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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第一謀士范文程：從奴隸到“滿清第一功臣”

     范文程（1597－1666），字憲斗，號輝岳，遼東沈陽衛(wèi)（今遼寧沈陽）人。清朝初年大,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開始為后金政權(quán)效力，此后侍奉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世祖（順治帝）、圣祖（康熙帝）四代皇帝。隸屬滿洲鑲黃旗。

     縱觀范文程所處的年代，他原是漢族名人后代，卻為滿人開創(chuàng)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以致人們對他的“漢奸”“叛逆”行徑長期責難，使其背負著諸多歷史罵名。但他是從被擄為奴做到開國元勛的，這與主動降清為主賣命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清軍入關(guān)后，順治將開國元勛的畫像掛于紫光閣，這個人位列第一，被尊為滿清第一功臣。兩百多年來，這個人為歷史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卻一直處在風口浪尖飽受爭議，有的說他是第一漢奸；有的說他是中國歷史上十大謀士之一。

　  他的六世祖名叫范岳，明代初年在湖北云夢縣任縣丞，洪武年間 獲罪，于是全家就從江西的樂平縣被謫往當時的邊陲重鎮(zhèn)遼東都司的沈陽衛(wèi)，范氏自此成為沈陽人。范文程的曾祖名叫范锪，在明正德十二年考中進士，后在朝廷做官，一直升到兵部尚書，因其為人剛直不阿，受到當權(quán)大臣嚴嵩的排擠，只好棄官離去。范文程祖籍江西，出生于遼東沈陽衛(wèi)（今沈陽市 ），是清朝聲名卓著的開國宰輔、文臣領(lǐng)袖。萬歷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努爾哈赤攻陷撫順，范文程“仗劍謁軍門”，參加后金政權(quán)。清太宗時，為主要謀士之一 ，深受倚賴， 凡犯明的策略、策反漢族官員、 進攻朝鮮、撫定蒙古、國家制度的建設(shè)等等，他都參與決策，對清朝的建立與鞏固起了重要作用。

　　范文程少好讀書，穎敏沉毅。投奔努爾哈赤后，對清廷一片忠心，無論換了哪個皇帝，他都有自知之明，所以在他經(jīng)歷的整個清初的三朝四代歷史上留下了豐功偉績。他自己知道他一生所進奏章，多關(guān)系到重大的決策問題，所以在他監(jiān)修太宗實錄時，把他草擬的奏章一概焚燒不留，而在實錄中所記下者，不足十分之一。他這樣做，免得“功高震主”，突出個人。但從各種史料里，從我們能見到的記載里，也足可以看到范文程確是一代名臣。時勢造英雄，有他這樣的人輔佐，清朝受益匪淺。他最后多次因病上疏請求休養(yǎng)，順治帝才“暫令解任”，還想病愈之后再來召用。但是范文程功成引退，離開朝廷“辟東皋為別業(yè)，稍構(gòu)亭館，植卉木，引親故，徜徉其中；時以詩書騎射課子弟，性廉慎好施與?！本瓦@樣平安地度過晚年。

　　康熙五年(1666年)范文程逝世，終年七十歲。玄燁親撰祭文，賜葬于懷柔縣之紅螺山，立碑以紀其功 績。幾十年后，康熙親筆書寫了“元輔高風”四個字，做為祠堂橫額。這是清朝統(tǒng)治者對他的最高的評價了?；侍珮O為招納更多人才，千金骨，重用范文程，委以重任，給以重權(quán)，君臣相互支持，相輔相成，終成大業(yè)。在清初取得的重大勝利，范文程不愧為英才稱號。

范文程的一生

　　范文程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謫沈陽，居撫順所。曾祖范鏓，明正德進士，嘉靖時官至兵部尚書，以伉直忤嚴嵩離任。祖父范沉為沈陽衛(wèi)指揮同知。父范楠，有兩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學，聰穎敏捷，十八歲時，與兄同為沈陽縣學生員。萬歷四十六年（1618），八旗軍下?lián)犴?，范文程與兄歸順后金。努爾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陽、遼陽，七年攻西平入廣寧，范文程皆從征。據(jù)清代有關(guān)文獻記載，范文程蒙努爾哈赤善遇，“參與帷幄”，但語焉不詳，具體情形無法知曉。

