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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地方戲曲很繁榮，戲種也很多，如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黨梆子、太谷秧歌、眉戶、碗碗腔等。山西地方戲曲的形成、繁榮與晉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有的戲劇研究學者指出：“山陜商賈發(fā)跡于明，興盛于清，衰落于民國。梆子戲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國”（《中華戲曲》第三輯）。梆子戲與山西商人的興盛緊密相聯(lián)，這并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事出有因，其中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山、陜、豫三省交界的帶，是歷史上北雜劇的發(fā)祥地。元末明初，北雜劇逐漸成為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專利品，逐漸脫離了時代，脫離了人民群眾。昆山腔興起以后，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喜好又轉向昆腔，就在北雜劇衰落，昆腔盛行的時候，山陜豫交界地民間藝人將這一帶民歌小曲演唱故事搬上戲曲舞臺，因它與北雜劇、昆曲相比顯得粗俗，所以在晉南一帶稱它為“土戲”。因它在演唱時用梆子打擊伴奏，故又稱梆子腔。又因演唱藝人多來自山陜，所以又稱“西曲”。清人朱維魚《河汾旅話》稱“村社演戲曰梆子，詞極鄙俚，事多誣捏，盛行于山陜，俗傳東坡所唱，亦稱秦腔”（《中華戲曲》第三輯）。明代山西南部多富商，尤“蒲（州）多家賈”，在祭祀、慶典、節(jié)日中都要有戲曲酬神和娛人，而有財力的商人是這一活動經濟上的主要資助者，于是在秦腔的基礎上又衍變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蒲州梆子。清代乾隆時，山西的梆子尚無劇種之分。嘉慶時，漸有南北戲之分。道光時晉中商人勢力崛起，山西中路梆子在蒲州梆子的基礎上逐漸形成，還有些藝人在梆子戲中引進晉中地方的秧歌，并改進了伴奏。早期的中路梆子演員多蒲籍，即使不是蒲州籍，演戲時也要說蒲白，其緣故就是因為中路梆子最初來源于蒲州梆子。后采逐漸根據當地人民的喜好，并吸收當地各種藝術之長，又經過許多藝人的豐富和發(fā)展，逐漸發(fā)展為自成一派的中路梆子劇種，而這一劇種的產生與發(fā)展與晉中富商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商人在祭祀、慶典中都要請中路梆子演出，從而為這一劇種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了舞臺。如每年五月十五日前后，商賈們總要舉辦社戲，表示開市大吉。榆次車輞村富商常氏，光緒時一次科舉考試中，有兄弟二人同時中舉，“翌日，代觴賀喜，奎星神前兩班戲，其宗祠前一臺，不惜銀錢”（《退想齋日記》）。太谷縣任村多富商，經常清戲班演出，該村富商賈氏在其宗廟“至城宮”每年至少演九臺祭祀戲，以致鄉(xiāng)間有“要看好戲到任村，任村有個至誠官”之說。

　　商路即戲路。明清晉商“致富皆在千里或萬里之外”，他們因遠離家鄉(xiāng)，便經常不惜重金邀請家鄉(xiāng)戲班到他們所駐商埠所在地演出。在山西商人聚集的商業(yè)重鎮(zhèn)大多有山西會館，而會館內多筑有戲臺，于是逢年過節(jié)或每月初一、十五，同鄉(xiāng)歡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戲。如漢口的山陜會館內有戲臺四座，分別設在正殿、財神殿、七圣殿和文昌殿。據《漢口山陜會館志》載，正殿戲臺對聯(lián)有：

　　陳跡興懷古今人豈云不相及
　　群情畢寄天下事當作如是觀
　　唱一曲白雪陽春大江東去
　　看滿眼流丹疊翠爽氣西來

　　財神殿戲臺對聯(lián)云：
　　余音繞江城問玉奮誰吹折楊柳數聲落梅花一曲
　　游蹤臨漢水且金樽共把集汾榆雅社話桑梓閑情

　　七圣殿戲臺對聯(lián)云：
　　且從忙里偷閑看盡古今來情狀
　　莫道局中是戲點破千百世機關

　　文昌殿戲臺對聯(lián)：
　　聞所聞而來聆遺響干秋高山流水
　　見所見而在醒繁華一夢御苑宮花

　　河南南陽賒旗鎮(zhèn)山陜會館，筑有一座高30米，東西寬18米，分上下三層的懸鑒樓，又稱戲樓，樓后面北是戲臺，由四根大方柱把巨大的三層戲樓凌空擎起。戲臺正中掛有“既和且平”的金字牌匾，石柱上用行書鐫刻兩副對聯(lián)：

