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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佛教對北朝儒學的影響

                  2017-06-01
                  出處:族譜網(wǎng)
                  作者:阿族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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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佛教對北朝儒學的影響,關于北朝儒學,自來學者多因循《北史?儒林傳序》的說法。其言曰:“河洛,《左傳》則

                  關于北朝儒學,自來學者多因循《北史?儒林傳序》的說法。其言曰:“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睂W深蕪,窮其枝葉?!比欢侗笔贰分赃^于簡略籠統(tǒng),北朝儒學名家之經(jīng)疏,唯熊安生之說見采于《禮記》疏,其余書皆亡佚。北朝儒學之真面目,遂日益模糊,后世學者之論北朝儒學,遂日顯皮相。清儒皮錫瑞云:“北人俗尚樸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保ㄗⅲ骸督?jīng)學歷史》之六《經(jīng)學分立時代》。)近人劉師培云:“北儒學崇實際,喜以訓詁章句說經(jīng)?!保ㄗⅲ骸赌媳苯?jīng)學不同論》。)蒙文通先生云:“是北學者悉康成之術也?!保ㄗⅲ骸督?jīng)學抉原?南學北學第六》。)錢穆先生云:“南渡以還,士大夫淪陷北方者,不得不隱忍與諸胡合作,而彼輩學術途轍,亦多守舊,絕無南渡衣冠清玄之習。”(注:《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279~280頁。)上列諸家,皆有清以來國學大師,其見解深深影響學人,不止一二代焉。但揆之史實,這些權威之論,皆不全面。筆者潛研北朝史數(shù)年,竊以為北朝儒學,實受當時盛極之佛教較大影響,其面貌與漢儒之學實已不同,所謂俗尚樸純、亦多守舊云云,已非北朝儒學之主潮。呂思勉先生在論及北朝儒林中人時曾指出:“釋老之震撼一世,儒家非極專固者,皆不容故步自封矣。”(注:《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0頁。)已揭著當時之大勢所趨。牟潤孫先生《論儒釋兩家之講經(jīng)與義疏》一文,對上述問題已有所論述。(注:載《注史齋叢稿》,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9~302頁。)由于牟先生之大作非專門討論北朝儒學與佛教之關系者,筆者不揣谫陋,撰成本文,狗尾續(xù)貂,冀申述呂、牟二先生之說,其間若有學術界難以認同之言,則為筆者識見如此而已,自與呂、牟二先生無關。

                                      一

                  北朝為佛教極盛之時期,帝王朝臣罕有如崔浩不心儀佛法者。拓跋燾禁毀佛法前,曾“歸宗佛法,敬重沙門”(注:《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宇文邕廢毀佛教前,亦循例事佛,建造功德。佛教之影響無所不至,北朝儒林人士與佛教之因緣,亦不為淺。

                  論及北朝儒林人士與佛教之因緣,有兩個問題須先行交待。其一:北魏高祖、世宗等甚重佛學。“沙門道登,雅有義業(yè),為高祖眷賞,恒待講論。”(注:《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釋曇度備貫眾典,精通《成實論》,獨步當時?!拔褐髟曷勶L餐挹,遣使征請。即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于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xù),學徒自遠而至,千有余人?!保ㄗⅲ骸陡呱畟鳌肪戆恕稌叶葌鳌贰#┍蔽菏雷趧t“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保ㄗⅲ骸段簳肪戆恕妒雷诩o》。)。此期間內,亦為儒學受到重視之時,涼土儒士、南朝儒臣亦多來奔。儒林人士受帝王好尚之影響而與佛教再生因緣,乃勢在必行。其二:北魏貴族達官多崇佛教,勢必影響一般儒臣。自北魏前期起,貴族達官即有援沙門為門師之風氣,如拓跋晃以玄高為師,尚書韓萬德以慧崇為門師。名臣崔光“崇信佛法,禮拜誦讀,老而逾甚”,“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jīng)》,聽者常數(shù)百人”(注:《魏書》卷六七《崔光傳》。)。這些貴族達官,與當時名儒多有周旋,那些名儒焉有不受浸染之理。僅此兩端,已可想見北朝儒林人士生活之氛圍。

                  北朝儒林人士與佛教之因緣,史籍所載,可謂夥矣!

                  高允,為北魏最著名的儒臣之一,撰《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等,魏收稱道他“依仁游藝,執(zhí)義守哲”(注:《魏書》卷四八《高允傳》。)。而高允一生,竟與佛教結下不解之因緣?!段簳繁緜鞣Q高允“年十余,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凈,未久而罷”。高允之弟,小名檀越,梵語檀越,華言施主,蓋高允闔家皆奉佛法。高允顯達后,曾為八角寺沙門惠始撰傳,“頌其德跡”(注:《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本傳又說他:“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

                  不僅高允與佛教有如上因緣,北朝傳經(jīng)授業(yè)的大儒,亦多如此。劉獻之,《魏書》本傳云:“魏承喪亂之后,《五經(jīng)》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于獻之?!庇衷疲骸皶r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曰儒宗?!睆埼豳F所受佛教之影響,后文將有所述。劉獻之則曾“注《涅磐經(jīng)》,未就而卒”。孫惠蔚,“周流儒肆,有名于冀方”。惠蔚“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jīng),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注:《魏書》卷八四《儒林?孫惠蔚傳》。)。徐遵明,北魏后期大儒,當時儒生傳《周易》、《尚書》及《三禮》,幾乎皆出遵明之門。遵明雖為一代大儒,卻曾與弟子李鉉同受菩薩戒法于僧范,其事載《續(xù)高僧傳》,牟潤孫先生認為:“遵明早與僧游,晚始受戒,事本可能?!保ㄗⅲ骸蹲⑹俘S叢稿》第291頁。)除李鉉外,傳遵明之業(yè)而能卓有建樹者,當推盧景裕與李業(yè)興?!段簳?儒林傳》本傳載景裕與佛教之因緣尤詳,今節(jié)錄于下:

                  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xī@①每論諸經(jīng)論,輒托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系晉陽獄,至心誦經(jīng),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jīng),覺時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jīng)遂行于世,號曰《高王觀世音》。傳中故事雖涉荒謬,但有兩點頗堪注意:其一,道xī@①每托景裕為其撰序,說明景裕佛學造詣非一般儒士可及,而景裕在儒林及佛教界皆有高名,托其為序,自可抬高道xī@①聲價。其二,所謂《高王觀世音》,突然出現(xiàn)于景裕脫獄之后,大有景裕偽造之可能(注:關于《高王觀世音》之名義,相傳以為由高歡而得。俞樾《春在堂隨筆》十已指出其非。俞氏謂:“佛家稱謂,凡尊之,則曰王,如鹿曰鹿王,象曰象王,須彌山則曰須彌王,皆是也。王而再加以尊稱,則曰高王?!洞蟛厥ソ谭▽殹窐四坑小兑磺蟹ǜ咄踅?jīng)》一卷云,《與諸法最上王經(jīng)》本同。然則一切法即諸法,高王即最上王矣。《高王觀世音經(jīng)》,言此觀世音經(jīng),于諸經(jīng)中為最上也,非由高歡得名也?!闭f甚是。)?!堵尻栙に{記》所載慧凝還活故事,與此相類,皆可見當時風氣。李業(yè)興受遵明之學,同時博涉百家,對于中亞學說,頗多接觸,并大力傳播中亞傳來之七曜歷術(注:參見拙稿《北朝自然科學中的中亞因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其與佛教之因緣,當亦不淺。李同軌,中稱其“學綜諸經(jīng),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yī)術”。北魏末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敕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后出使梁朝,蕭衍“集名僧于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磐大品經(jīng)》,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并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注:《魏書》卷八四《儒林?李同軌傳》。)。是同軌之佛學造詣,似尚在景裕之上。以上并為北魏碩儒,皆為儒釋兼修者也。

                  北周沈重,史稱“學業(yè)該博,為當世儒宗。至于陰陽圖緯、道經(jīng)、釋典,無不通涉”(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下?沈重傳》。)。盧光精于《三禮》,又“性崇佛道,至誠信敬”(注:《周書》卷四五《儒林?盧光傳》。)。值得注意的尚有何妥其人,其先世為西域何國人,妥入北周,為太學博士,注《周易》、《孝經(jīng)》等,又“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何妥傳》。),明顯受當時儒林兼綜博涉風氣的影響。北周天和年間,宇文護專政,頗重佛教之弘揚及佛經(jīng)之翻譯,宇文邕也幾次集中儒士、沙門、道士討論三教義。沈重之論三教義,“咸為諸儒所推”(注:《北史》卷八二《儒林下?沈重傳》。)。這些正反映了當時儒林兼綜博涉的背景及風氣。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廢毀佛法,實乃因政治上的需要而犧牲已往之循例事佛,而儒林兼綜博涉、旁取佛法的風氣,并不因此而消歇。隋初儒學名家辛彥之崇信佛法,立15層浮圖兩所;隋初碩儒劉焯曾撰《七曜歷算書》,成就不限于傳統(tǒng)儒學;與劉焯合稱“二劉”的劉炫,曾自為狀道其兼綜博涉之美。如此之類,皆可令吾人知當時儒林之風氣。

                  北朝儒林人士與佛教之因緣非淺,實與當時佛教界人士之努力相關,其人不僅積極向儒林人士宣揚佛法,亦努力學習北朝儒士賴以立身之儒家經(jīng)典,以便利佛法向北朝儒學的滲透。東晉南朝之僧徒常參與當時名土的清談論難活動,兼綜中土玄學與佛學之命題與形式;北朝的情況,與之相比,雖有深度的不同,就根本而言,實是趣異而旨同。不論是向玄學深浸還是向儒學浸透,佛教要影響中國的學界,首先都需與影響的對象發(fā)生交融。

                  從時空上看,僧徒之影響儒林,經(jīng)歷了山十六國到北朝、山河西到中原的過程。 

                  十六國時期,中原板蕩,不僅儒林人土西聚關隴,形成河西儒學群體,中原高僧,亦多西行,在關中涼土與西域所來之高僧會合,形成河西佛學群體。當時河西佛學之盛,論述者夥,茲不贅述。需要強調的是,儒學與佛學兩大群體,皆因歷史的機緣會合于關中涼土,其爭一日之短長故在所難免,而相互碰撞中的相互學習,更是必然之勢。

                  十六國初期活躍于中原的佛圖澄,“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注:《高僧傳》卷九《佛圖澄傳》。)。這時期,佛學與儒學已發(fā)生碰撞交流,但尚不深刻。到前秦時,情況發(fā)生了極大變化?!陡呱畟鳌份d釋道安事跡曰:“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注:卷五《釋道安傳》。)詩賦文章與儒學之關系至為密切,道安善為文章,自然于儒學知之甚深。故《高僧傳》又曰:“(苻)堅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于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保ㄗⅲ壕砦濉夺尩腊矀鳌?。)《出三藏記集》此段尚有如下文字:“與學生楊弘仲,論詩風雅,皆有理智?!笨梢娝^“師安”,并非向道安學習佛典,乃是向道安學習儒典及詩賦,自然,道安可通過其授業(yè),揉進佛家“理智”和宣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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