　　天聰三年（1629）十月，皇太極（時稱“天聰汗”）統(tǒng)率滿蒙大軍五萬余人伐明，從喜峰口突入塞內(nèi)，入薊門，克遵化。范文程時在汗之文館，被稱為“書房官”、“文臣”或生員、秀才，沒有正式官銜。他雖系儒生，但相貌堂堂，體格魁偉，倒很像是一員虎將，且臨陣不懼，隨軍從征時，奮勇沖殺，又長于用計，能言善辯，因而立下功勞，“招撫潘家口、馬欄峪、山屯營、馬欄關(guān)、大安口五城”。明軍圍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陣”，“率槍炮手，殺敵甚眾”。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極統(tǒng)軍往攻北京，留參將英俄爾岱、游擊李思忠及文程與八員備御，領(lǐng)兵八百名，駐守遵化。明軍來攻，“清軍前鋒被圍，文程突圍力戰(zhàn)，援之以出”。因戰(zhàn)功顯著，范文程被授予游擊世職。

　　天聰五年八月，皇太極再次進攻明朝，統(tǒng)軍七八萬圍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臺勸降。明兵“據(jù)險死守”，他“單騎至臺，曉譬詳切”，守兵聽后下臺投降，其中有生員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婦女十七人，還有馬二匹、牛二十四頭、驢二十一頭，汗“即付文程養(yǎng)之”。

　　天聰六年四月，皇太極領(lǐng)兵征察哈爾，林丹汗聞悉，率部民逃走?；侍珮O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與文館同事寧完我、馬國柱上疏，認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關(guān)。五月下旬，皇太極駐歸化城，遣兵劫掠黃河一帶蒙漢人家，并命文館官員商議下一步行動計劃。六月初五日，范文程與寧完我、馬國柱一起上奏，這是天聰九年以前《清實錄》全文載錄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時范文程之見識、才干、文采的極好材料?，F(xiàn)將順治時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疏文，摘錄如下：

　　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沙河堡官員查發(fā)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以向年之插漢兒，彼尚不敢少抗，豈敢抗汗今日之兵耶?！嫉拳h(huán)觀今日軍情，無大無小，皆以漢人為奇貨，是勢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當先為籌算，決志無移，切不可草草，以致臨期躊躕。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與漢人遇而大創(chuàng)之，是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邊村屯，地薄民窮，凡我兵馬，無益有損。夫既無所獲，勢必從原路出境，是與蒙古無異，而名利兩失矣。果欲內(nèi)入，當直抵北京，訊其和否，蚤為決斷，由山海拆毀水門而歸，以壯軍威，以示無敵于天下。若計所入之關(guān)，無如雁門為便，既無沮滯，又居民富庶，可資飽騰。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無隙可乘，徒敗聲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兩計焉，一計近于正大光明，一計近于吹毛求疵。所為正大光明之計者，當諭經(jīng)過城池，明言插漢兒汗遠遁，百姓盡為我有，因途遙徒步難行，特來與爾主講和，并借爾地方牲畜……。所謂吹毛求疵之計者，當寫書與近邊官員，令彼轉(zhuǎn)為講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時乘隙而入，惟我所欲為矣。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庶為上策，勿徒勞兵卒也。

　　從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兩個方面的弱點。其一，此時范的文學修養(yǎng)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這份奏疏是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三人合奏，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被俘為奴，天聰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極召入文館辦事，授為參將。馬國柱原系明朝生員，進入文館后于天聰八年考中舉人。此疏雖未注明由誰執(zhí)筆撰寫，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還是不會錯的。

　　此疏的文字相當粗糙，毫無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難解其意，把它與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實錄》所記的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開始稱：“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雖愚魯，敢不具管見以聞?！薄八枷搿眱勺?，恐非當時高人雅士習用之詞，既愚又魯，還加“管見”兩字，也太累贅羅嗦。乾隆修之實錄將其潤色為：“皇上昨命臣等籌度目前事宜，臣等雖愚，敢不竭所知以聞?！眱上啾容^，乾隆修實錄的史官，將原疏之“思想”改為“籌度”，去一魯字，再把“具管見”變?yōu)椤敖咚?，雖僅小小變動，顯然使其比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舉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員查發(fā)逃奔人，是頭緊顧頭之意”。什么叫“查發(fā)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順了。乾隆版改為“查發(fā)逃去人民，以還我者”，一下子就使人們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員將從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還。至于所謂“頭緊顧頭”，顯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語，不易為他省人知曉，乾隆版改為“是不過暫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達水平大為提高。全文類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贅引。

