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考究: 淺論族譜的收藏和研究
族譜亦稱家乘或宗譜,是現(xiàn)今藏書文化中一個令人關(guān)注的話題,一般它可以分為民間私藏和國家公藏(圖書館、檔案館、文博館等文化機構(gòu)收藏)兩部分。私藏分散,且鄉(xiāng)民不肯輕易示人,故譜喋的研究利用主要有賴公藏。長期以來,我國學術(shù)界在“左”傾思潮影響下,存在著嚴重抹煞或低估族譜歷史價值的傾向。正確地認識族譜和它的收藏研究價值,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考慮:
其一,社會意義與教化功能。中華民族有很強的“尋根問祖”意識,俗話說“落葉歸根”、“故土難忘”,族譜便是每個人的“根”,譜里有中國人難解的“鄉(xiāng)土情結(jié)”和“先祖情結(jié)”。臺灣粘氏是金代女真族大將完顏的后裔,但一向沒有族譜。民國時他們就千里迢迢,不辭艱辛,不惜重金返籍求譜。族譜對海外游子的凝聚力可謂大矣!它能激勵人們愛鄉(xiāng)愛國之情,讓人感受先人佳言爵行的熏陶,增進眷戀敬仰之情。族譜中貫注著禮義精神,乖視個人道德修養(yǎng),有很強的教化功能,如江西萍鄉(xiāng)上栗有部新譜的家訓是“把忠心獻給國家;把孝心獻給父母;把愛心獻給家人和大眾;把虛心和恒心用給學問和事業(yè);把誠心和信心留給自己?!痹S多至理名言,可說是民族文化的結(jié)晶。族譜對當?shù)刈匀画h(huán)境的保護,制造、 濫砍濫伐、污染水源等方而往往有很多有益的總結(jié)和舉措,值得今人借鑒。其二,史料意義。我國農(nóng)村多聚族而居,村志即族譜,族譜即村志,常見族譜可以把其歷史追溯到兒百甚至兒千年前的黃帝時代(金溪洪氏族譜即從共工氏記起)。不言而喻,族譜能反映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變化情況,是研究族姓源流、宗族規(guī)范、人口壽命、戰(zhàn)亂災禍、民情風俗、婚姻家庭、祠廟寺觀、書院講會、村落風水、田規(guī)山禁、環(huán)境保護、民族文化、名人身世等等問題寶貴的原始資料,被譽之為鄉(xiāng)村的“百科全書”, 可“補史之缺,證史之訛,詳史之略,續(xù)史之原”。從族譜中幾可窺探我們民族深層次的文化傳統(tǒng)、心理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基礎(chǔ),顯現(xiàn)歷代民眾最初級也是最終極的人文思考。
其三,文化資源。族譜中有豐厚的文化積淀,尤其是儒家文化、倫理文化;還有大量的名人序言,描摹自然山水風貌(十景、八景等)和詠志述懷、友人酬唱的詩篇;大量的底層人物傳記,書院寺觀祠宇的興廢記述等等,其涉及生活層面之廣無與倫比,其文辭之雅足以傳世,但這些東西卻往往地方史志不載,文人著作不收,族譜是它們唯一的最好載體。近常見譜中發(fā)現(xiàn)名人的佚詩佚文,這都是重要的文化資源,不可輕易舍棄的。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 中說:“家乘譜喋,一家之史也;郡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記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國,比國而后有天下,唯分者極其詳,然后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錢大聽在《潛研堂文集》 稱“譜章之學,史學也”, “直而不污,信而有證,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里焉。”他們都把家譜納入史學體系,可以說:國史、方志、族譜是支撐我國史學之鼎的三腳,缺一不可,而編史、修志、續(xù)族譜也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據(jù)考證,我國譜喋源于夏商,周代逐漸形成史官修譜制度,秦漢以后逐漸轉(zhuǎn)變?yōu)槊T大族的家譜性質(zhì),司馬遷撰寫《史記》就已經(jīng)注意利用譜碟材料了。