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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65歲的明成祖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同年九月七日，其長子朱高熾正式登基，是年四十七歲，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熾猝死于宮內(nèi)欽安殿，即位僅十個月，廟號仁宗。洪熙元年(1425)六月二十七日，朱高熾長子朱瞻基正式登基，是年二十八歲，宣德十年(1435)一月三十一日于北京紫禁城乾清宮逝世，即位十年，廟號宣宗。史載：“仁宣之治，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yè)，歲不能災(zāi)。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鼻宄跏穼W(xué)家谷應(yīng)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p>

　　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jīng)濟繁榮的“仁宣之治 ”，是明朝276年國祚中的極盛時期，這主要得益于仁宗尤其是宣宗寬仁治世，實行息兵養(yǎng)民政策。然則，蟄龍欲凌空升騰呈氣象萬千之態(tài)，必借風(fēng)云之勢。仁宣宗雖英明睿智，若無股肱之臣鼎力輔佐，恐怕亦難出現(xiàn)為后世稱頌的“仁宣之治”的局面。仁宣二帝慧眼識珠，重用“三楊”“蹇夏”治世，這些輔政內(nèi)閣重臣對“仁宣之治”的形成和發(fā)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楊”、“蹇夏”能夠淋漓盡致地施展才干，對“仁宣之治”功莫大焉，有許多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地方。

　　君臣私誼篤深，肝膽相照，又因治國的思想主張投合，有共同的政治愿景，故在仁宣朝“三楊”得以位高權(quán)重，在宦海中款渡如魚，意氣風(fēng)發(fā)地施展才干。仁宗朱高熾做皇帝的時間很短，僅十個月，而做太子的時間卻很長，歷二十年，即位時已四十七歲。在漫長的東宮生涯中，“三楊”都曾是朱高熾的舊臣，楊榮在太宗時“侍皇太子講讀”，又“與諸皇孫講學(xué)”，而當(dāng)“車駕親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榮輔導(dǎo)之”。楊士奇與東宮關(guān)系則更為密切，朱高熾為太子時，士奇“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尋升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楊溥在永樂初，“太宗擇東宮官”時，被“授司經(jīng)局洗馬”。朱高熾一直以為“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dǎo)”?？梢?，在仁宗心目中，“三楊”是符合儒家綱常、可尊為師之人。朱高熾信奉儒家思想，與“三楊”的價值取向相同。“三楊”長期任事東宮輔導(dǎo)太子，志同道合，教學(xué)相長，與太子感情日熾，彼此心心相印。而為爭取和穩(wěn)固朱高熾的太子地位，“三楊”不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毀譽、榮辱、窮達乃至性命，觸逆龍鱗，所表現(xiàn)出的忠誠義勇，更使朱高熾永志不忘。楊士奇為保護朱高熾，一再進言止謗，曾兩次受牽連入獄，楊溥則為此在錦衣衛(wèi)獄中，一系十年，幾乎送了命。楊榮利用經(jīng)常隨駕之機，多次冒險緩解皇儲之爭，特別是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師次榆木川”時病死，為不給朱高煦以乘機起事之機，臨危不亂，秘不發(fā)喪，使朱高熾得以順利即位。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疾風(fēng)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叭龡睢迸c仁宣二帝間構(gòu)建了一種特殊的感情，無人可比附，這是“三楊”在仁宣朝受到信任和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仁宣二帝登基后，作為明君，不會因為人情和私誼而知白守黑，啟寵納侮，他們需要忠實貫徹執(zhí)行寬仁治世主張和息兵養(yǎng)民政策的德才兼?zhèn)渲耍瑘?zhí)掌權(quán)柄。內(nèi)閣大學(xué)士張瑛、陳本山是宣宗為太子時的東宮舊臣，二人寡學(xué)而多欲，為官不廉。宣宗并未因為他們是自己的舊臣而加以庇護，而是把他們調(diào)出內(nèi)閣，貶了官。而“三楊”的治國理念和行政風(fēng)格，與仁宣二帝相投合。宣德五年，宣宗以四方屢遭水旱召楊士奇論恤民之事，“士奇首以蠲災(zāi)傷田租進，因及寬馬畜，免薪芻，蠲采買，恤刑獄，核工匠，清糧運數(shù)事進奏”，宣宗立即準奏，詔各地執(zhí)行?！叭龡睢边€多次提出蓄養(yǎng)國力的建議，并得到了皇帝的贊同，如楊士奇建議并為皇帝草詔：“下西洋寶船、云南取寶石、交址采金珠、撒馬兒等處取馬，并采辦燒鑄進供諸務(wù)，悉皆停罷。”“三楊”力促與民休息，反對土木兵戈，擢拔廉能之士，嚴懲貪官污吏……且在治國理政中，人品、官德、能力、口碑、政聲頗佳，因而，自始至終得到了仁宣二帝的賞識和重用。