　　其二，此時范文程在軍政大事上還相當幼稚，見識不高，議不精辟，對后金與明之形勢，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計實為下策。范文程、寧完我與大多數(shù)降金漢官一樣，竭力主張對明用兵，大舉深入，直搗京師。揆諸當時形勢，此議未免太偏太急太險，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難以設(shè)想。先就后金本身條件而論，此則，女真男丁不過六萬左右，加上漢軍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數(shù)不會超過八萬，而且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開始享樂腐化，士氣較前有所削弱。遼東漢民因受先汗努爾哈赤晚年的虐待，被、遷徙、抄沒為奴，滿腔怨憤，紛欲棄金投明。經(jīng)濟危機也相當嚴重，四年以前，“國中大饑”，斗米價銀八兩，牛一頭賣銀一百兩，良馬一匹值銀三百兩，布一匹價九兩，出現(xiàn)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慘景象。①至于周邊形勢，同樣不妙。南面朝鮮，既懷天聰元年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長遠歷史，一心要擺脫后金壓抑與明聯(lián)合抗金。東北方面，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雖星夜逃走，但并未覆滅，隨時都可能卷土重來。西邊的明國，盡管曾數(shù)敗于金，但幅員遼闊，臣民眾多，人口超過后金幾百倍，明軍也數(shù)十倍于八旗軍，并于天聰四年收復(fù)永平、遵化四府州縣，迫使勇猛善戰(zhàn)的二大貝勒阿敏狼狽逃回沈陽。后金處于四面被圍的困難境地。在后方不穩(wěn)、腹背受敵、敵眾己寡的條件下，不做好充分準備，就要遠征千里以外的大國京都，談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斷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進據(jù)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聰明的皇太極并不急于飛襲燕京，稍后一些時候，還斥責漢官之此見為謬論。何況，這次出征，原為攻擊林丹汗，不料彼先期遠逃，八旗軍追逐四十余日，連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見到，鞍馬勞累，缺水少糧，得不償失，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還要快馬加鞭遠征明國，僅有十日之糧的疲師，怎能獲勝！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計，實為下策，與天聰汗皇太極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寧完我、范文程、馬國柱三人并非無能之輩，在當時的后金確實也算是才謀出眾的智士，寧、范后皆為大學士，馬任至加兵部尚書銜的管轄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總督。他們的奏疏不會一無所取，至少有兩點是講得很好的，一是他們環(huán)觀軍情后，認識到后金國中上下人員“皆以漢人為奇貨”（乾隆版改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們力主盡速決策，“入則利在深入，不入則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極雖不聽從三人深入之議，但仍對其予以贊揚，《實錄》記為“嘉納之”。

　　范文程益自磨礪，盡心國事，才干日強，識見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極寵信。天聰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來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吳賴、白格、塞古德，赍汗諭往探及勸降。五月，孔有德率眾來歸，范文程遵諭將其部安插于東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陽拜見天聰汗。雖然文館至天聰十年三月才改為內(nèi)三院正式設(shè)立大學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實際上已被皇太極當作類似此職之親信內(nèi)臣來使用，經(jīng)常被召入宮，與汗密議軍國要事。史稱“文程所領(lǐng)，皆樞密事，每入對，必漏下數(shù)十刻始出?；蛭醇笆诚ⅲ瑥?fù)奉召入，率以為?！薄Ｒ虼?，當初編漢軍旗時，“廷議首推文程”任固山額真，而汗卻不愿讓其離開文館，曾下諭：“范章京才堪勝此，但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碧炻斁拍甓鲁跗呷?，皇太極因近來漢官及諸生動以立即興師伐明陳奏，認為此議不妥，系“不達時勢之見”，“乃小人之淺見”，下諭給刑部承政高鴻中及文館寧完我、范文程等人，對這種意見予以批評，指出此時“人心未及安輯”、“城郭未及修繕”，不能盲目動兵。將來時機到了之后，大軍伐明，那時明帝如棄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擊逃帝，還是圍攻京城，是允和還是拒和，對其人民如何安置，對八旗貝勒等人之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問題，令范文程等“酌議疏奏”。

　　天聰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館改為內(nèi)國史院、內(nèi)秘書院、內(nèi)弘文院，亦稱內(nèi)三院。范文程被任命為內(nèi)秘書院大學士，職掌是：撰寫與外國往來書札，掌錄各衙門奏疏、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敕書并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官員祭文。范文程之世職亦進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寵信，“每議大政，必資籌畫”，宣諭各國敕書，皆出其手。

　　范文程感恩圖報，殫心竭力，操勞國事，先后疏言廢除連坐法，奏準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設(shè)滿洲承政一員，下置左右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額者章，薦舉鄧長春、張尚、蘇弘祖等人為吏部參政、戶部啟心郎。

　　崇德六年（1641）三月，寬溫仁圣皇帝皇太極知悉，睿親王多爾袞等王公統(tǒng)軍圍攻錦州時，離城遠駐，又私遣部分官員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運糧入內(nèi)，勃然大怒，遣內(nèi)大臣昂邦章京圖爾格、固山額真英俄爾岱和內(nèi)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訊問多爾袞如此辦理的原因，并下諭嚴厲斥責主帥多爾袞和同在軍營的肅親王豪格、饒余貝勒阿巴泰、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讬等人。圖爾格、范文程等傳達帝諭后，多爾袞等引罪。圖爾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報其情，皇太極更為惱怒，命他們諭令多爾袞等自議其罪。多爾袞自議死罪，豪格亦言應(yīng)死，杜度、阿巴泰削爵為民，盡沒戶口奴仆，從征將領(lǐng)三十余人分別議死、革職、籍沒。三月二十二日，圖爾格、范文程等將此情奏報，皇太極予以寬減，降多爾袞、豪格為郡王，分別罰銀一萬兩、八千兩并奪二牛錄、一牛錄，余皆罰銀。第二日，多爾袞等俱至議政衙門，皇太極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等將他們逐出議政衙門。