魏晉南北朝官員升遷‘兮取決于士族門閥,故家譜備受重視,此風影響直到唐代。從宋開始家譜的編修才由上層轉(zhuǎn)入民間,由公辦轉(zhuǎn)為私修,成為一族一姓的宗族文獻,起著“明昭穆,別尊卑,追本溯源,敬祖收族”的作用。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和蘇軾(一說蘇詢)對族譜的世系編排創(chuàng)制了兩種定式,歐式為直排橫敘法,每頁五世,子列父下,兄載弟前,這樣可直觀家族傳承次序,但往往由于兄弟眾多而產(chǎn)生大量空行,增加族譜篇幅;蘇式則按輩份排行橫列,同輩人全部列完再列下輩,這樣譜書便沒有空頁,但父子往往相隔很遠,一下難以查到,惟同輩關(guān)系一目了然。到明清時期世系仍基本沿用歐蘇二式,或二式混用。現(xiàn)代亦然。
一套家譜不管其分裝多少冊,實質(zhì)上都是兩大部分,一為譜頭,二為世系。譜頭是該族姓、村落各種信息資料文獻的總匯,內(nèi)容大致包括:歷次譜序、凡例、祖訓家規(guī)、歷代源流、居址風水圖、廬墓圖、先祖遺像、像贊、仕宦錄、人物傳記、字排、歷次修譜名錄、族產(chǎn)、藝文等等,是我們搜集的重點,殘本亦有價值。世系篇幅最大,它列出該族從分房祖(或發(fā)脈開基的始祖)一直到修譜時剛出生的嬰兒的傳承情況,對每個男性族人除記載字輩排行(如啟123 即啟字輩第123 個出生的人)外,還記五大要點:( 1 )出生年月日時;( 2 )娶妻某地某女,出生年月日時,娶幾次則記幾次,如亡故或離異均要記載清楚;( 3 )生育子女,子只記排行名字,女記名字、出生、婚嫁情況,子女列于生母名后;( 4 )卒喪年月日時;( 5 )葬地。健在者則無后2 條。有成就者其業(yè)績事功可記述之,但文字要簡潔誰確。一般來說世系比譜頭研究價值小,如收不全,不為遺憾(名人世系當然除外)。
這里順便可澄清兩種誤解,一說“在封建社會里,正統(tǒng)的觀念是絕對的。一個家族中,只有嫡傳子孫才能堂堂正正地記入家譜上面,也就是長子、長孫、長重孫、長重重孫的家庭才可以記載在簿?!?其實一個家庭所有的子孫不論嫡生、庶生都要記上譜系的。惟一不同的是家譜不可能每個子孫都“人手一份”,而往往只能由長房或嫡系子孫收執(zhí)保存。二說女子不能上譜,其實從古到今女子都是上譜的,如前所述,女兒記載在其父母名下,妻子則記載在其夫名下,而且原籍、生、卒、葬、生育等情況都要記載清楚,受歧視的表現(xiàn)是舊社會女子往往有姓無名,稱某氏而已。現(xiàn)在修譜女子除有名字外,其學歷、工作業(yè)績一般都作了記載,當然位置還是在父母或丈夫名下,這是家譜體例決定的。但如果是男到女家,女子為戶主,則同樣女子和男子一樣處于世系中戶主的位置了。
江西方志學家梁洪生教授說:“宋以后的傳統(tǒng)社會中,各朝統(tǒng)治政策都與家庭建設(shè)理論并行不悖。特別明后期,家族倫理經(jīng)過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于鄉(xiāng)民之中,使之成為一種日漸深厚的文化積淀和觀念傳承。以后幾百年間修譜建祠及集體祭祖等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種常識,并在此基礎(chǔ)上潛移默化地形成行為規(guī)范。而建國以后,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設(shè)與活動為打擊對象… … 修譜活動出現(xiàn)了近四十年的斷層,絕大多數(shù)‘文化人’連舊譜都看不懂了?!蔽覈穼W界對族譜存在著嚴重的誤解和偏見,國史、方志的整理、研究備受重視,地方志的編修有專門機構(gòu)、人員和經(jīng)費,記載各級官員的交替?zhèn)鞒?,功勞政績。而民間族譜卻被打人另冊,屢遭滅頂之災。