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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仲夏時節(jié)，湖北省隨州市城區(qū)某建筑工地上，一塊造型古樸的石碑破土而出，上書十六個醒目的大字：“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痹瓉?，這塊鐫刻于元朝至元二十五年的石碑，實際上是一方戒石，元代統(tǒng)治者將它立在官府里，用來警示各級官吏：百姓苦，莫，人在做，天在看！
戒石之生
戒石訓官的傳統(tǒng)，由來已久。據(jù)說王莽時期，文豪揚雄曾作《卿尹州牧箴》以激勵和勸誡中央大員和地方長官，東漢的崔骃等人又在其基礎上擴充撰成了《百官箴》?？上в捎谑来眠h，這些文字，現(xiàn)在已無從得見。隋朝的時候，擔任龍州刺史的何孚寫了一些自我警示的話，差人刻在石頭上，立于州門之外，用來提醒自己，且供百姓觀瞻——這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戒官石。至于皇帝親頒戒石，據(jù)歐陽修考證，則應是起于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下令把哪些話刻在石頭上叫官員們看呢？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不過，他曾寫過一首律詩，叫做《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大意是說：“朕的刺史們，希望你們把百姓當做自己的兒女，踏踏實實地辦事，判案的時候要寬厚，依法是一方面，更要推究情理?！辩澯谑系膬?nèi)容，想必跟這首詩講的差不多。
唐玄宗的文辭馴雅，卻失之啰嗦，再加上他在位時忽遭安史之亂，朝廷威信掃地，其戒石因此未能普傳于世。而后來在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官箴，就是隨州出土戒石碑文所寫的“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十六個字。這段短小精煉的訓詞，是哪位帝王創(chuàng)作的？嚴格地說，它有兩個作者，一位是五代十國時期后蜀的皇帝孟昶，一位是宋太宗趙光義。

庸君的德政

孟昶的歷史形象并不光輝。父親孟知祥打下的巴蜀江山，經(jīng)他之手30年，最終被宋太祖趙匡胤吞并了。這個亡國之君還有好色的毛病，多次在民間搜選嬪妃宮女，弄得百姓驚擾，群臣屢諫也不能阻止。而且，他的生活非常奢靡，連尿壺都有金、銀、琉璃等七寶作為裝飾。但不容否認的是，相比五代十國多數(shù)政權(quán)的皇二代、皇三代，孟昶在治理國家方面還是較有成績的，尤其是在他即位初期，被深深的危機感包圍著的時候。后蜀明德元年（934年）七月，孟知祥稱帝僅半年就病逝了，被大臣擁立的便是其時虛齡才16歲的兒子孟昶。孟昶上臺之初，在親信文臣的輔佐下，一面小心翼翼地拔除不服統(tǒng)治的勛舊武將，一面注重通過改善地方吏治來收攏國內(nèi)民心。廣政四年（941年）五月，方逾弱冠的他親自撰寫了一篇官箴，凡九十六字，下發(fā)給州縣官員刻石為銘：“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yǎng)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qū)雞為理，留犢為規(guī)。寬猛所得，風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為爾戒，體朕深思?！?br> 從孟昶的實際作為來看，這段冗長的訓言并非空話。在頒布這套官箴前一個月，他就針對地方行政做出了一項重要調(diào)整。彼時，后蜀的最高政區(qū)是十來個藩鎮(zhèn)，藩鎮(zhèn)長官是節(jié)度使，以下各轄若干個州的刺史。這些武人出身的節(jié)度使早先皆被集中到了成都，分掌禁兵和參與朝政，并不實際管理地方事務，而是把大小民事一股腦兒地甩給自己藩府里的僚屬們。藩鎮(zhèn)僚佐本就不直接對皇帝負責，在朝中的頂頭上司又或護著他們，或沒心思管他們，于是一個個都大膽亂來，“專事聚斂”，懈怠政事，導致老百姓想打官司都找不到人管。為此，孟昶專門任命了一批文官出身的朝臣分頭代管藩鎮(zhèn)事務，監(jiān)督下僚的作為，并處理匯總上來的文件。經(jīng)此改革，地方吏治頓時清明了不少。