　　皇太極十分生氣，多爾袞等人雖然引咎自責，但并不心悅誠服，君、王、將之間的關(guān)系非常緊張。多爾袞身為正白旗旗主、和碩睿親王，“統(tǒng)攝”吏部，其親弟為鑲白旗旗主、和碩豫親王多鐸，其同母之兄阿濟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擁有二旗，皆驍勇善戰(zhàn)，軍功卓著。安平貝勒杜度、公碩讬，是禮親王代善所轄正紅、鑲紅二旗系統(tǒng)中的實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壓抑，心懷不滿。固山額真阿山、譚泰等二十余名官員，皆是開國有功之戰(zhàn)將。統(tǒng)治集團中這樣多的人員與皇帝長期不和，將會帶來嚴重惡果。

　　范文程此時已是久經(jīng)鍛煉智謀高超蒙帝寵信之大學士，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不準晉謁皇上，他們回家日久，又將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zhàn)，“各部事務(wù)，及攻戰(zhàn)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侍珮O允準，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范文程為協(xié)調(diào)皇帝與諸王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立下一功。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十四日，諸王貝勒大巨議定，立皇太極之第九子福臨繼位，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二十六日，舉行新皇帝登極大典，頒詔大赦，改次年為順治元年。

　　福臨被推為新君，是八旗貴族內(nèi)部各派激烈爭斗的暫時妥協(xié)。福臨繼位以后，這一斗爭仍在進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向鄭親王濟爾哈朗、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游說，謀立多爾袞為君，代善、多爾袞告諸王貝勒，遂以擾政亂國的叛逆罪，將阿達禮、碩讬處死，籍沒其家。范文程原是紅旗碩讬的屬下人員，此時被撥入鑲黃旗。

　　范文程剛剛避免了因主碩讬亂國而險遭不測之禍，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煩。攝政王多爾袞之親弟豫郡王多鐸欺之為滿人之走狗，竟然要搶奪范文程之妻，經(jīng)過一番周折，才得到解決，諸王貝勒審實后，決定罰多鐸銀一千兩，奪其十五個牛錄。范文程雖然化險為夷，沒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災(zāi)禍，但仍不免憂心忡忡。多鐸乃一旗之主，貴為親王、郡王（原系親王，因故降爵，不久復(fù)封親王），又系攝政王多爾袞之同母親弟，日后會舍此不究嗎？萬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難免滅門之災(zāi)了。

　　盡管身遭故主被戮、愛妻險被欺凌之雙重危難，范文程仍為了個人前程，在清朝入主中原這一緊急關(guān)頭，獻計獻策，立下了殊勛。崇德九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書攝政王，奏請立即出兵伐明，奪取天下。此文關(guān)系到清帝能否君臨天下，至為重要，摘錄如下：

　　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陸諸寇環(huán)于南服，兵民煽亂于北陲，我?guī)熪品テ鋿|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yè)之會也。竊惟成丕業(yè)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yè)……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也。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fù)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復(fù)宣諭以昔日不守內(nèi)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fù)其業(yè)，錄其賢能，恤其無告，將見密邇者綏輯，逖聽者風聲，自翕然而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惟攝政諸王察之。

　　范文程此書，講清了四個問題。

　　其一，明國必亡。盡管此時清國君臣尚不知曉李自成農(nóng)民軍已打進北京，滅了明皇朝，崇禎帝自盡，但范文程已經(jīng)看準，曾擁有雄兵百萬、轄地萬里、臣民上億的大明國，必將迅速滅亡。他非常透徹地剖析了明朝的內(nèi)憂外患，四面受敵，人心盡失，業(yè)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認清這一基本形勢，對久懷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決策，無疑有著重大的影響。

　　其二，與“流寇”爭天下。如果說在此之前已有人議論明國將亡，范文程不過是闡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話，那么，與明末農(nóng)民軍爭奪明皇朝的天下的論點，則是范文程最先提出來的。此時，清朝將領(lǐng)和謀士對大順、大西農(nóng)民軍所知甚少，僅把其當作活動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爾多斯部之人向多爾袞報告李自成取陜西、攻三邊的消息時，多爾袞還于當日給農(nóng)民軍寫信，欲圖與其建立聯(lián)系，協(xié)同攻明。信中明確講到：“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xié)謀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區(qū)宇，富貴共之矣?！狈段某谈哒斑h矚，敏銳地察覺到農(nóng)民軍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敵，強調(diào)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矣?！边@一論斷十分精辟，至關(guān)緊要，為清軍入關(guān)及其與大順軍決戰(zhàn)，奠定了思想基礎(chǔ)。