老百姓自己籌款修譜,記錄自己的歷史與血緣傳承,往往被斥之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聲不絕于耳。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思想理論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說族譜是封建產(chǎn)物,是宣揚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秩序的東西,那么封建朝代的正史、方志又何嘗不是?封建正史方志可以整理研究,為什么單單族譜必須焚盡而后快呢?莫非歷史真的只有少數(shù)杰出人物的活動才具價值?史學只能是帝王將相與少數(shù)杰出人物的專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志才是文化遺產(chǎn),而族譜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譜中存在作偽、失實、攀附、篡改之辭,學術(shù)界便嗤之以鼻,不以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這些毛病官修史志與文人著述中也常見,有的比族譜還更嚴重,梁啟超也說過:“吾中國官犢上文字,多不足措信?!?例如《宋史》及司馬光《諫水記聞》、邵伯溫《 邵氏聞見錄》、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等書誣陷攻擊王安石,就令數(shù)百年后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月27 年之工,參閱千卷文獻,寫出《 王荊公年譜考略》 “以辨宋史之誣”。官修史書中美化當權(quán)者,篡改史實,遮諱統(tǒng)治者種種拭父的事實,真是數(shù)不勝數(shù),何以史家依然引錄不誤?其實,族譜的編修是極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歲湮,各支派宗譜的詳略、敘述便難以一致,我們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其譜的真實性。國內(nèi)以岳飛為先祖的《岳氏家譜》就有4 部,分別在云南、湖南、江蘇三??;臨川、東鄉(xiāng)、金溪與王安石家族相關(guān)的宗譜本人即見10 部之多,其中當然難免有不合之處。只有對不同版別不同支派的族譜相互參證,深入探究,才可求得真相,不可輕易認定某譜某事某人為杜撰,不可因某一事偽,而講整譜皆偽,這才是我們應有的態(tài)度。半個世紀以來,我國族譜研究十分薄弱,一是收藏偏少、分散,不便利用;二是長期的思想禁錮,學人觀念落后僵化,喪失了司馬遷那種“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理論勇氣,甚至喪失了學者起碼的尊重歷史事實的品格,極少有人下扎實功夫,深入研究族譜。故我們對族譜寶藏的開發(fā)、利用、研究、創(chuàng)新還處于初始階段,美國學者鐵爾福特在第一次世界家譜記錄大會的報告中說:“中國家譜和世系家譜,是中國家史學者和家譜工作者進行研究的重要史料,而它的其它方面的研究價值則剛剛開始被人們認識到。” 這足以引起我們的深思。
地方圖書館第一要務(wù)應是搜集本地方的文獻史料,而每部族譜幾乎可說都是“孤本”,搜集有較大難度,不象買書那么容易。但我們應該看到,外國人對我國的地方志、譜喋的搜集可謂不遺余力。日本人為取得洪秀全家族的《洪氏宗譜》,“九一八”事變前后兩次派人冒稱是洪氏逃往海外的后裔,想盡方法讓族人視為同宗,盜走洪譜,真可謂奸謀百出,費盡心機。解放后我國史學界因研究太平天國需要,遍搜洪譜而不得。后來還是日本友人東京大學小島晉治教授將《洪氏宗譜》復印寄贈,才解決了太平天國研究中的這個難題。美國學者研究徽l 萄,也主要得益干安徽的地方志和族譜。我們經(jīng)“土改”和“文革”焚毀了大批譜碟,無疑增加了搜集的困難。