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茶業(yè)的發(fā)展和變革:(一)我國茶業(yè)重心的由東南移
宋元主要是宋代,是我國茶業(yè)發(fā)展史上一個有較大改革和建設的重要時代。因此,史籍中也有“茶興于唐,盛于宋”的說法。宋代茶業(yè)的變革和發(fā)展,集中表現(xiàn)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是隨氣候的由暖變寒,我國茶區(qū)北限南移,南國茶業(yè)獲得了明顯發(fā)展;第二,由于各地飲茶的更加普及,城鎮(zhèn)茶館林立,茶館文化得到了較大的發(fā)展;其三,適應大眾飲茶的需要,這一時期的茶類生產(chǎn),開始由團餅向散茶的方向逐漸轉變;最后是宋代與遼金長期對抗,因邊防和向金人貢納需要,宋由征稅自由買賣,改行唐代未能推行的官營官賣的榷茶制度。在上述四點中,茶類生產(chǎn)的轉變,即以生產(chǎn)團餅變?yōu)樯a(chǎn)散茶的改革,對后來茶業(yè)和茶葉文化的發(fā)展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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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說,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由于六朝基本上都定都建康,我國茶業(yè)和茶葉文化的重心,也由西東漸,至唐朝中期設貢焙于顧渚,我國茶葉生產(chǎn)和技術的重心,就明顯地轉移到包括贛東北在內(nèi)的浙西茶區(qū)了。但是,由于從五代至北宋的這段時間內(nèi),我國氣候明顯由暖轉寒,宋代的常年氣溫,一度較唐代暖期要低2―3℃①,北部特別是臨界地區(qū)的茶園,茶樹大批凍死,茶樹推遲萌發(fā),結果,就直接導致了宋代貢焙的南移建甌。換句話說,也就是促使宋代茶業(yè)的重心,由東進一步又向南轉移。
先說貢焙。唐朝貢焙在顧渚,每年清明前能按期將茶葉送到東都洛陽和京城長安,那么,宋都汴京(今河南開封),與顧渚的距離更近,為什么要舍近求遠,棄坦途而就艱程,把貢焙移至建安北苑(在福建建甌東)呢?這主要是氣候因素。因為在北宋,適值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寒冷期,太湖冬天冰封,上可行車,顧渚貢焙采造的貢茶,不一定能及時在清明前如數(shù)貢到。而這時北苑的茶葉,如宋人詩句所反映:“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②;以及“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③距京城的路途遠則遠,但清明前能保證如期獻到開封,自然也只好把貢焙改置建州或建安了。
其實以建茶作貢,也非始宋代,如吳任臣《十國春秋》所記,早在閩康宗通文二年(937),“貢建州茶膏,制以異味,膠以金縷,名曰耐重兒,凡八枚”④,即開始入貢。之后,閩為南唐所滅,南唐在保大四年(946)春,也“命建州制的乳茶,號曰京挺臘茶之貢,……始罷貢陽羨茶”①。入宋后,據(jù)《建安志》記載:在太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始置龍焙,造龍鳳茶”②。關于建茶的入貢和唐宋貢焙的更易,在近見的有些論著中,有的據(jù)《十國春秋》稱起始于閩或南唐,有的據(jù)《建安志》稱起始于宋初,諸說不一。其實如上錄史料所說,建安北苑貢茶和貢焙的設立,有聯(lián)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應該說,建安貢茶,起始于五代時的閩通文年間,其后南唐繼之,甚至一度還廢除了宜興和長興之間的顧渚貢焙。但是,宋建政以后,起初也和唐一樣,仍以顧渚為焙和以顧渚紫筍入貢;在北苑正式“始置龍焙”,如葛常之所說:“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③,即貢焙正式由顧渚改置北苑,還是在太平興國二年的事情。
