(xiàn)實中實行的弊端也很明顯。東晉時遵行簡易且便于計算的三十個月一殷祭祀時間間隔，可能是為適應(yīng)簡化繁縟禮節(jié)要求而采取的改進措施。從東晉安帝義熙二年（406）孔安國奏議論中“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余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于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45]之語來看，每三十個月舉行一次殷祭的時間似乎開始于東晉穆帝永和十年（354）。依據(jù)有關(guān)文獻的記載，還可以對此問題進行更加明確的時間限定。西晉時期皇帝宗廟殷祭禮雖史無明載，但應(yīng)與王肅經(jīng)說大致接近。每三十個月舉行一次殷祭的制度在東晉初期還沒有出現(xiàn)。“晉元帝建武元年（317）三月辛卯，即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盵46]如果當時已經(jīng)實行三十個月一殷祭的制度，那么，按照三十個月間隔規(guī)律排列舉行殷祭的年代將與下文依據(jù)文獻中明確記載舉行殷祭年月而進行的祭祀排列不符。同樣，從南

朝劉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周景遠引用義熙初徐干援引東晉成帝咸康六年（340）七月殷祠之語來看，從東晉建國到成帝咸康六年之間，每三十個月，分別在四月和十月舉行一次殷祭的祭祀制度可能還沒有固定實行?！澳碌塾篮投昶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盵47]以永和二年為起端進行的年份排列，與史書中有關(guān)記載大致吻合。綜合上述，分別在四月和十月舉行的每三十個月一殷祭制度比較有規(guī)律、持久的實行當不早于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不晚于穆帝永和二年。根據(jù)已經(jīng)可以確定為舉行殷祭的年代，按照三十個月一殷祭的時間間隔規(guī)律，可以對東晉一代自穆帝永和二年至安帝義熙元年之間舉行殷祭的年代進行一個粗略的估測。夏四月舉行殷祭的年代應(yīng)有349、354、359、364、369、374、379、384、389、394、399、404諸年，冬十月舉行殷祭的年代應(yīng)有346、351、356、361、366、371、376、381、386、391、396、401諸年。不過，由于受當時在是否因三年喪禮而改變殷祭時月爭議的牽纏，在是否嚴格按照上述年月排列舉行殷祭問題上還時有變更。例如，孝武帝寧康二年（374）四月應(yīng)舉行的殷祭，就因為某種原因而遷宕至該年十月舉行。與以往制度相比較，東晉實行的三十個月一殷祭祀禮制的特點就在于不因三年喪而停輟應(yīng)時舉行的“殷”祭禮。穆帝升平五年（361）五月崩，十月應(yīng)舉行的殷祭并未停輟，而是照常舉行。哀帝興寧三年（365）二月崩，廢帝太和元年（366）五月，皇后庾氏又卒。縱使如此，該年十月殷祭依然按時舉行。安帝隆安四年（400），七月，文皇太后崩。安帝雖然依禮服喪，但是次年十月舉行的殷祭禮并沒有因此而被取消。故徐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盵48]當時也有因為諸多原因而推遲舉行殷祭時月的事例。徐廣曰：“海西公太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374）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yīng)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遷在冬，但未詳其事。”[49]孝武帝時曾將應(yīng)于寧康二年四月舉行的殷祭推宕至十月舉行。細繹史文，其“遷殷”可能與四月仍在孝武帝父簡文帝司馬昱三年喪期內(nèi)有關(guān)。不過，這次改變殷祭舉行時間的做法可能只是一種臨時性舉措，并沒有以此時間作為重新排列殷祭舉行時月的開端。太元二十一年（396）九月，孝武帝崩。本來應(yīng)于該年十月舉行的殷祭也因喪而暫停不行，直至隆安三年（399），“國家大吉，乃循殷事?！盵50]上述因喪而暫停舉行應(yīng)時殷祭禮事既不是對三十個月一殷祭祀制度的否定，也不表明東晉后期宗廟殷祭禮制有向曹魏、西晉之制回歸的跡象。依據(jù)王肅說，簡文帝喪至寧康二年八月畢，是月應(yīng)舉行殷祭，但實際上祭祀是舉行的，這意味著當時在殷祭時月安排上依據(jù)的還是每三十個月，在四月或十月舉行一次祭祀間隔方式。從義熙元年開始，對穆帝永和二年以后確立的按照三十個月一殷祭的年代進行了變易。發(fā)生變革的原因，與桓玄以楚代晉的叛亂被平定有關(guān)。