　　其三，良機難得，稍縱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勢強之后，著重點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恐將落入農(nóng)民軍之手。如果處理不當，不爭取人心，則有可能以己之力驅(qū)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時大勢就無可挽回了。因此他大聲疾呼：“成丕業(yè)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成敗與否，在此一舉。范文程此論，確系高見，此時李自成已入據(jù)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東傳檄而定，設(shè)若清軍晚個一年半載才出兵，大順農(nóng)民政權(quán)有可能統(tǒng)一黃河、長江流域，全部接管除遼東以外的明朝舊有轄地，那時大局已定，清軍要想問鼎中原，就難上加難了。

　　其四，變方針，創(chuàng)“大業(yè)”，禁殺掠，收人心。早年努爾哈赤大殺遼民，二大貝勒阿敏貝勒棄遵化屠永平，清軍四次深入，搶掠而返，使明國臣民以為清朝并無大志，不過是搶掠子女玉帛而已，“縱來歸附”于清，亦“未必撫恤”，因此他們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漢民“因懷攜貳”的緣故，提出應(yīng)當宣布此次“進取中原之意”，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并綱要性地提出四條原則：“官仍其職，民復(fù)其業(yè)，錄其賢能，恤其無告”。這樣一來，漢民必然紛紛歸順，“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議，對清奪取中原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制定，對促使清軍出發(fā)，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啟奏攝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攝政王多爾袞帶領(lǐng)郡王多鐸、阿濟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統(tǒng)領(lǐng)滿蒙漢官兵十余萬，祭師出發(fā)。多爾袞并明告三軍：“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虜而行。今者大舉，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當定國安民，以希大業(yè)。”

　　四月十四日，大軍抵達翁后，明平西伯吳三桂自山海關(guān)遣使前來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爾袞立即派人往召在蓋州湯泉養(yǎng)病的范文程來商大計。范文程抱病力趨，建議說：

　　自闖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傾覆京師，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zhàn)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guān)東，當攻掠兼思。倘思統(tǒng)一區(qū)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多爾袞收到吳三桂的乞兵書，本來相當猶豫，是前進，還是中止。清軍之行，是為了奪北京取中原，現(xiàn)在既然農(nóng)民軍已先據(jù)都城，直搗山海，清軍還有無必要繼續(xù)前進。而且過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現(xiàn)農(nóng)民軍能襲破其城，其軍戰(zhàn)斗力諒必很強，如與清兵交戰(zhàn)，勝負難卜。多爾袞對阿濟格、多鐸說：“吾嘗三圍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舉破之，其智勇必有過人者。今統(tǒng)大眾親至，得毋乘戰(zhàn)勝精甲，有窺遼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觀動靜?！比恕跋逃袘稚祛D兵不進”。正是在這猶豫不決的緊急關(guān)頭，范文程講明了清軍必能打敗李自成農(nóng)民軍，獲取大勝，并再次強調(diào)禁殺掠收人心，從而堅定了多爾袞進軍的信心和決心，決定收降吳三桂，迎戰(zhàn)農(nóng)民軍。四月二十二日，兩軍大戰(zhàn)于山海關(guān)石河西，李自成敗走，清軍大勝，并乘勢追擊。

　　此時，沿途官民畏懼殺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隨征，草檄宣諭：“義兵之來，為爾等復(fù)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fù)其官，民來歸者復(fù)其業(yè)。師律素嚴，必不汝害?！逼湎允鸱段某痰墓匐A姓氏。這一宣諭相當有效，“民心遂安”。清軍迅速前進，五月初二日，攝政王多爾袞入居紫禁城內(nèi)的武英殿，實現(xiàn)了多年以來入主中原的宏愿。