　　幻即是真世態(tài)人情描寫得淋漓盡致
　　今亦猶昔新聞舊事扮演來毫發(fā)無差
　　還將舊事重新演
　　聊借排優(yōu)作古人

　　飛檐下金龍纏繞的《懸鑒樓》巨匾，據說是明末清初大書法家傅山手筆。戲臺對面有可容納萬人的大院，院內東西廂房相向，分上下二層，為昔日看戲的包廂。當年秦腔蒲劇班社在戲臺演出，院內可容萬人觀看。同治、光緒年間，“北京的梆子戲亦極一時之盛，而以義順和、寶勝和兩班最為著名”（《舊劇叢談》）。義順和、寶順和的主要演員多為山西名伶，如三盞燈、水上漂、蓋天紅等。在北京甚至有“三盞燈進了京，買賣人發(fā)了瘋”之說。大津是清末民初北方最大的商業(yè)城市，山西南人多在天津設號，山兩梆子班社及名伶來京必到津演出。上海為了迎合在滬山西商人觀看家鄉(xiāng)戲的需要，在寶善街“丹桂茶園”經常有梆子戲演出，以供山西客商娛樂消遣。群仙茶園、大觀園等戲院已經常上演梆子戲，以滿足晉商之需。山兩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參娃、自來紅等，曾多次應邀到上海演出。張家口是內地與蒙俄通商樞紐，這里山西商人尤多，所以山西梆子在張家口尤受歡迎。隨著山西商人深入到多倫諾爾、歸化、庫倫等地經商，山西梆子也很快風靡上述各地、四川、云貴也有不少山西商人，云貴的梆子戲，很可能與山西商人把山西梆子引進該地有關。甘]肅、寧夏、青海的山西商人也不少，所以這些地方也流行梆子戲。有人說：凡是有山西商人活動的地方就有梆子戲的演出，此話反映了梆子戲的發(fā)展與晉商的密切關系。另外，各戲班為了滿足山西商人的需要，多演出與商人有關的劇目。如《七件衣》、《八件衣》、《珍珠衫》、《管鮑分金》《紈绔鏡》等。這些劇目反映了商人生活的不幸，揭露了封建官吏對商人的欺壓，能在商人中引起共鳴，頗受商人歡迎。

