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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鑄造方法比較粗放，殷商冶煉技術出現(xiàn)，鑄造了仿真貝的銅貝，其范圍尚有一定局限。春秋時期簡單的手工冶鑄作坊已發(fā)展成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鑄造工場。侯馬春秋鑄銅遣址出土的煉爐、坩堝以及空首布的陶范和泥內(nèi)范，顯示出一座古代鑄幣工場的規(guī)模與工藝水平。泥范由泥沙加工制成，錢幣銘文反刻范內(nèi)，經(jīng)澆鑄取出銅幣，范即毀壞，一范只用一次。幣材多為青銅，含銅70－80％，余為錫、鉛、鋅等。晚期布幣多為各諸侯國所鑄，鑄有城邑名稱，初要在本城邑內(nèi)流通，后范圍逐漸擴大。

秦半兩亦用泥范澆鑄，鑄出的錢輕重相差很大，秦半兩與布幣不同之處在于秦半兩是國家統(tǒng)一和度量衡統(tǒng)一情況下多為官爐所鑄，布幣則是各城邑自造。西漢鑄錢技術略有提高，所鑄四銖半兩始采用銅范，鑄出錢大小一致。漢代五銖錢鑄造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已十分工整。山西有多處漢代五銖錢范出土，可知漢代山西仍是鑄錢重地。山西定襄曾出土一具五銖鐵范，很少見。 北魏時，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冬十二月，尚書崔亮奏請于王屋等山采銅鑄錢，“詔從之。自后所行之錢，民多私鑄，銷就小薄、價用彌賤”。王屋就在山西垣曲縣境內(nèi)。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詔漢王諒，聽于并州立五爐鑄錢”。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仍置錢監(jiān)于洛、并、幽、益等州”。到唐天寶年間，“天一爐九十九：絳州三十……”，山西已是全國主要鑄錢之地。乾元二年（759）絳州諸爐“更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一當五十，二十二斤成貫”，“于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并行”。

其時，“每爐歲鑄三千三百緡（每千文為一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邋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山西所鑄錢約為全國的四分之一多一些。唐錢私鑄多，錢濫惡，“河東舊使錫錢，民頗為弊，宜于蔚州置五爐鑄錢”，“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足見當時惡錢充斥山西。

宋鑄錢規(guī)定“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初對“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邋錢悉禁之”，但難以禁住?！坝终堃驎x州積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于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谑强鼜妥鄷x、澤、石三州……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民間私鑄鐵錢，甚至使官爐罷鑄，對這種情況，熙寧八年（1075）“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于是知太原韓絳請仿陜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

山西宋錢官家鑄額頗大，如張州垣曲監(jiān)每年鑄26萬貫銅錢，鑄額在全國鑄錢監(jiān)中居前。北宋末年，“唯河東三路聽存舊監(jiān)，以鑄銅、鐵錢；產(chǎn)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并“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鼓鑄”。南宋時山西在金統(tǒng)漢下設有阜通監(jiān)，在代州，鑄大定通寶。宋錢鑄行數(shù)量極大，大額交易用錢已不便，往往用銀，錢只為小額買賣所用。

金元鑄錢基本襲用舊制，因銀、紙幣行用漸漸盛行，鑄錢自然相對減少。明鑄造錢較少，山西有爐局鼓鑄，母錢有用銅、錫制成的，鑄錢用范鑄，錢幣輕重、成色有匠頭專司其職，鑄費較高。萬歷五年（1577）山西巡撫高文《錢法十議》中，提到鑄錢費用為：工料銅價每百斤值銀七兩，工匠雜費二兩二錢，可鑄錢10000余文。明鑄爐規(guī)模已擴大，每爐每年7832貫，較唐代每爐每年3300貫多了一倍多。洪武二十六的（1893），山西有鑄爐40座，每年鑄錢23328000文。山西明初用鈔少用錢多，后錢鈔兼用，以紙幣為主，錢為輔；紙幣膨脹跌價后，一切以銀、錢支付。

