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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劇先知晁錯的政策:重農(nóng)抑商

                  2019-10-23
                  出處:族譜網(wǎng)
                  作者:阿族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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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農(nóng)、抑商和維穩(wěn)的三位一體,不可能長治久安,只會導(dǎo)致又一輪治亂循環(huán)。在外儒內(nèi)法成為漢代國策之前,士人就已經(jīng)“先天子之憂而憂”,嘗試儒法融合。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齡士人賈誼和晁錯,即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前者以儒家為主,法家為輔;后者則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這里暫且放下賈誼不表,只說晁錯。晁錯因主張削藩而被“清君側(cè)”,在歷史中扮演了一個悲劇先知的角色。他赤膽忠心,卻被腰斬于市,悲劇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卻需要存疑。不能因為“七國之亂”就證明削藩是正確的,從事態(tài)發(fā)展看,亦可說削藩的主張引發(fā)諸侯不滿,進而引發(fā)“七國之亂”。不過,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時成敗,而是削藩究竟有何價值?網(wǎng)絡(luò)配圖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縣制,在兩千年里,這是一個歷朝歷代都會產(chǎn)生重大爭論的政治問題。由于封建制被簡單等同于分裂,郡縣制被簡單等同于一統(tǒng),封建制和郡縣制之爭逐漸沒了懸念,而有了標準答案,即從封建制到郡縣制,是一種

                    重農(nóng)、抑商和的三位一體,不可能長治久安,只會導(dǎo)致又一輪治亂循環(huán)。在外儒內(nèi)法成為漢代國策之前,士人就已經(jīng)“先天子之憂而憂”,嘗試儒法融合。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齡士人賈誼和晁錯,即是兩個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前者以儒家為主,法家為輔;后者則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這里暫且放下賈誼不表,只說晁錯。

                    晁錯因主張削藩而被“清君側(cè)”,在歷史中扮演了一個悲劇先知的角色。他赤膽忠心,卻被腰斬于市,悲劇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卻需要存疑。不能因為“七國之亂”就證明削藩是正確的,從事態(tài)發(fā)展看,亦可說削藩的主張引發(fā)諸侯不滿,進而引發(fā)“七國之亂”。不過,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時成敗,而是削藩究竟有何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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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縣制,在兩千年里,這是一個歷朝歷代都會產(chǎn)生重大爭論的政治問題。由于封建制被簡單等同于分裂,郡縣制被簡單等同于一統(tǒng),封建制和郡縣制之爭逐漸沒了懸念,而有了標準答案,即從封建制到郡縣制,是一種“歷史進步”。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觀察,封建制便于地方自治,而郡縣制便于中央集權(quán),從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權(quán),很難稱得上是什么“進步”。

                    對“先天子之憂而憂”的士人來說,是否“進步”取決于是否鞏固皇權(quán)?!睹献印ち夯萃跸隆返溃骸皹访裰畼氛?,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試圖編織一個“王政”的籠子,勸說王侯鉆進這個籠子。不幸的是,后來的很多士人為了把天子勸說進籠子,先把天下放了進去,晁錯是其中之一。

                    晁錯的時候,漢代的“建國大業(yè)”已經(jīng)完成,需要“先天子之憂而憂”的是如何“坐江山”?!按蚪健?,唯恐天下不亂;“坐江山”,最好穩(wěn)定壓倒一切。穩(wěn)定,是天子和天下的共同理想。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在傳世名篇《論貴粟疏》里,晁錯詳細講解的兩個基本點:重農(nóng)和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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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原教旨法家強調(diào)“重刑厚斂”不同,晁錯作為修正主義法家,認同“輕刑薄賦”。但是,法家重農(nóng)抑商的核心政策,他繼承了下來。晁錯強調(diào)重農(nóng)可以解決溫飽問題,然后視金錢(“珠玉金銀”)為萬惡之源、之源,“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利于穩(wěn)定,卻“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利于。他詳細解釋了其中緣由:農(nóng)桑不能成于一日,民眾必須依附于土地,有了珠玉金銀,各行各業(yè)都有可能成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游民。

                    商賈成為好逸惡勞、游手好閑的典型。在只有男耕女織才被視為勞動的情況下,商賈被視為“不勞而獲”者,這種狹義“勞動觀”催生了“仇富觀”。晁錯痛陳商人富貴、農(nóng)夫貧賤這種職業(yè)等級觀值得批判,但晁錯在意的是商賈“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晁錯的重農(nóng)抑商說和削藩說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中心思想是,商賈與封建諸侯互相“勾結(jié)”,動搖了皇帝手下干部們的威信,有利于封建制,不利于郡縣制,這將直接動搖皇權(quán)。

                    《論貴粟疏》的結(jié)論是:“方今之務(wù),莫若使民務(wù)農(nóng)而已矣。欲民務(wù)農(nóng),在于貴粟?!币园菥艉兔庾锏姆绞焦膭罴{糧,不是為了提高民眾生活水平,而是為了且不惜破壞行政和司法體系。與原教旨法家相比,晁錯的“進步”在于主張抑商,但是尚未主張嚴打商人。

                    批評抑商政策,在今天已經(jīng)沒有太大疑義。反省重農(nóng)政策,卻會遭到一系列質(zhì)疑,難道農(nóng)業(yè)不重要嗎?農(nóng)民生活水平不需要提高嗎?農(nóng)村要被邊緣化嗎?“三農(nóng)”問題確實重要,但是以抑商和為前提的重農(nóng)政策,無助于解決“三農(nóng)”問題,只能加重問題。

                  網(wǎng)絡(luò)配圖

                    司馬遷曾指出,“用貧求富,農(nóng)不如工,工不如商?!闭撜叱R赞r(nóng)業(yè)水平低下為由,強調(diào)重農(nóng)抑商才能解決溫飽問題,故意或者無意回避農(nóng)業(yè)水平低下的原因,恰恰是輕視工商。這種回避導(dǎo)致惡性循環(huán),越是農(nóng)業(yè)水平低下,越是重農(nóng)抑商;越是重農(nóng)抑商,越是農(nóng)業(yè)水平低下。這種惡性循環(huán),又成為循環(huán)論證的證據(jù),證明重農(nóng)抑商的必要。在這種情況下,重農(nóng)的結(jié)果對民生未必有利,而是有利于,有利于皇權(quán)。

                    重農(nóng)沒有問題,但是不能以抑商為前提;正如郡縣制并非不可行,但是不能以中央集權(quán)乃至個人為前提。重農(nóng)、抑商和的三位一體,不可能長治久安,只會導(dǎo)致又一輪治亂循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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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沒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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