在歷史的緊要關(guān)頭,保護文化的卻往往是文化很少或者沒有文化的農(nóng)民?!拔母铩敝形幕嗽肴艉s,紛紛交出或私下銷毀古籍文獻以求自保之時,往往是沒有文化的農(nóng)民敢于火中取栗,把造反造來的族譜“偷”走保存。關(guān)鍵時候他們更顯得大智大勇,例如用泥巴把磚雕石刻、石碑文字糊起來,上面寫上“毛主席萬歲”,于是造反派就不敢去砸了。是他們有的把族譜藏于暗處,誓打死不交;有的縫于衣被,日夜不離;以種種辦法保住了大批村姓譜碟,為改革開放之后的“修譜熱”提供了紹續(xù)前代、承接歷史的司能。上世紀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中國大地上出現(xiàn)了個不大不小的“修譜熱”,是有深刻的傳統(tǒng)與社會原因和農(nóng)民深層文化心理需求原因的。從普遍意義上說,每種譜碟都具有其特殊價俏,應予保護與收藏。它可能一直無用,也可能有朝一日千金難求。宋、元、明版的譜碟已經(jīng)極少了,樂安縣流坑明萬歷1l1年的《董氏族譜》 已屬二級文物。現(xiàn)存多為晚清與民國所修,但我們決不可輕棄之。要集全中國族譜當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圖書館應盡量搜集本行政區(qū)內(nèi)譜碟,集腋成裘,這樣一市一省的圖書館系統(tǒng)就能編成藏譜總目,藏譜就能蔚為大觀了。
現(xiàn)今收藏譜碟,本人認為有五種有效方法。(l ) 原本購買。有的地方新譜修成,舊本便被擱置或廢棄,這時有效介人,可能購買成功;( 2 )借閱復制。在村族中開明人士的支持幫助下借閱其譜,然后復制收藏;( 3)適時購藏當代族譜。族譜打著很強的時代烙印,當代譜必然要為當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服務(wù)。當代編譜多數(shù)地方為了減少村民負擔,往往允許族人出錢購買,如果適時表達圖書館的購藏意愿,一般都能得到群眾支持?,F(xiàn)今還有一個趨勢,全國性的同姓總修大部頭的“通譜”,如廣西的《中國吳氏通書》。四川的《 全國蘇氏通譜》等,這類書匯總了數(shù)省的同姓族譜資料,信息量很大,又多為正規(guī)出版社出版,只要匯款即可買到。(4)舊貨市場或舊書攤淘購。常見舊譜擺在地攤上,這是收荒人走村串鄉(xiāng)以廢紙價或低價收來的,多為村人廢棄的殘本,故價格低廉,如能碰上“譜頭”或善本,則應購下。(5)關(guān)注舊書信。石家莊有一種《 藏書報》(原名《舊書交流報》) ,刊載全國各地舊書市場與舊書轉(zhuǎn)讓信息,其中常有族譜身影,多為書攤業(yè)主或私人藏書的轉(zhuǎn)讓,間或還有少數(shù)珍稀版本。筆者認為,有關(guān)方而抓住時機,完全可以收藏到大批譜碟。這里,還需要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l)有一定的資金??睿?2)有一兩個有責任心、有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員專負其責。滿足了這兩條,必有所成。當然,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收來一大堆譜碟,可能只是一堆廢紙而已,但想想“天一閣”范氏400 年前搜羅的大批地方志、政書、實錄、各地詩文集等又為兒個學者所川了呢?其價值不還是存在嗎。
學術(shù)大師梁啟超說:“我國鄉(xiāng)村家家有譜,實可謂史學瑰寶,將來有國立大圖污館能盡集天下之家語,憚學者分科研究,實不朽之盛業(yè)也?!?大師的期盼正在蘇復的中國逐步實現(xiàn),或許族語的研究,將使我國史學別開新而,而實現(xiàn)向現(xiàn)代史學轉(zhuǎn)化的質(zhì)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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