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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宋史中，應(yīng)該說，宋太宗趙光義以及其后代宋高宗趙構(gòu)是兩個最讓人“讀不懂”的歷史人物。由于種種原因，籠罩在他倆的頭上，有許多歷史的謎團。關(guān)于宋高宗趙構(gòu)，我們將在后面章節(jié)中專門述說，這里，還是先來說說宋太宗趙光義的“那些事兒”。

　　趙光義，本名趙匡義，后因避其兄太祖趙匡胤諱改名光義，即位后又改名為趙炅，像歷史上許多封建帝王死后都封有廟號一樣，趙光義的廟號便是“太宗”。

　　我們說，在宋太宗的頭上，籠罩著許多歷史謎團，而第一個謎團，就是趙光義究竟有沒有參加過“陳橋兵變”?究竟是不是這次兵變的功臣?這里，不妨稱之為太宗的“功勛問題”。

　　誠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宋朝的“革命”最早是從“陳橋兵變”開始的，雖然和唐朝“晉陽起兵”一樣，趙匡胤也是靠“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但是，宋朝的政權(quán)相對于唐朝的政權(quán)來的顯然要容易得多，比兩漢以及明朝的政權(quán)的取得更是不知要容易多少倍!與這些王朝開國前的血流成河的慘烈征戰(zhàn)相比，那宋朝的“陳橋兵變”簡直就像是在演戲。

　　也正是由于政權(quán)的取得易如反掌，因而，從嚴格意義上說，北宋其實沒有為奪取江山立下汗馬功勞的“開國功臣”。

　　但即便是這樣，在太宗朝以后的一些正史中，還是把趙光義描繪成“陳橋兵變”的功臣，說他在整個兵變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倒好像倘若沒有趙光義的強力主張與推動，“”這一幕就不會上演似的。

　　然而，對于開國時趙光義的“功勛問題”，史學界歷來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與結(jié)論。

　　就像辯論的雙方各持己見針鋒相對一樣，在正方即代表正史觀點的一方看來，趙光義不僅參加了陳橋驛兵變，而且，還是陳橋兵變集團的核心人物，是這次兵變的主要策劃者與組織者。如在反映宋代的不少史書中，都對他在整個兵變中的言行做了具體而生動的描寫。

　　說是顯德七年(公元960年)的大年初二，身為后周殿前都點檢的趙匡胤奉詔率軍出征，時為供奉官都知的趙光義也在軍中。在行軍途中，趙光義與趙普等人一直明里暗里做著策反鼓動工作，為兵變的成功大造，在部隊來到距離開封40多里的陳橋驛后的第二天早晨，又與眾將士一起闖進趙匡胤的營帳，不容他哥趙匡胤分說，硬是將一件象征皇權(quán)的黃袍披在了趙匡胤的肩上。

　　不僅如此，還有的史書如生活在宋真宗與宋仁宗時代被譽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所著的重要文獻《隆平集卷一·太宗皇帝》一文竟然還說，陳橋兵變時，“市不易肆”，也即士兵入城，秋毫無犯，也完全是趙光義的功勞。說是趙匡胤既被“”后，回師向開封進發(fā)，在進城之前，趙光義攔住趙匡胤的馬頭，叩馬而諫：“這次回師開封，將士們?nèi)绻允压Ω撸笏翐尳?，使得老百姓肝腦涂地，那就絕不符合應(yīng)天順人的精神!最好是要諸軍將領(lǐng)立下嚴守軍紀的誓言，然后前進?！庇彩墙o他哥上了一堂極為生動極為重要的“政治課”。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趙光義真的是很有見識，很有思想，而且也極富有仁愛精神。而按照正史的觀點，顯然，也正是由于趙光義的“友情提醒”，趙匡胤才與將士們約法三章，確保大軍進城秋毫無犯。

　　據(jù)說，趙匡胤對自己的這個弟弟非常賞識，稱贊趙光義很有謀略，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就有等自己百年之后把帝位傳給弟弟趙光義的想法。

　　如果照此看來，趙光義的確是宋帝國的開創(chuàng)者與奠基者。趙匡胤之所以能夠華麗轉(zhuǎn)身，成功“變臉”，幾乎在一夜間就由后周殿前都點檢變成大宋天子，而且成為一個圣明、仁愛的天子，在很大程度上應(yīng)該歸功于自己的“小弟”趙光義與趙普們的鼎力相助。倘若說，趙匡胤是這場政治戲劇的優(yōu)秀男主角，那么，理所當然，毫無爭議，與趙普一樣，趙光義則顯然也是這場政治戲劇的總策劃、總導(dǎo)演、總劇務(wù)之一。而且，他所發(fā)揮的作用很顯然比他的哥哥趙匡胤還要大。

　　可是，反方的看法卻截然相反，認為陳橋兵變，當時趙光義根本就不在現(xiàn)場，所謂的“叩馬而諫”等純粹是子虛烏有，憑空杜撰。

　　據(jù)學者考證，今已亡軼的《太祖實錄》有新舊兩本，舊本《實錄》沒有這一情節(jié)，而在新本《實錄》中，趙光義不僅“叩馬進諫”，而且還是陳橋兵變的主要策劃者與發(fā)動者，以此表明，作為宋帝國的草創(chuàng)者或“元勛”，趙光義繼承太祖的皇位乃是理所當然名正言順的事情。

　　然而，據(jù)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卒于高宗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的宋人邵伯溫在其《聞見錄》里引證王禹偁的《建隆遺事》說，趙光義壓根兒就沒有參與陳橋兵變，他甚至都沒有隨大軍一起“出征”，當陳橋驛兵變發(fā)生的時候，趙光義當時還呆在開封城里陪他的母親杜氏，一家人正聚在一起“歡歡喜喜過新年”吶!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曾于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學士，后以謗訕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次年改知揚州。他曾參與撰修《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滿，又遭讒謗，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貶出京城。所以，若是根據(jù)直覺判斷，敢于直書史事具有“硬骨頭精神”的王禹偁在其《建隆遺事》中所言應(yīng)該說比較真實可信。

　　對于這些內(nèi)幕，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宋人不好明說，但是元人敢說。《宋史》是元代修的，所以元人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一文里說：實錄中“太宗叩馬”的那一段話，“后錄增入，顯是迎合”。袁桷是元代一位著名學者，文章和書法俱佳，年輕時就因“能文”被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后來又長期擔任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又遷侍講學士，參與纂修累朝學錄。所以，從他的履歷看，應(yīng)該說，袁桷是一位宋史研究的專家。在袁桷看來，宋代許多御用史官在記事中添油加醋，無中生有，只不過是為了拍太宗皇帝的“馬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