　　順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清軍進據(jù)北京。此時，百務(wù)廢弛，社會混亂，人心波動。范文程晝夜操勞，佐理國政。盡管當時頭緒紛繁，“畿內(nèi)甫平，軍興四出，騰布文告，應(yīng)給軍需，事無巨細，皆決于文程”，使他“晝夜立闕下”，“應(yīng)機立辦”，非常勞累。但與此同時，他始終緊緊抓住根本問題，為革除明季弊政，與民謀利，爭取人心，開國定制而艱苦奮斗。他首先致力于穩(wěn)定都城局勢，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攝政王奏稱：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賊孽，首告紛紛，恐致互相仇害，轉(zhuǎn)滋惶擾，應(yīng)行嚴禁”。多爾袞贊同，下令禁止，并設(shè)防守燕京內(nèi)外城門官兵，“嚴禁士卒搶奪”。緊接著，他又奏請為明崇禎帝發(fā)喪。崇禎帝朱由檢于三月十九日自縊于煤山海棠樹，二十一日大順軍發(fā)現(xiàn)其尸，發(fā)錢二貫，買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nèi)”。范文程建議為崇禎帝發(fā)喪，多爾袞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諭：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弒主暴尸，“誠天人共憤，法不容誅者”，今令官民“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紳擁戴，《清實錄》載稱：“諭下，官民大悅，皆頌仁義聲施萬代云。”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稅收政策。在連年戰(zhàn)爭中，農(nóng)民軍將明末的官府餉冊通通燒毀，只剩下萬歷年間的舊冊。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冊籍。有人建議于地方搜尋明季新冊，范文程拒絕其議，說：“即此為額，尤恐病民，豈可更求。”遂以萬歷舊冊為依據(jù)，照此征收田賦。多爾袞聽從范文程之言，于順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諭告全國官吏軍民，宣布廢除三餉：“前朝弊政，厲民為甚者，莫如加派遼餉，以致民窮盜起，而復(fù)加剿餉，再為各邊抽練，而復(fù)加練餉。惟此三餉，數(shù)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遠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茲哀爾百姓困窮，夙害未除……為爾下民請命，自順治元年為始，凡正額之外，一切加派，如遼餉、剿餉、練餉，及召買米豆，盡行蠲免。各該撫按，即行所屬各道府州縣軍衛(wèi)衙門，大張榜示，曉諭通知，如有官吏朦朧混征暗派者，察實糾參，必殺無赦?！笔鲁跏?，順治帝頒行的即位詔，又再次宣布：“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即萬歷年間的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遼餉、剿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庇星逡淮?，田賦基本上沒有加派，實奠基于此，這一安撫百姓的制度的確立和堅持，與范文程是分不開的。

　　范文程很注意爭取漢族文人的歸順與合作，大力起用廢官閑員，征訪隱逸之士，讓他們?yōu)楣僮骰?，治政教民。順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心得矣，今宜廣其途以搜之”，請于順治三年、四年再次舉行鄉(xiāng)試、會試。帝從之，于是“江以南士子畢集，得人稱極盛云”。

　　范文程辛勤操勞，“安撫孑遺，舉用廢官，搜求隱逸，甄考文獻，更定律令，廣開言路”，確定賦制，對清初的開國定制，做出了重大貢獻。

　　正當范文程勵精圖治業(yè)績顯著的時候，朝中政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壯志，置身中樞之外。原來，攝政王多爾袞率清軍入主中原以后，權(quán)勢急劇膨脹，初晉叔父攝政王，再升皇叔父攝政王，順治五年竟當上了“皇父攝政王”，大有取代福臨帝位之勢。其親弟多鐸亦因入關(guān)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斷高升，初由郡王復(fù)封親王，再晉德豫親王，順治四年又進封“輔政叔德豫親王”，成為僅次于多爾袞的“輔政王”，具體主持日常政務(wù)。多爾袞極力壓抑正黃、鑲黃兩旗忠于皇太極、福臨與豪格的王公大臣，將肅親王豪格革爵幽禁致死，追革一等公圖賴之爵，沒其家產(chǎn)，革一等昂邦章京鰲拜世職，“免死贖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職，罷其官，籍沒家產(chǎn)，遣發(fā)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極特恩殊寵，知恩圖報，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見朝政日變，睿王權(quán)大逼帝，同僚剛林希寵背主轉(zhuǎn)附睿王，福臨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滿。兼之，幾年以前豫王多鐸謀奪己妻遭罰，難免有恨，恐將恃權(quán)報仇。形勢非常明顯，范文程要想晉爵加祿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謀害，就得離棄幼君投靠睿王，要想保持氣節(jié)，忠貞不渝，就要開罪于皇父攝政王，身家性命難保。左思右想，進退兩難。最后，范文程決定托疾家居。此情當然引起多爾袞不滿。因此，盡管范文程于開國定制大有貢獻，威望甚高，從順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學士之首，但攝政王對剛林、馮銓、祁充格三位大學士更為信用，范文程逐漸被排除于議政之外，僅于順治元年被委任為《太宗實錄》總裁官。

