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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名劉徹，生于漢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卒于后元二年(前87年)，景帝中子。前元四年(前153年)被立為膠東王，前元七年(前150年)被立為皇太子，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景帝去世，劉徹即位，以第二年為建元元年，創(chuàng)歷代帝王有年號之始。漢武帝在位期間，實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國策略，國家欣欣向榮，一片繁榮景象。他不愧為我國古代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漢武帝即位不久，便下詔書，要求丞相、御史、列侯等各級官僚，推舉賢良方正、敢于直言進諫的讀書人到朝廷做官。同時，還鼓勵天下吏民直接給皇帝上書，提意見，發(fā)表自己的見解。漢武帝求賢若渴，對于所上奏章，大都認真閱讀，并從中選拔出不少有才干之人，如董仲舒、主父偃、嚴安、朱買臣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再次下詔，命舉賢良文學上書對策，董仲舒在所上《天人三策》里提出統(tǒng)一思想的主張，要求將那些不符合儒家六經(jīng)宗旨和孔子之術的思想學說，一律禁止，不允許其存在。這迎合了漢武帝欲加強中央集權的思想，得到了武帝的贊賞。不久，武帝便任命他為江都相，同時下令全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此之前，武帝還在長安設立太學，置《詩》、《書》、《易》、《禮》、《春秋》五經(jīng)博士，培養(yǎng)儒學后備力量。漢武帝將儒家思想定為一尊，對于此后的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為了解決漢初以來形成的諸侯割據(jù)問題，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于元朔二年(前127年)采納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規(guī)定諸侯王的封國除由嫡長子繼承外，其他子弟也可在封國內分得一塊封地，由皇帝授予封號。這樣一來，諸侯王國就被逐漸肢解，王侯的勢力進一步衰微，他們再也不可能對中央構成威脅，中央集權得到加強。漢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左官律規(guī)定凡在諸侯國任官者，其地位低于中央政府任命的同級官僚，這就限制了諸侯獲得優(yōu)秀人才的可能。附益法則嚴格限制諸侯國的官吏為諸侯非法謀利，結黨營私。元鼎五年(前112年)，參加祭掃的諸侯王在所獻助祭的酎金中偷工減料，以少充多，以次充好，漢武帝令人測定酎金的成色和分量之后，以大不孝為名，削奪106人的爵位和封地。漢武帝通過這些措施，基本上結束了漢初以來諸侯割據(jù)的局面。

　　為了防止州郡勢力過于龐大，漢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將全國分為豫、冀、徐、青、荊、揚、益、涼、并、幽、兗、朔方、交趾13個州，每州設部刺史1人，部刺史僅是個中級官吏，職位不高，可官小而權重，他們可以在皇帝規(guī)定的六條問事范圍內，督察十三州的大官，甚至諸侯王。漢武帝正是通過他們來打擊地方官僚和豪強地主，從而加強對地方的控制。

　　漢武帝限制丞相的權力，他自己親自處理各項政務，令九卿不通過丞相直接向他奏事。與此同時，他還提拔了一批中下層官員擔任自己的侍從和秘書，通過他們來發(fā)號施令。這樣，在朝官中就形成了以尚書、中書、侍中等組成的“中朝”官和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而“中朝”的地位更加重要，遂成為實際的決策機關。

　　漢武帝擴大選官范圍，建立察舉征召制度。所謂察舉就是由食祿二千石者推薦，通過考試后，即可授予官職。不久，漢武帝又規(guī)定依據(jù)人口的數(shù)量，按一定的比例進行選舉，不需資產(chǎn)的限制。所謂征召就是由皇帝直接召見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隱士，由皇帝直接授予官職。同時，天下吏民若有上書言事而又言之成理者，亦授予官職。另外，博士弟子中考試成績優(yōu)異者，亦可入仕。通過這些措施，漢武帝選拔出一批才華出眾之士，充實了官僚機構。

　　漢武帝在財政經(jīng)濟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加強中央對全國經(jīng)濟的控制，以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

　　改革幣制，將鑄幣權收歸中央。漢初，聽任郡國自由鑄錢，社會上流通的貨幣極其混亂，引起物價上漲，阻礙了商品的正常交換。同時，由于一些貴族官僚和富商大賈操縱鑄幣權，富埒天子，這也威脅到中央。元鼎四年(前113年)漢武帝下令禁止郡國鑄錢，各地私鑄之錢運到京師銷毀；成立專門的鑄幣機構--上林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合今重2。9克)，這樣，就由中央壟斷了五銖錢的鑄造權。新造的五銖錢重如其文，質量很高，便于流通，直到1920年，歷代銅錢皆為五銖重。