清代制錢在山西的鑄造可上溯到順治年間，當時戶部設寶泉局，工部設寶源局，鑄順治通寶錢，并“頒行各省，開爐鼓鑄”，錢文為漢、滿兩種，正面鑄“順治通寶”四個漢字，北面鑄“寶泉”兩個滿文。“直省則以局名……山西曰原”?！坝赫吣旮ǜ魇″X文……山西曰‘寶晉’”，此后，山西鑄錢局名“寶晉局”。寶晉局原設六爐，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后“只開四爐”。道光四年（1824）后因銀貴錢賤，全國鑄爐漸減至道光九年，山西鑄錢爐“一并停止”，后道光二十三年又“遵戶部咨，先以四爐開鑄”。咸豐初年，全國各鑄錢局開鑄當十到當千大錢。寶晉局在咸豐四年（1854）亦開鑄當十大錢，因“成本過重”，“每年共虧折錢五萬九百余串，合銀二萬余兩”。只得暫行停鑄，并“移爐就鐵，……在平定州設局安爐，鑄鐵錢解京”。“原由戶部派員督辦，在準部改為晉省接辦”。鐵錢鑄出“無法暢使，難以流通”。后鑄爐時有停開，光緒十三年（1887）山西“寶晉避遵旨派員赴天津買銅（進口銅）開爐鼓鑄”，“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先開一爐”，“光緒二十六年添一爐鼓鑄制錢”。以后，制錢漸被銅元所代，各省競相改鑄銅元，制錢鑄爐即告終結(jié)。 　　

清白銀地位更加重要，山西多有銀元寶鑄造，上嵌有縣名，由當?shù)劂y爐鑄造，尤其是五十兩一錠的大寶，山西所鑄數(shù)量之多居全國之首。 　　

清末民初銀元漸多，廣為流通，銀兩雖依然在山西部分地區(qū)使用，但已不如以前，制錢仍有少量行用，據(jù)載民國6年（1917）流行在山西境內(nèi)的制錢經(jīng)約有3億枚左右。 　　

山西銅元鑄于民國5年（1916），當時閻錫山為適應市場流通需要和從中取利，在陸軍修械所內(nèi)設銅元局，用制錢改鑄銅元，當十銅元（即一枚銅元相當制錢十文）共造451608172枚，當二十銅元共造23257023枚。銀元鑄造目前發(fā)現(xiàn)山西僅有二角銀輔幣一種，因制作粗劣，當為私鑄。 　　

紙幣印行可上溯至宋，據(jù)記載，潞州設交子務專管山西交子一應事務。 　　

金是先印行紙幣，紙幣交樂印行權交由各路單管，交鈔上印有準流通區(qū)域，并規(guī)定兌換之州、府，如陜西東路交鈔可在河中府（今永濟）、潞州（今長治）兌換；平陽、太原府路印行交鈔可在平了、太原路官倒換錢券。元代紙幣印行也襲舊制，但其借貸、勞務、物價、交易都用銀，并以銀作紙幣發(fā)行手段，低幣印制用木版或銅版，加蓋印鑒。元各種鈔發(fā)行額較大，并已不限流通年月。官票寶鈔“先于京師行用，后流通漸廣……頒布各省，一律遵辦”同時對民間的銀錢私票行用仍聽其便。 　　

清官票寶鈔行用于山西，已是咸豐十一年（1816），其行用也不是當做完全法償幣，商民繳納厘稅、官兵俸餉都是只能搭用幾成，一般是三成左右。晚清山西交納田糧賦稅，分為銀四成、制錢三成、米豆三成，內(nèi)中三成制錢即準搭用鈔票，就是這樣，鈔票的行用依然令“商民恐慌，市肆混亂”。及至咸豐末年，對官票寶鈔不得不加以清理。到同治年間，除捐稅、納官、贖當偶有搭配使用外，基本上已停用。值得一提的是大清寶鈔負責制多用山西白色雙抄毛頭紙。金、元、明、清山西紙幣發(fā)行機關多為政府或稍后的官錢局、官辦銀行等（如大清銀行）。民國初年統(tǒng)計山西官銀號官錢局發(fā)行紙幣2077236元。稍后，山西紙幣更加復雜，種類繁多，幣值各異。直至民國8年（1919）山西省政府統(tǒng)一幣制后，才禁止各種雜鈔的發(fā)行，由山西省銀行及鐵路墾業(yè)、鹽業(yè)銀號發(fā)行的晉鈔取代。山西四銀行號發(fā)行的鈔票壟斷山西貨幣市場達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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