　　“三楊”“蹇夏”在治世中的公正與廉潔，不僅放大了其才華和業(yè)績，而且端正了政風(fēng)，把各級官員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導(dǎo)到了厚德為民、建功立業(yè)的軌道上來。古人云：德猶如水之源，才猶如水之波。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叭擞杏麆t計亂，計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歷史經(jīng)驗表明，在一定的環(huán)境和條件下，缺德之才，不如棄之不用，如若使用，則會因其才而誤其國，大才大誤國，小才小誤國。在“三楊”“蹇夏”中，除楊榮經(jīng)常接受邊將的饋贈外，其他人皆可稱為廉潔官員。夏原吉手握國家財政大權(quán)29年，自己親手簽批的錢財可盈江充海，卻不私占毫厘，依然過著清貧的生活，后來因勸諫成祖不宜北征而獲罪下獄，家被抄沒，家中除皇帝的賜鈔外，只有幾件布衣瓦器，耳聞目睹者無不感佩其廉。楊溥慎獨、慎微、慎好，清白為官，又常濟民紓困，死后墓中除了皇帝所賜的穿戴衣物外，僅有一個錦袋裝著暮年落下的幾顆牙齒。楊士奇處處為朝廷著想，沒有任何私心，仁宗便降旨，任命楊士奇兼兵部尚書，并連前職，共領(lǐng)取三個職位的俸祿。楊士奇上疏辭謝了尚書的俸祿。沒有廉潔，便沒有公正。公正是最重要的道德，是社會大廈得以建立的棟梁?！叭龡睢?、“蹇夏”因廉潔生公明，舉賢薦能，“所薦賢達有初未識面者”，皆為國之廉士干才。正如魏征言：“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薄叭龡睢薄板肯摹惫龘袢说倪B帶和示范效用是“君子皆至”，上下同欲，政事通達，使仁宣時期呈治平景象。

　　“三楊”“蹇夏”不僅各有優(yōu)長，獨領(lǐng)風(fēng)騷，且團結(jié)共事，融洽合作，使統(tǒng)治集團核心層的整體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并成就了個人的功業(yè)，促進了仁宣朝政治清明、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仁宣二帝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長處，互相補充，“蹇義簡重善謀，楊榮明達有為，楊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蹇)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楊)榮 ;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楊)士奇;事涉民社，則多出(夏)原吉”。楊溥性格內(nèi)向，但操守很好，堪稱官范，為眾大臣嘆服?！叭龡睢北徽J為是 “人所不及”的人物，而且能夠取長補短，“均能原本儒術(shù)，遇達事幾，協(xié)力相資，靖懈” 。善于搞好團結(jié)，是大智慧。一個想有所作為的官員，要學(xué)人之長、容人之短、記人之功、諒人之過，裝得下不順心的事，聽得進不順耳的話，容得下不順眼的人，善于團結(jié)合作，和諧共處，借力登高，這樣才能在仕途上不受羈絆，淋漓盡致地施展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