有位翰林學士叫范禹偁，孟昶做太子時，范已是他的文學侍從，兩人因此有著深厚的君臣情誼。然而，這位學士非常貪財，覺得在中央干秘書工作沒油水可撈，便向皇帝打報告，申請外調(diào)當刺史。孟昶清楚他的小算盤，擔心他到地方上無度侵漁百姓，于是果斷否決了他的請求。但孟昶又礙于情面，便給了范一個簡州刺史的名頭，令簡州官吏每年于上繳賦稅的同時增送數(shù)千貫銅錢到中央，充作范的津貼。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可能遭受的壓迫。眉州刺史申貴是孟昶父親的舊部，他在任時“聚斂貪恣”，為巧取百姓錢財，竟屢次通告本州獄吏，讓他們誘使犯事被抓的盜賊將某些無辜富民招供為同謀，再以此誣告為把柄，強迫富民們賄賂自己以求“免罪”。申貴曾指著監(jiān)獄大門得意地對人說：“這是我家的鑄錢爐?！泵详频弥?，立即把他貶官到邊地，并在途中將其賜死。
孟昶勸誡文武官員不加害百姓，卻未禁絕其他形式的腐敗。還是那位高官范禹偁，在負責科舉時屢次公開收受賄賂，賄賂的錢多就給高名次，錢少的名次就往后排，甚至當著考生的面清點錢數(shù)，毫無愧色。對這種惡劣的舞弊枉法行為，孟昶居然不聞不問。對于其他各類出身的朝臣，只要沒有謀反的意圖，孟昶同樣一概優(yōu)容，甚至帶著他們一起享樂。結(jié)果朝野一片烏煙瘴氣，文武懈怠，或無能力，或無操守，軍政敗壞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亡國前夕，孟昶哀嘆道：“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yǎng)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發(fā)一矢！”這實是他自己釀成的苦酒。
明主的威刑
打敗孟昶的是宋太祖趙匡胤，他和弟弟太宗趙光義兩人終結(jié)了亂世。一方面，他們?nèi)斡媚艹颊鞫愞D(zhuǎn)漕，來保障國家的財政收入，以運作其屢戰(zhàn)屢勝的；另一方面，對貪官污吏痛下殺手，以爭取精英分子和普通百姓的擁戴。立國不久，趙匡胤就命人修成了《宋刑統(tǒng)》，作為國家的司法依據(jù)。承襲唐律的規(guī)定，官員枉法貪贓，價值滿上絹十五匹者即處絞死。上絹十五匹，在宋初約等于十五貫銅錢。將通貨膨脹等因素考慮在內(nèi)，則宋朝大抵是唐初至清末這一千多年來，針對貪官污吏的死刑標準制定得最為嚴苛的朝代。

宋太宗趙光義
宋太祖、太宗兄弟將《宋刑統(tǒng)》切實付諸了施行，兩朝因犯贓罪而被處以極刑的官員，見于正史者就有數(shù)十人。其中一大半不僅被處死，還遭“棄市”，即陳尸街頭以儆效尤。還有人被“杖殺”，亦即亂棍打死，而據(jù)法典，死刑是不用杖的，以杖殺人，表明皇帝為懲貪，不惜動用法外的酷刑。這還是針對體制內(nèi)的命官，的胥吏因贓而死者，只會更多。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新科進士張詠出任鄂州崇陽縣（今湖北崇陽）知縣，一日，縣中有小吏從府庫里盜取了一枚銅錢，張詠發(fā)現(xiàn)后，擬對其處以杖責。小吏不服大罵，張詠當即改判道：“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親自仗劍將小吏斬殺于縣衙大堂之下。事后，張詠以用刑失當，對上級自我檢舉，結(jié)果不僅未受處罰，還得到穩(wěn)步升遷。由此可窺見宋初政治風氣之肅厲。不嚴懲貪官污吏，就無以掃蕩五代以來的濁亂之風，無以樹立新政權(quán)的威信。及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四月，宋太宗趙光義對各級地方官下發(fā)了一份戒諭，敕令官府付之石刻。這道圣諭，便是節(jié)取自孟昶官箴的“爾俸爾祿”等十六字文。
妖霧又重來
不幸的是，宋太宗死后，統(tǒng)治者和司法者再度寬縱了起來，支撐戒石威嚴的基礎逐漸式微。繼太宗位的真宗趙恒，早年還能對一些貪污官員動用死刑，然而，到他在位后期，死刑就已基本退出治貪的舞臺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三月，宋廷判決了一起牽扯到錢惟演、慎從吉等多名朝廷大員的案件。涉案者中有一人名為高清，原是當朝宰相寇準的女婿，后又因寇氏早死而繼娶了前宰相李沆的女兒。仗著裙帶關(guān)系，高清雖僅任知縣，職權(quán)低微，卻敢胡作非為，在地方多次受賄枉法。相關(guān)部門搜查其住宅時，發(fā)現(xiàn)了數(shù)目驚人的金錢和奢侈品，最后結(jié)合民眾的投訴情況，經(jīng)反復審核，決定將其判處死刑。但是，真宗卻“慷慨”地給予高清寬大處理，免了他的死罪，降為杖責一通、刺配沙門島（今屬山東長島縣）。待到北宋中后期，別說死刑，就連肉刑都基本對貪官停用了。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張仲宣在外出考察一處金礦的開發(fā)潛力時，金礦周圍的百姓擔心將來被派遣勞役，遂賄賂了他八兩黃金。