　　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病逝，順治八年閏二月剛林、祁充格以諂附睿王妄改《太祖實錄》刪去大福金阿巴亥等事，被處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擬議革職，解任，籍沒其家，諸王大臣覆議，擬令其革職折贖留任。順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時，又不曾預(yù)貝子碩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眾亦共知。睿王取去剛林時，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職，本身折贖，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結(jié)，今后于委任職掌，當矢忠報效?！辈痪?，范文程即復(fù)官。第二年，順治九年遇恩詔，復(fù)進世職為一等子，授議政大臣，任《太宗實錄》總裁官。

　　范文程繼續(xù)盡心竭力佐治國政，順治九年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參奏會試中式第一名舉人程可則“文理荒謬，首篇尤悖戾經(jīng)注，士子不服，通國駭異”，請敕部議處。順治帝命革退程可則，懲治考官胡統(tǒng)虞等人。

　　此時，因兵火連年，浩繁，民不寧居，土地荒蕪，各地錢糧缺額，田賦虧欠，軍餉不足。范文程于九年十月三十日特上大興官屯之疏：

　　臣見直省地方，土地荒蕪，錢糧闕額至四百余萬。民賦虧，則兵餉必絀，國家大害在此。然民地荒，則軍屯可興，國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嘗言養(yǎng)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亦當元季亂后，曠地甚多，能行官屯故耳。今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陜西五省，寇亂日久，人民稀少，若待招民，窮民無力，何能開墾？若任現(xiàn)在道府各官，庶務(wù)繁多，勢必遷延不力。臣請行興屯四事。一、在選舉得人?！涔倮糍簭[，初年于興屯本內(nèi)關(guān)支，次年以子粒補償?！弧⒃陂_墾收獲。開墾必用牛種農(nóng)器……于州縣庫貯錢糧內(nèi)分用支給。……地之無主者，即為官屯。有主而拋棄者，多方招來，過期不至，亦為官屯。凡土著流戶，愿來耕者，官為給地，量助牛種，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后，便為永業(yè)?！?、在積貯轉(zhuǎn)運?！?、在責成考課。……臣又謂，今孟冬將盡，若復(fù)不決，明春難耕，日復(fù)一日，四百萬之課，是永無足時矣。

　　范文程此奏疏，既表明他確實關(guān)心國事，竭力想為帝君分憂，欲圖解決順治一朝入不支出軍餉短缺的大難題；又反映出此時他已江郎才盡，料事大不如前。軍屯官屯一事，明中葉以后，不少大臣奏請恢復(fù)明初之制，有清一代，亦常有人以此為富國足兵之妙計，其實，包括范文程在內(nèi)的這批建言者，對于明代的軍屯，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了解其產(chǎn)生、發(fā)展、衰落的基本歷史和決定其盛衰的根本因素。由于土地私有化的時代潮流和人民反封建斗爭的強大威力，明太祖朱元璋僉征上百萬軍戶墾種六、七千萬畝田土的軍屯之制，到明中葉已迅速衰落，明末更是名存實亡。歷史實踐證明，欲仿明初之制的大興軍屯之議，不過是可言而不可行的紙上談兵的書生之見，此實為下策和無策。

　　正是由于無法行此古制，所以，雖然順治帝對范文程之疏予以贊揚批示，“此所奏甚是，著議政諸王及大臣等會議具奏”，但并未能夠付諸實行。

　　順治十年正月，文程復(fù)上保舉連坐法，奏請允許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舉所知之人，若被舉之人任官后稱職，獎勵保舉者，如其不稱職，按罪之大小，“保舉官議以連坐”。他認為，“此法實行，則內(nèi)外皆得真才，而天下無有不治者矣”。順治帝下詔從其議。

　　順治十年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請休致。順治帝諭告吏部：“大學士范文程，自太宗時辦事衙門二十余年，忠誠練達，不避艱辛，朕所倚賴。乃近以積勞成病，雖暫假調(diào)理，仍夙夜在公，未得專事藥餌，旦夕奏效，深系朕懷，暫令解任謝事，安心調(diào)攝，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師，昭朕眷禮大臣至意?！笔哪辏又纫患?，帝遣畫工至范文程府宅畫其像，“藏之內(nèi)府，不時觀覽”?？滴醵辏?662），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號慟，幾不能起”。

　　康熙五年（1666）八月初二日，這位為大清建國定制立下卓越功勛的大學士，因病去世，終年七十歲?？滴醯壑の某滩」?，親撰祭文，遣禮部侍郎黃機諭祭，賜其葬于河北懷柔縣紅螺山，謚“文肅”。永歷六十七年，帝又親書“元輔高風”四字，為其祠橫額。其子承謨、承勛等，分任總督、尚書等要職。