　　淝水之戰(zhàn)后，東晉門閥士族對皇權(quán)的控制能力一度有所衰弱，為孝武帝伸張皇權(quán)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機。但是由于統(tǒng)治階層內(nèi)部各種矛盾的爆發(fā)，導致東晉末年政局動蕩不安，使桓玄得以乘機崛起。403年，掌握中樞的桓玄廢黜晉安帝，自立為皇帝，建國號為楚。404年，劉裕等人起兵反對桓玄。由于楚軍屢戰(zhàn)敗績，桓玄裹脅安帝退縮至荊州。405年，安帝返回建康，晉室得以復(fù)國。由于戰(zhàn)亂的原因，原應(yīng)在404年舉行的宗廟殷祭禮可能停而不行。十月，安帝返回建康后，舉行了一次殷祭禮，這次舉行的殷祭禮具有告廟的性質(zhì)，應(yīng)屬于臨時祭祀。義熙二年在討論宗廟殷祭禮儀問題時，徐廣、劉潤之等以為應(yīng)仿照孝武帝寧康、太元不以遷殷而改變原來的年代時月安排的先例，以元興三年四月為計年開始的時月。如依此說，那么，三十個月后，即義熙二年十月應(yīng)舉行殷祭。因此，史書中“若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51]在年份上的記載似乎有訛誤。此處所記載的“三年”似應(yīng)以“二年”為妥。如果以元興三年十月舉行的殷祭為起端，那么，按照三十個月一殷祭的間隔規(guī)律，義熙三年四月應(yīng)舉行殷祭禮。王謐、孟昶等人認為，桓玄叛亂的被平定，安帝復(fù)位，是晉室重新受天命的標志，“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準不差，蓋施于經(jīng)常爾。至于義熙之慶，經(jīng)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盵52]殷祭舉行的時月也應(yīng)當以義熙元年十月舉行的殷祭禮重新起端。最終，王、孟諸人的主張被采納。如此，夏四月舉行殷祭的年份應(yīng)為408、413、418諸年，冬十月舉行殷祭的年份則為405、410、415諸年，這一點從義熙九年四月舉行宗廟殷祭禮一事也可以得到確證。東晉時實行的每三十個月舉行一次宗廟殷祭禮制度，雖然因其簡易而便于實行，但是從當時圍繞是否因喪而改變原來預(yù)定舉行殷祭時月而展開的諸多爭議來看，情、禮的牽纏、沖突依然是當時難以回避和妥善解決的棘手問題?！　∥簳x時期殷祭及功臣配饗祭之儀式雖然各時期會有所變革損益，但大致儀節(jié)應(yīng)不會有很大差異。茲引《宋書》中有關(guān)記載如下：

　　“殷祠，皇帝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祠之日，車駕出，百官……，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之服，升金銀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祿勛、三公等皆入在位?；实劢弟嚾霃R，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勛終獻。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