　　山西商人除邀請戲班演出外，他們還出資舉辦梆子戲班。咸豐年間，祁縣富商渠氏辦起了“三慶戲班”。咸豐十年（1860）前后，榆次聶店富商王越辦有“四喜戲班”。民謠有“四喜班有好戲，禿紅禿丑蓋山西，人參娃娃一桿旗，餓了吃的打鹵面，渴了喝的一條魚”，禿紅、禿丑、人參娃娃、一桿旗、一條魚都是藝人藝名，“三合班”約與四喜班同時，由榆次王湖村富商在該村的三臺店組成。該班培養(yǎng)出的名演員有二八黑（凈角）。咸豐年間，徐溝縣糧商李玉和，以斗商名義承組戲班“舞霓園”，以重價吸收南北名角與弦鼓師。又請協(xié)豐號在蘇州織造唱戲服裝行頭，每年易新，名噪晉中地區(qū)凡二十年。晉東南壺關以販鐵起家的富商王氏，傳到第四代王大旦時，一次與上黨“三元班”戲班東家看戲，二人一同在戲房休息時，由于戲班班頭和藝人冷落了王大旦，王大旦一時氣惱不過，便決心自己出面組建一個壓倒所有上黨戲班的戲班。他為戲班投資白銀十萬兩，從北京請來落魄翰林編寫歷史劇《楊家將》等，南下蘇杭購置了大量戲裝樂器，在晉城、高平一帶買回十多名聰明伶俐、口齒清晰的小青年，重金挖聘其他戲班的好把式，教養(yǎng)訓練三年，除可演出各戲班通行劇目外，又排練了十多種新劇目，定名為“十萬班”。從此“十萬班”成為上黨地區(qū)劇種最全、演員陣容最強、戲裝道具最多的戲班。當時在上黨地區(qū)有這樣的說法：如無十萬班唱戲，再大的喜事也不能算辦得最火紅熱鬧?？梢娛f班聲譽之大。十萬班最興旺時，有特制大戲箱24馱（48箱，當時一般戲班只有3到5馱，即6到8箱），演員一百多人。因演職人員多，王大旦又將戲班分為三組，各自獨立演出。王大旦的戲班演出的劇目有《歧山腳》、《黃河陣》、《千秋劍》、《燕王反朝》、《楊家將》等，特別是宋代楊家戲，有數十本，宣傳了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jié)。該戲班有一對聯(lián)：“誰謂戲無益，辨朝野賢慧，開人知識；果然勤有功，演歷代興亡，長我精神?！边@一對聯(lián)可以說是對該戲班演出劇目的恰當評價。上黨梆子中曲牌有“上黨二黃”，也有的人認為原來王大旦在京城有店鋪，他常去京城，難免對二黃產生興趣，而移植于十萬班，從此在上黨梆子中流傳下來。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太后過60大壽，王大旦曾帶領他的十萬班赴京為太后賀壽演出，受到了慈禧大后的贊揚，并將十萬班改名為“樂意班”。十萬班由此名震京華，并易名為樂意班。在晉中一帶，同治時又有祁縣富商渠源淦（金財主）組織“聚梨園”，一時稱盛。光緒元年（1875），榆次富商崔辦起“二保和娃娃班”，培養(yǎng)出藝名核桃紅、玻璃翠、夜壺五、二蠻旦等名角。光緒六年（1880）太谷富商孫氏貸銀2000兩給戲迷楊成齋，由楊出面辦起“錦霓園”，有民謠稱：“楊成齋好曰能，愛戲辦起了錦霓園”。時有“尹財主的胡琴，甲成的板，田桂兒的亂彈唱不完’之說，上述三人都是藝人。光緒十年（1884）前后，又有清源縣東羅村富商時成盤辦起了“小梨園”，培養(yǎng)出一盞燈（旦）、七百紅（須）、金香翠（青衣）等名角，尤三兒生（孟珍卿），唱腔高昂，表演豪放，被稱為山西梆子“小生泰斗”?！疤桨唷奔s與“小梨園”同期，由太原濟生館藥店創(chuàng)辦，培養(yǎng)出拉面紅、說書紅等名角?！靶∽ＸS園”由平遙縣富商尹二少創(chuàng)辦，“小自成班”由徐溝縣富商陳玉創(chuàng)辦。在張家口一帶的山西富商也辦戲班，如德和棧掌柜祁縣人王肅歧資助名伶狼山紅、狼山黑辦起了“狼山戲班”。還有一些富商，由愛戲到成為票友，并粉墨登場一過戲癮。清末張家口的四大票友，皆為晉商。如吳志遠，忻州人裕園永伙計，生旦凈末丑，樣樣能演。楊柱，太谷人，大德莊伙計，文武場都行。晉中商人從掌柜到伙計，多會唱幾句山西梆子。大盛魁商號庫倫分號掌柜羅弼臣物色了20多位票友成立自樂班，一切開支由大盛魁供給，逢初一、十五在會館演出。祁縣富商韓子謙，排行五，人稱韓五少。父經商于揚州，母王氏為江南昆曲名伶。30年代，他家在祁縣城開設的商號，迫切需要他出面管理。但他祝錢財為糞土，視宦海為苦海，終日與晉劇、木偶、秧歌藝人往來。他不惜重金購買全部戲裝行頭，于每年冬季辟鍋灶、設暖房，專門請晉劇藝術名流前來聚會，互相切磋技藝。著名鼓師狗蠻師傅，到臨死還由他供養(yǎng)，死后又由他出資埋葬。在韓的支持下，曾成立戲曲研究社，對晉劇的劇本、音樂、聲腔、表演藝術等都進行了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和改革。

　　除梆子戲外，晉商對地方小戲的發(fā)展也給予了支持。如太谷秧歌就是如此。秧歌名稱原出南省，為種稻插秧之歌，北方農村伴隨農事活動傳唱民歌小調，受南省影響，也稱秧歌。清代道光以后，太谷縣商業(yè)遍布全國，貿易促進了南北文化交流，安徽鳳陽花鼓、湖南采茶調等先后傳入，使秧歌向戲曲化發(fā)展，逐漸形成地方小戲種。逢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以秧歌形式開展迎喜神活動。光緒時，秧歌劇曲內容與生活進一步貼近，頗受群眾喜愛。太谷秧歌有不少反映商人生活的劇目，如張公子回家、當板箱、打胎、張三算帳、賣元宵、賣絨花、賣胭脂、游神頭等。太谷秧歌用方言唱，唱詞、道白詼諧風趣。出身富商的董世俊，太谷城內人，不顧家庭阻攔，愛上秧歌戲，他生、旦、丑、末都能表演，藝名兒旦。

　　由上可見，山西梆子、地方小戲曲等由于山西商人娛樂的需要和在經濟上的支持得以較快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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