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銘
濫觴
唐朝太史傅奕自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是中國寫墓志銘之始。宋代曾鞏說:“夫銘志之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span>
東漢蔡邕曾因撰寫諛墓之文受到非議。其實(shí)收人之財(cái),難免要在碑志中說人好話,“以為諛墓之文,例多溢美?!蔽钠鸢舜サ捻n愈善寫墓志銘,李漢的《昌黎先生集序》載韓愈計(jì)有碑志75篇。韓愈曾為石洪作墓志,石洪官僅止于縣尉,無奇?zhèn)ブ论E,日后宋人修《新唐書》竟收此“諛墓之文”。韓愈文名日盛,達(dá)官貴人常求其為先人撰墓志銘,潤(rùn)筆酬金甚高,韓愈亦來者不拒。其門客劉叉甚覺眼紅,取其黃金數(shù)斤而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睔W陽修也寫過《范文正公神道碑》、《尹師魯墓志》、《杜祁公墓志》,但其子孫皆不滿意歐的文章。曾鞏曾對(duì)歐陽修為其祖父作墓碑銘深表謝意說:“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蘇軾本人則少作行狀、碑志。不過蘇軾還是代張方平作〈故龍圖閣學(xué)士滕公墓志銘〉,這是由于張方平當(dāng)時(shí)已病故。清人魏象樞也發(fā)表過意見:“為人作墓志銘甚難,不填事跡,則求者多不甘;多填事跡,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跡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zhuǎn)抄匯語及眾家刻本以應(yīng)之。譬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gè)好人,勿令作墓志銘者,執(zhí)筆躊躇,代為遮蓋也。”
文體架構(gòu)
一般而言,墓志銘分為志和銘兩部分,志多用散文記敘死者姓氏、籍貫和生平,銘使用韻文概括全篇,對(duì)死者的贊揚(yáng)、悼念或安慰之詞。中西方皆然,但也有例外。
著名的墓志銘
韓愈:《試大理評(píng)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柳子厚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
皇甫湜:《昌黎韓先生墓志銘》
歐陽修:《瀧岡阡表》
參見
祭文
行狀
參考文獻(xiàn)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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