不復(fù)停室也?！涔Τ寂漯嬚?，設(shè)坐于庭，謁者奠爵于饌前?；实鄄挥H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勛終獻也?！盵53]除了定時舉行的時祭和禘、祫（殷）祭禮外，每當發(fā)生重大事件時，往往要舉行臨時性的祭廟禮，即所謂的告廟之制?！抖Y記·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鼻貪h、魏晉時期多遵此禮。漢獻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以禪魏。魏明帝謚漢末帝山陽公為孝獻皇帝，使有司告祠文帝廟，示不敢自專之意。吳太平三年（258），孫琳使光祿勛孟宗以廢少帝孫亮事使告于孫權(quán)廟。西晉泰始元年，司馬炎禪魏建晉，遣太仆劉原告于太廟。據(jù)《晉書》記載，東晉初期不行告廟之禮：“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于白石，復(fù)行其典?！盵54]據(jù)考，這一論斷并不確切。晉元帝太興四年（321），鮮卑奉送皇帝信璽，元帝行告廟之禮后受之，就是東晉初猶行告廟禮的證據(jù)。晉時循古禮在宗廟行加冠禮。晉惠帝永平元年（291）春皇太子冠，見于太廟。東晉沿襲而不改，穆帝、孝武帝加元服，皆先以幣告廟后又廟見。又據(jù)《儀禮·士昏禮》，士若婚而父母皆亡，則于婚后第三月使新婦見先祖于廟。東晉成帝咸康二年二月立皇后杜氏，夏四月，皇后見于太廟。穆帝升平元年（357）八月立皇后何氏，冬十月，皇后見于太廟。

　　古禮，天子諸侯殷祭先祖時，立有功勛的臣僚亦得以配饗受祭?！吨芏Y·夏官·司馬》曰：“司勛掌六鄉(xiāng)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蒸。”漢時祭祀功臣于宗廟之庭。魏時高堂隆議，行功臣配饗之禮的目的在于尊崇其德，明其勛，以勸嗣臣。功臣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序，以為位次。曹魏分別于青龍元年（233）、正始四年、五年三次詔以夏侯惇、曹仁、程昱、曹真、曹休、夏侯尚、桓階、陳群、荀攸等二十四人配饗于宗廟。晉禪魏后，按照石苞的建議，魏宗廟配饗的功臣皆遷于陳留國魏宗廟繼續(xù)受祭。晉時繼續(xù)沿襲此禮。咸寧元年（275），以鄭沖、裴秀、王沈、何曾、賈充、荀勖、羊祜及宗室安平獻王孚、齊王司馬攸等12人列于銘?zhàn)嫛?/p>

　　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后，儒家學說逐漸成為社會主導思潮，對國家禮儀典章制度的影響也日益凸顯。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學術(shù)、社會領(lǐng)域雖然發(fā)生了巨大變動，然而當時統(tǒng)治階層對儒家學說，尤其是禮學在宣揚教化、維持社會統(tǒng)治秩序方面的作用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令人矚目的是，這一時期五禮國家體系化、制度化萌芽、初步完善。漢魏之際出現(xiàn)的鄭玄經(jīng)說，與魏晉之際出現(xiàn)的王肅經(jīng)說，對這一時期皇帝宗廟立

廟、祭祀禮制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禮制制定者并沒有拘泥于儒家經(jīng)典之記載和鄭、王等儒學大師權(quán)威詮釋，而是依據(jù)適時原則多有變更。師古、適時，兼顧情、禮，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確定皇帝宗廟禮制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也是當時暢揚人性的時代思潮在禮制領(lǐng)域具體微觀的反映。以“不循古禮”而對之橫加指責，恰恰是沒有意識到這一特點而已。　　郭善兵（1973—），男，山東煙臺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專業(yè)方向 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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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司馬彪《續(xù)漢書·祭祀志下》注引《袁山松書》，第3199頁，中華書局1965年版

[2]《禮記》《王制》、《禮器》、《祭法》，《春秋谷梁傳·僖公十五年》，《十三經(jīng)注疏》本，第1335、1431、1589、2397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3]郭善兵《略論西漢元帝永光年間皇帝宗廟禮制改革》，

[4]郭善兵《東漢宗廟禮制考論》，

[5]《三國志》卷13《鐘繇華歆王朗傳》裴注引《魏略》，第420-421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清]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第14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7]《三國志》卷2《文帝紀》，第84頁

[8]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2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

[9]《禮記·王制》鄭玄注，第1335頁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武帝生出本末”中國書店1987年版

[11]《三國志》卷3《明帝紀》，第109頁

[12]王葆玹《今古文經(jīng)學新論》，第176-17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13]《三國志》卷13《鐘繇華歆王朗傳》，第419頁