貢焙的移易,其影響和后果,實際也帶有進一步促進了茶葉生產(chǎn)技術中心轉移的意味。因為貢焙承擔的,是專門生產(chǎn)御茶的任務。如唐人詩句所云:“至精至好且不奢”,“不是貢茶實貢心”;貢茶無論是選用的原料和制作工藝,都是最好和最講究的。所以如《蔡寬夫詩話》所反映,唐朝中期以前建茶還不甚有名,“自建茶出,天下所產(chǎn),皆不復可數(shù)”④,即北苑設置貢焙以后,全國其他地方所出的茶葉,就根本排不上隊了。
這里不妨以建安貢茶的發(fā)展情況為例。如《宣和北苑貢茶錄》載,在太平興國初年,北苑貢焙,只造龍鳳團茶一種。到至道初,除龍鳳茶外,又造石乳、的乳、白乳以進。以上是太宗時的貢茶情況,仁宗時,慶歷年間,蔡君謨造小龍團以進。自小團出,龍鳳遂為次。神宗元豐年間,又造密云龍,其品又高于小團之上。哲宗紹圣時,又改密云龍為瑞云祥龍?;兆谮w佶,崇尚白茶,于是白茶遂為第一;繼而又制三色細芽及試新?、更新?等。自三色細芽出,瑞云翔龍又居下矣①??傊?,在宋一代,北苑貢茶爭奇斗異,代有新出;新品一出,前茶即降為凡品,以致宋朝北苑貢茶的名目愈來愈多,舉不勝舉。以宋高宗時的貢茶為例,其時北苑所進,共分十綱:“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鳳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清供、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啟沃承恩、云葉、雪英、蜀葵、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第五次有十二色……;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雹谏鲜鲐暡?,雖然都屬緊壓的團茶或餅茶,但名目不一,當然制法和特點也不同。所以,由上我們不難看出,宋代貢焙的南移,至少在團餅制造上,其技術中心,也由三吳地區(qū)移易到建安北苑了。
宋代茶葉生產(chǎn)技術中心的南移建安,我們還可從其時茶書的情況來獲得一定證明。據(jù)筆者約略調(diào)查,在我們查得的25種宋代茶書書目中,屬于建安地方性的茶書,就有丁渭的《北苑茶錄》、周絳的《補茶經(jīng)》、蔡襄的《茶錄》和宋子安的《東溪試茶錄》等14種,占宋代整個茶書的56%。很明顯,要不是建安是宋代茶葉的貢焙和茶葉生產(chǎn)技術水平較高的地區(qū),其茶書在宋代總數(shù)中,也就不可能占到如此高的比重。
宋代建茶的名冠全國,也有力推動和促進了閩南以至我國整個南部茶葉生產(chǎn)的發(fā)展。唐代時,如陸羽《茶經(jīng)?八之出》記述的那樣,我國最南的茶葉產(chǎn)地,只有“思(今貴州務川)、播(貴州遵義)、費(貴州德江)、夷(貴州石阡)、鄂(湖北武昌)、袁、吉(江西吉安)、福、建、象”等10州。而且如《茶經(jīng)》所示,“往往得之,其味極佳”,其時這些地方出產(chǎn)的茶葉還不多,只能偶然獲得。但是,到宋代以后,如《太平寰宇記》所記,我國最南的產(chǎn)茶州軍,就有江南東道的福州、南劍州(今福建南平)、建州、漳州、汀州;江南西道的袁州、吉州、撫州、江州(今江西九江)、鄂州、岳州(今湖南岳陽)、興國軍、潭州(今湖南長沙)、衡州(湖南衡陽)、涪州(今四川涪陵)、寶化縣(今四川南川)、夷州、播州、思州;嶺南道的封州(今廣東封川)、邕州(今廣西邕寧)、容州(今廣西容縣)①等等。從上錄的茶葉產(chǎn)地中,我們不難看出,《太平寰宇記》記述的南方茶葉產(chǎn)地不僅較《茶經(jīng)》多得多,而且從福建和兩廣來說,其南緣產(chǎn)茶州縣,也呈現(xiàn)向緯度更低的沿海地區(qū)伸展的趨勢。
最后附帶再說一點,《太平寰宇記》約成書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左右,距趙匡胤建國還不到30年,所以其所記茶區(qū)南移的情況,不限于宋初,還當包括五代的演變發(fā)展在內(nèi)。這一事實也再次證明,建茶的入貢和茶區(qū)的向南推移,除社會的人為因素外,主要就與五代和北宋時的氣候由暖變寒相關聯(liá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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