　　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政策。漢初，鹽鐵為私人經(jīng)營。豪強逐漸壟斷了對國計民生有著重要影響的冶鐵煮鹽業(yè)，這不僅影響到中央財政的收入，而且助長了分裂割據(jù)勢力。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采納桑弘羊、東郭咸陽和孔僅的建議，將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業(yè)改為國家壟斷經(jīng)營，在全國產(chǎn)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并任命當?shù)氐拇篼}鐵商為鹽官或鐵官，管理有關鹽鐵事宜。鹽鐵官營有效地解決了當時嚴重的財政經(jīng)濟困難。實行鹽鐵官營，也帶來質次價高等問題，桑弘羊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建議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所謂均輸，就是由中央政府的大農令在郡國設均輸官，負責管理、調度、征發(fā)從郡國征來的租賦財物，并負責向京師各地輸送。所謂平準，即由大農令置平準官于京師，總管全國均輸官運到京師的物資財貨，除去皇帝貴戚所用外，做為官家資本經(jīng)營官營商業(y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調劑物價，防止富商大賈從取巨利，同時也增加了國家的收入。
　　算緡和告緡。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頒布算緡和告緡的命令。算緡其實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征收財產(chǎn)稅。規(guī)定商人財產(chǎn)每2000錢，抽稅一算；經(jīng)營手工業(yè)者的財產(chǎn)，凡4000錢抽一算；非三老和北邊騎士而有軺車者，每輛抽稅一算；商人之車，則征收二算；船5丈以上者，每船抽稅一算，或自報不實者，鼓勵知情者揭發(fā)，叫做“告緡”。凡揭發(fā)屬實，即沒收被告者全部財產(chǎn)，并罰戍邊一年，告發(fā)者獎給被沒收財產(chǎn)的一半。同時重申，禁止商人占有土地，違者沒收。算緡告緡實行之后，政府財政收入大增，《漢書?食貨志》稱“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shù)”，于此同時，富商大賈再受巨創(chuàng)。

　　由于中央集權大大加強，國家經(jīng)濟實力雄厚，漢武帝改變了漢初以來對匈奴的和親政策，采取積極進攻的戰(zhàn)略。元光二年(前133年)，漢武帝采納王恢的建議，企圖誘敵深入，乘機殲滅，不料計策為匈奴軍臣單于識破。此后十余年間，漢朝與匈奴之間，戰(zhàn)爭不斷，其中帶有決定性的大戰(zhàn)有三次：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漢武帝派衛(wèi)青等人率兵迂回到隴西，對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軍進行大包圍并一舉擊潰，收復黃河以南地區(qū)，解除了匈奴對長安的威脅。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出隴西，越過焉支山(甘肅山丹東南胭脂山)，深入匈奴境內千余里，俘虜渾邪王的兒子及相國、都尉等，繳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平定黃河以西地區(qū)。第三次戰(zhàn)役發(fā)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派大將軍衛(wèi)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分東西兩路進兵，大敗匈奴。從此之后，匈奴再也無力大舉南下，漢朝北部邊境得以安寧。

　　在進攻匈奴的同時，為了聯(lián)合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漢武帝還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盡管張騫此行目的沒有達到，但是卻開辟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密切了漢朝同西域各國的關系，從而促進了東西方經(jīng)濟文化的廣泛交流。

　　漢武帝末年，由于長時期的戰(zhàn)爭和奢侈浪費，導致民怨沸騰，各地農民起義不斷。漢武帝在《輪臺罪己詔》里表示今后不再發(fā)動戰(zhàn)爭，“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與民更始，發(fā)展生產(chǎn)。搜粟都尉趙過提出代田法，將一畝地分成三田川和三壟，年年互換位置，以休養(yǎng)地力，下種時把谷物種在田川里，幼苗長出后，把壟上的土推到田川里，這樣作物入土深，抗風耐旱。實行代田法，每畝產(chǎn)量可增加一斛(一斛約合30公斤)到三斛。趙過還發(fā)明了耬車等先進的生產(chǎn)工具，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漢武帝還采納白公的建議，于太始二年(前95年)從仲山口(陜西涇陽西北)引涇河至櫟陽(陜西臨潼櫟陽鎮(zhèn))，灌溉農田4500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這一水利工程對于關中農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可見，漢武帝在晚年比較重視發(fā)展農業(yè)生產(chǎn)，較之從前好大喜功，似有所悔改。

　　后元元年(前88年)，侍中仆射馬何羅和其弟馬通等人密謀刺殺漢武帝，被金日?鋇熱朔⑾趾笊敝?。后元二年，漢武帝立時年8歲的小兒子劉弗陵為皇太子。為防止太后專權，他又殺死太子母親趙亻予。他還讓畫工畫了一幅《周公背成王朝諸侯圖》送給侍中奉車都尉霍光，希望他能像周公輔佐成王那樣，輔佐劉弗陵做皇帝。后事安排妥當之后，沒幾天漢武帝就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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