此事經(jīng)舉報立案后，張仲宣被判絞刑，按過去的慣例可減為刺配。主管審刑院的蘇頌，在復核案件后駁回原判，免其受杖刑和黥面，只押送遠方安置。從此，“命官無杖、黥法”，犯贓罪者，嚴重的直接送某處編管，情節(jié)較輕的扣幾個月工資，最多停幾年職，也就完事了。犯罪成本之低，和宋初相比簡直判若霄壤，已然無法嚇阻貪官們以身試法。再者，監(jiān)察官的獨立性亦趨于淪喪。真宗和仁宗父子，將原先隸屬宰相、負責規(guī)諫皇帝言行的諫官，也改編成了直屬皇帝、針對百僚的監(jiān)察官，和本就負責監(jiān)察工作的御史們一道，監(jiān)視各級官員的作為。諫官和御史合稱“臺諫”，他們有權(quán)糾察“監(jiān)司”，也就是地方最高一級的行政、軍事、司法長官，監(jiān)司互相監(jiān)督并考察州、縣官員的行為，從而構(gòu)成一套完整的全國監(jiān)察系統(tǒng)。作為該系統(tǒng)中最核心也是最有效率的一環(huán)，臺諫極受君主倚重?；实圪x予他們“風聞言事”的權(quán)力，即可以不經(jīng)查實，僅憑傳言就許上書彈劾某人。為保證其充當“人主耳目”，皇帝還下令臺諫禁由宰相薦舉，改歸自己親授。于是，臺諫的特權(quán)，震懾著百官。人事方面的獨立地位，尤其使他們敢做敢言。仁宗一朝政治清明，官員頗知“以廉自飾”，有人說是仁宗“數(shù)懲貪吏”所致，其實這背后，更有包拯、唐介等一批杰出臺諫的功勞。南宋開始，情況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亂使得朝廷不少典章制度散佚，倉促重建政府的宋高宗和諸臣子不明舊體，竟容許宰相舉薦臺諫，這就導致監(jiān)察者逐漸淪為當權(quán)者的附庸，充作權(quán)臣排斥異己的工具。奸相秦檜常趁諫官、御史們參加皇帝經(jīng)筵的機會，派他兒子在場偷偷告諭臺諫，把自己想打擊的人透露給他們，往往經(jīng)筵剛散，其臺諫系統(tǒng)的走狗們便能把相應的彈劾文書寫好呈給皇帝?；实蹅兺锤胸澒俪槐M，但卻無如之何，只能三番五次地頒布新的戒石，寫上越來越冗長的訓言，苦口婆心地告誡大家不要貪污?？墒?，失去了基礎的戒石，儼然頑石一塊，其命運可想而知。
戒石之死
鑒于這種情形，迷信祖宗威德的宋高宗，在紹興二年（1132年）將該戒條重新頒行了一次，令各路府州縣的長官統(tǒng)一采用北宋書法家黃庭堅抄寫的版本，“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早晚閱讀，以正其心。但這又有什么用呢？高宗勤于，可朝廷年年都查，官員年年都犯，竟呈現(xiàn)越反越腐的架勢。為此，有人在四句戒文下各添一句，戲謔地改寫作：“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zhuǎn)吃轉(zhuǎn)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

河南開封府
景定二年（1261年），宋理宗下發(fā)了一道被稱為《御筆戒貪吏》的詔書，供天下官署傳寫刻石。這是他第N次，也是宋朝皇帝最后一次公開對各級官僚申明反貪的決心。朝中大臣帶頭表態(tài)響應的，竟是當時的右丞相，素以貪賄之名聞于朝野的賈似道，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最后一部戒石頒行十多年后，宋朝被蒙元滅亡。元朝在行政領(lǐng)域繼承宋代的因素不多，倒是將那塊“爾俸爾祿”的戒石保存了下來，繼續(xù)充作政府的門面，掩蓋背后愈發(fā)不堪的官場。這塊內(nèi)容瑯瑯上口的戒石，在爾后的朝代仍被傳承。明朝統(tǒng)治者把它移到直面衙門正廳的甬道上，讓長官辦公時抬頭便能看到它，還在其上蓋起亭子，以示尊重和保護。
清人則將石碑撤去，把文字改書到更高大的牌坊之上?？墒牵@些徒具形式的做法，無一能阻擋官員們“前仆后繼”的腐敗步伐。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在他的《宋論》里反思歷代政治時，專門評價過這方戒石。他說，為人君者對官僚“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光靠詛咒恐嚇，說什么“上天難欺”，真是可笑之極。而在早期著作《搔首問》中，他曾幼稚地夸大過戒石的作用，把清初地方官吏的無所不為，歸咎于各地戒石在戰(zhàn)亂中的遺失。
晚年的反思，應是王夫之的一次自我超越：治亂之本不在石，不在天，在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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