[14] [三國魏]王肅注《孔子家語》，第77頁，臺北商務(wù)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

[15]《隋書》卷7《禮儀志二》，第138頁，中華書局1973年版；盧弼以為：“按景初廟制乃是鄭義，蓋以武帝擬后稷，以文、明二帝擬文、武二祧，即鄭君注《王制》‘天子七廟’之說也。若王義則加二祧為九廟，不立七廟矣。是時王學尚未行，故郊丘、明堂、宗廟之大禮皆從鄭義，《隋志》非也?！保ūR弼《三國志集解》卷3《明帝紀》，第12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16]田余慶《孫吳建國的道路》，載《歷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7]《宋書》卷16《禮志三》，第445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

18]張亮采《中國風俗史》，第107-108、153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19]《晉書》卷1《宣帝紀》，第1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20]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第26-37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21]《晉書》卷19《禮志上》，第603頁

[22]《宋書》卷16《禮志三》，第450頁

[23]《晉書》卷68《賀循傳》，第1828-1830頁

[24]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載《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沈文倬《宗周歲時祭考實》，載《宗周禮樂文明考論》，第80-86頁，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5]《三國志》卷1《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帝47頁

[26] [唐]杜佑《通典》卷49《祫禘上》，第1383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

[27]劉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載《考古學報》1989年第4期；董蓮池《殷周禘祭探真》，載《人文雜志》1994年第5期

[28] [西漢]韓嬰《韓嬰詩內(nèi)傳》，載《黃氏逸書考》，第119-120、13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續(xù)修四庫全書》本，2003年；[西漢]劉向《五經(jīng)通義》，載[清]朱彝尊《經(jīng)義考》，第1212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29] [三國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卷3《八佾》，《十三經(jīng)注疏》本，第2466頁；[唐]杜佑《通典》卷49《祫禘上》，第1379頁，中華書局1988年版

[30]《漢書》卷73《韋賢傳》，第3118頁

[31]《春秋公羊傳·文公二年》，第2267頁，《十三經(jīng)注疏》本

[32]《續(xù)漢書·祭祀志下》，第3195頁

[33]《后漢書》卷35《張純傳》，第1195頁，中華書局1965年版

[34]王葆玹《今古文經(jīng)學之爭及其意義》，載中國哲學編輯部編《經(jīng)學今詮初編》，第324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5]金子修一《關(guān)于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載劉俊文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第33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日本戰(zhàn)后對漢唐皇帝制度的研究(上)》，載《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8年第1期

[36]郭善兵《略析漢晉時期皇帝宗廟四時祭、禘祫祭問題》，載《歷史教學問題》2003年第4期

[37]《春秋公羊傳·文公二年》何休注，第2267頁

[38]《禮記·王制》鄭玄注，第1337頁

[39]《春秋公羊傳·閔公二年》何休注，第2244頁

[40]《禮記·王制》孔穎達疏，第1336頁；《詩經(jīng)·商頌·玄鳥》鄭玄箋、孔穎達疏，第622頁，《十三經(jīng)注疏》本；孫詒讓《周禮正義》卷33《春官·大宗伯》，第1337-1338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

[41]金子修一《關(guān)于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第339頁

[

42]郭善兵《略析漢晉時期皇帝宗廟四時祭、禘祫祭問題》[43]陳戍國《魏晉南北朝禮制研究》，第117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4]金子修一《關(guān)于魏晉到隋唐的郊祀、宗廟制度》，第340頁

[45]《宋書》卷16《禮志三》，第454頁

[46]《宋書》卷14《禮志一》，第350頁

[47]《宋書》卷16《禮志三》，第450頁

[48]《通典》卷49《祫禘上》，第1384頁

[49]《宋書》卷16《禮志三》，第455頁

[50]《宋書》卷16《禮志三》，第453頁

[51]《宋書》卷16《禮志三》，第454頁

[52]《宋書》卷16《禮志三》，第454頁

[53]《宋書》卷14《禮志一》，第349頁

[54]《晉書》卷19《禮志上》，第609頁

作者：郭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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