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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清中央政府對侵略者認識的變化，直接導致其對外政策的巨大變化。正是在這種新認識”的基礎上，奕于1861年初與其他幾名重臣會銜上了《統(tǒng)計全局折》正式系統(tǒng)地闡述了這種新認識。

本文摘自《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作者：雷頤，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太平軍的戰(zhàn)斗中，以當時十分先進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由侵略中國的“洋人”組成的武裝為清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令人奇怪的是，兩次鴉片戰(zhàn)爭外國侵略者給清軍以重創(chuàng)，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倉惶出逃，皇家名苑圓明園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與外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簽訂不平等條約清政府與這些侵略者本應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幾何時，侵略者槍炮的硝煙未散、不平等條約的墨跡未干，卻突然能“中外和好”以至“借師助剿”，昔日之敵成為今日之友！這一切是怎樣發(fā)生的，具體歷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與“內亂”間清政府是如何權衡利弊的，對內對外方針發(fā)生了哪些改變？這些，都須從頭說起，慢慢道來。

在對外方面，對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燾、馮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認為“夷”“無意于中國土地民人”，而馮更曾明確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復東南。但應者寥寥。而據守東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軍的嚴重打擊面前，多次請奏，提議借“夷兵”助剿，認為如不如此根本無法剿滅太平軍。對此提議，咸豐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強調不許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資夷力，使該夷輕視中國”，“后患何可勝言”。他當然認為最可能進犯京城、最可能推翻清王朝的“外夷”是最危險的敵人。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慘敗于英、法侵略軍，清王朝確實岌岌可危：北方外國侵略者已將京師攻克，咸豐帝出逃熱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國聲勢仍然浩大，遠無“肅清”、“剿滅”跡象。清政府顯已內外交困，走投無路。它的滅亡，幾乎指日可待，然而沒想到它卻又“起死回生”。是恭親王奕的《統(tǒng)籌全局折》使清政府的戰(zhàn)略方針發(fā)生根本性轉變、使其又茍延殘喘了半個世紀之久起了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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