　　多爾袞帥師伐明，文程上書言：“中原百姓蹇離喪亂，備極荼毒，思擇令主，以圖樂業(yè)。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次深入而復(fù)返。彼必以我為無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圖，因懷疑貳。今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宣諭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fù)其業(yè)，錄賢能，恤無告。大河以北，可傳檄定也?！?及流賊李自成破明都，報至，文程方養(yǎng)疴蓋州湯泉，驛召決策，文程曰：“闖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紳，拷劫財貨，士忿矣；掠人貲，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zhàn)破也。我國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 又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guān)東則已，若將統(tǒng)一區(qū)夏，非乂安百姓不可?！?翌日，馳赴軍中草檄，諭明吏民言：“義師為爾復(fù)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惟闖賊。吏來歸，復(fù)其位；民來歸，復(fù)其業(yè)。師行以律，必不汝害?！毕允鹞某坦匐A、姓氏。 文程曰：“即此為額，猶慮病民，其可更求乎？”

　　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心得矣。請再行鄉(xiāng)、會試，廣其登進?！?

　　文程疏言：“湖廣、江西、河南、山東、陜西五省亂久民稀，請興屯，設(shè)道二、同知四，令督撫選屬吏廉能敏干者任之，以選吏當否為督撫功罪。官吏俸廩，初年出興屯母財，次年以所獲償。自后皆出所獲，官增而俸不費。屯用牛，若谷種，若農(nóng)器，聽興屯道發(fā)州縣倉庫以具。屯始駐兵，地荒蕪多而水道便者，以次及其馀。地無主，若有主而棄不耕，皆為官屯。民原耕而財不足，官佐以牛若谷種，分所獲三之一，三年后為民業(yè)。編保甲，使助守望，絕奸宄。若無財，官畀以傭值。民將逭饑，流亡當大集。初年所獲糧草，聽屯吏儲留，出陳易新，為次年母財；有馀，畀近屯駐軍，勿為額以取盈。三年所獲浸多，僦舟車運以饋餉。毋煩屯吏，毋役屯民，毋用屯牛。屯所在州縣吏受興屯道指揮，屯吏稱其職，三歲進二秩，視邊俸；不職，責撫按糾舉；有所徇，則并坐：所謂信賞必罰也。”

　　十年，復(fù)與同官疏：“請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各舉所知，毋問滿、漢新舊，毋泥官秩高下，毋避親疏恩怨，舉惟其才，各具專疏，臚舉實跡，置御前以時召對。察其論議，核其行事，并視其舉主為何如人，則其人堪任與否，上早所深鑒，待缺簡用。稱職，量效之大小，舉主同其賞；不稱職，量罪之大小，舉主同其罰。”上特允所請。

　　文程言：“前此遣滿、漢大臣巡方，慮擾民，故罷。今四方水旱災(zāi)傷，民勞未息，宜罷遣使。現(xiàn)禁重囚，令各省巡撫詳勘，有可矜疑，奏聞裁定?！鄙蠌闹?。文程論政，務(wù)簡耍，持大體，多類是。

　　范文程還大膽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會用人，他針對清朝重滿族輕漢族和任人唯親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議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薦人才“不論滿漢新舊，不拘資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當各級官吏。范文程這樣選拔、培養(yǎng)人才，博得了順治皇帝的贊許。順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為了表彰范文程的功績，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后又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師；到順治十四年(1657年)又恩詔加秩一級，并將其畫像收藏在皇宮之內(nèi)。

人物評價

　　很多歷史學家把范文程評為歷史十大謀士之一，他曾用反間計干掉了明朝大將袁崇煥,使關(guān)外的敵我情勢逆轉(zhuǎn)!曾獻計大敗洪承疇數(shù)十萬明軍,并成功策反他！還有主張懷柔政策,挽救了數(shù)千萬漢族同胞!

　　范文程一生歷清四世而佐其三主，為滿清開創(chuàng)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他對滿清功績可與漢之張良、明之劉伯溫相提并論。但由于范文程是幫助異族奪取漢人的天下，故于漢族而言可謂秦檜、汪精衛(wèi)之流。范文程稱自己是“大明骨，大清肉”，來表白自己也為此受到過煎熬，其實，范文程面對各種復(fù)雜的形勢，能夠識大體、顧大局，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不仰人鼻息，不隨風搖擺。他韜略過人，又能悟移人主，把自己的政治抱負能巧妙地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從而為人民的痛苦、社會的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不愧為一個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封建“愚忠”思想觀點認為：范文程對滿清功勞卓著，歷事四朝，于滿清政權(quán)的建立和發(fā)展，多所貢獻，卻對中華文化和明王朝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也有觀點認為：當祖國不能重用自己，并且執(zhí)行不義的時候，范文程毅然對祖國進行懲罰，主動剿滅不義的祖國，是個大英雄。

　　還有一些人，認為滿族在當時作為外來入侵民族，而范文程因為自身不得重用，為了個人功利而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于大節(jié)有虧，因此在當時以及被后世人質(zhì)疑，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