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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宗教意識形態(tài)，拜上帝教直接影響著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思想，進而對其整個軍政制度和社會生活產(chǎn)生作用。其中，“上帝”觀念的影響尤為顯著。

　　“God”一詞，明末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原譯為“天主”，迨至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始譯為“上帝”。拜上帝教的“上帝”觀念源于基督教新教。在金田起義（1851）爆發(fā)之前，計有兩部《圣經(jīng)》中文全譯本問世。一為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1823年本——《神天圣書》（Holy Bible），一為德國傳教士郭士立的1847年本——《舊遺詔圣書》（Old Testament）、《救世主耶穌新遺詔圣書》（New Testament）。馬禮遜譯本將“God”譯為“神主”，郭士立譯本則譯為“上帝”。美國學者濮友真據(jù)此推斷拜上帝教的“上帝”一詞系源于郭士立譯本。(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952，P．55。)考太平文獻中，“上帝”一詞早在洪秀全1845年所作的七言詩《原道救世歌》中即已出現(xiàn)，該詩計10次提及“上帝”一詞，另偶稱為“天”、“天帝”或“天父上帝”。(《原道救世歌》，載《太平天國印書》，第10一14頁。)顯然，濮友真的推論不能成立。按：在1845年以前，洪秀全尚未閱讀過新、舊約《圣經(jīng)》，他僅有的基督教知識來自其早年所獲的基督教傳教書籍《勸世良言》一書。該書的作者叫梁發(fā)，近代中國第一位華籍基督教新教牧師?！秳袷懒佳浴芬粫s四分之一的篇幅引證《圣經(jīng)》故事，所據(jù)即馬禮遜譯本。關(guān)于“God”一詞，梁發(fā)除沿用“神主”一詞外，還將“神主”與中國先秦典籍中的“上帝”觀念相附會，并根據(jù)自己的理解獨創(chuàng)了許多詞匯，以致《勸世良言》一書關(guān)于“God”一詞的稱謂竟達23種之多。據(jù)粗略統(tǒng)計，使用最頻繁的是“神天上帝”（379次）、“神”（245次）、“神爺火華”（111次）、“神天”（71次）、“神父”（34次）、“天父”（24次）等詞，“上帝”一詞也直接出現(xiàn)了2次。(最早試圖將“God”與中國典籍中的“上帝”一詞同化的，是明末來華的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并非梁氏首創(chuàng)。)

　　洪秀全自幼熟讀儒家經(jīng)籍，他將“神天上帝”徑自理解為“上帝”是極自然的。于是，《勸世良言》的“神天上帝”便成了洪秀全《原道救世歌》中“上帝”一詞的濫觴。迨至1847年春，他抵廣州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第一次讀到新、舊約《圣經(jīng)》。羅孝全曾在香港做過郭士立的傳教助手。濮友真斷言洪秀全在羅孝所讀《圣經(jīng)》即郭士立譯本。(E．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P．44。)如果此說成立，那么，郭士立譯本中的“上帝”一詞無疑更使他堅定了對上帝的信仰。

一

　　中國的“上帝”觀念可以追溯到奴隸社會的商朝。當時，隨著地上王權(quán)的出現(xiàn)，人們幻想天上也存在著一個至上神，即“帝”或“上帝”，商、周之際及以后又稱作“天”或“皇上帝”(馮友蘭認為：在中國文字中，“天”這個名稱至少有5種意義，“上帝”是其一。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頁。)。從遺留下來的甲骨卜辭分析，“上帝”被理解為能夠主宰一切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事情，其號令即“天命”。待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出籠后，歷代封建帝王俱自稱為“真命天子”，宣揚君權(quán)神授，“天”遂成了皇權(quán)的象征。在封建社會，凡與天有關(guān)的一切事務均由皇室獨擅，諸如祭天、制訂歷法等，凡僭越者則被視為犯上作亂。

　　因此，與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觀念相比，中國傳統(tǒng)的“上帝”既無創(chuàng)世作用，也不具備基督教一神教的宗教排他性。梁發(fā)為了避免因傳播基督教而被人斥為“從番”，遂在《勸世良言》中引經(jīng)據(jù)典，硬把這兩個不相關(guān)的概念揉合在一起。洪秀全吸收了梁發(fā)這一思想，并將基督教教義與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問題相聯(lián)系，從而產(chǎn)生了革新社會的思想。他在《原道救世歌》中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盤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體敬皇天。其時狂者崇上帝，諸侯士庶亦皆然。試辟人間子事父，賢否俱循內(nèi)則篇。天人一氣理無二，何得君王私自專！上帝當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東?！?《原道救世歌》，見《太平天國印書》，第10頁。按，太平天國改“王”為“狂”。)在同年所作的《原道醒世訓》一文中，洪秀全表達了類似的思想，認為既然上帝是“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人人都是其子女，那么，為什么惟獨君王才有敬天的權(quán)利呢？本來，“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姐妹之群”，那么，又為何人世間存在“此疆彼界之私”、“爾吞我并之念”呢？洪秀全憎恨其時“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于私”的社會現(xiàn)象，憧憬建立一個“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苦怯”(以上均見《原道醒世訓》，載《太平天國印書》，第14—16頁。)的社會。迨至1853年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今南京），洪秀全即旨準頒行了《天朝田畝制度》，表達了建立一個公平正直、天下大同社會的理想。該書厘定了太平天國的土地制度、社會組織以及禮俗、教育、選舉、黜陟等制度，規(guī)定“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頒國庫以養(yǎng)”，“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聲明將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以上見《天朝田畝制度》，載《太平天國印書》，第409—413頁。)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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