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国产区中文,国产精品91高清,亚洲精品中文字幕久久久久,亚洲欧美另类久久久精品能播放

沈伯俊

新時期以來，《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其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時期，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爭論較多，最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關于羅貫中的籍貫

明代以來，關于羅貫中的籍貫有東原、太原、錢塘諸說。多種明代《三國》刊本均題署“東原羅貫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等文字記載，是為“東原”說的主要依據(jù)。1931年，鄭振鐸等人發(fā)現(xiàn)天一閣收藏的《錄鬼簿續(xù)編》，其中有“羅貫中，太原人”一語，許多人便以此為“鐵證”，認為羅貫中是今山西太原人。從此，羅貫中的籍貫便集中為“東原”、“太原”兩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部比較權威的文學史、小說史均主“太原”說。近十幾年來，有關專家圍繞兩說進行學術爭鳴，發(fā)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

關于“東原”說。劉知漸在《重新評價〈三國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中認為：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的庸愚子（蔣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這個刻本很精整，致誤的可能性較小，因此，羅貫中是東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朵浌聿纠m(xù)編》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東”字草書之誤。王利器在《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認為：東原乃是羅貫中原籍?！朵浌聿纠m(xù)編》作“太原人”，系因其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致誤。東原即漢東平郡，治所在今山東省東平縣東。這不僅可以從大多數(shù)明刻本“認定羅貫中是元東原人”找到根據(jù)，而且可以從羅貫中在《水滸全傳》中把東平太守陳文昭處理為全書唯一精心描寫的好官這一點看出端倪，因為元代慈溪縣令陳文昭與羅貫中同為理學家趙偕（趙寶峰）門人，且有政聲，故羅貫中借其名為自己故鄉(xiāng)東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羅貫中的原籍在哪里》（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認為：《三國演義》最早的幾種版本大都署名“東原羅貫中”，羅貫中創(chuàng)作的其他小說《隋唐兩朝志傳》、《三遂平妖傳》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也都署名“東原羅貫中”，“這是作者本人題署，應當相信?！狈粗渌涊d則可能弄錯。

關于“太原”說。李修生在《論羅貫中》（載《山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中認為：羅貫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隨宋王朝南遷至杭州的，故又稱杭州人。孟繁仁在《〈錄鬼簿續(xù)編〉與羅貫中種種》（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中認為：《錄鬼簿續(xù)編》

的作者既是羅貫中的“忘年交”，他關于羅貫中的記載就應該是最權威、最可信的。羅貫中創(chuàng)作的小說、戲曲，在選材上都與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國演義》塑造最為出色，最為成功的人物關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兩朝志傳》中的重要人物李淵父子，是從太原起兵而奪取天下的；《殘?zhí)莆宕费萘x傳》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趙太祖龍虎風云會》中的趙匡胤，未發(fā)跡時曾流落太原；《平妖傳》中的文彥博，是山西介休人。這種“瓜葛”，正與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關系。元代在晉陽（太原）有一個羅氏家族，羅貫中很可能屬于這個家族。劉世德在《羅貫中籍貫考辨》（載《文學遺產》1992年第2期）中認為：“‘太原’不可能是‘東原’的訛誤”。并提出：《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有三處屬于古東平范圍內的地理錯誤，由此可見，羅貫中非東平人。面對兩說之爭，沈伯俊在《關于羅貫中的籍貫問題》（載《海南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中，對“太原”說作了比較細致的商榷。首先，從三個方面對《錄鬼簿續(xù)編》抄本的權威性提出質疑：其一，在羅貫中作品的署名和《續(xù)編》的記載之間，前者應當更為權威。其二，庸愚子寫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稱羅貫中為東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續(xù)編》抄本，顯然也更可信。其三，《續(xù)編》抄本確實頗有一些錯字、脫字、衍文和顛倒之處，因此，由于傳抄者“少見東原，習知太原，故爾致誤”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來解釋羅貫中的籍貫是靠不住的。事實上，一般認為是羅貫中所作的幾部作品，其主人公沒有一個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間傳說一般不應成為考證歷史人物生平的依據(jù)。文章還提出：盡管個人傾向于“東原”說，但終究只是認為“東原”說比“太原”說可靠一些，還不能遽爾否定“太原”說。要想真正解決問題，可以著重從三個方面努力：（1）注意《錄鬼簿續(xù)編》有無別的抄本。如果幸爾發(fā)現(xiàn)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誤抄。（2）注意有關羅貫中生平的新發(fā)現(xiàn)。（3）確認《三國志傳》是《三國演義》的祖本，并判定其成書年代，那么，其題署“東原羅貫中”與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中所說的“東原羅貫中”互相印證，就可以成為確定羅貫中籍貫的有力證據(jù)。

1988年起，孟繁仁接連發(fā)表《〈題晉陽羅氏族譜圖〉與羅貫中》（載《城市改革理論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羅氏家譜〉與羅貫中》載《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發(fā)現(xiàn)的《羅氏家譜》為主要依據(jù)，將“太原”說進一步坐實為“清徐”說

，認為《羅氏家譜》中第六代羅錦的次子即羅貫中。陳遼在細讀《羅氏家譜》之后，寫了《太原清徐羅某某絕非〈三國〉作者羅貫中》一文（載《中華文化論壇》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羅氏從康熙年間的羅鰲（《羅氏家譜》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將“先祖”、“遠代祖宗”與《家譜》中的“始祖”、“第一代”混為一談，即將五代后唐時期從成都來到梗陽（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羅氏家譜》第一代羅仲祥，從而造成巨大的時間差錯。如果羅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時人，則第六代羅錦之子應當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與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見，“清徐”說難以成立。1994年，劉穎獨辟，在《羅貫中的籍貫——太原即東原解》（載《齊魯學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歷史上有過三個太原郡，分別在今天的山西、寧夏、山東?！朵浌聿纠m(xù)編》所說的“太原”，很可能是指東晉、劉宋時期設置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東原”實為一地。東太原這一建制早已廢置，但因《錄鬼簿續(xù)編》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別名等生僻地名的習好，故對羅貫中的籍貫也用了生僻地名。此處的“太原”，與《水滸傳》、《三國志傳》上題署“東原”都是對的，只是分別用了兩個生僻的古地名。這是一個具有啟發(fā)意義的思路。隨后，楊海中的《羅貫中的籍貫應為山東太原》（載《東岳論叢》1995年第4期）、杜貴晨的《羅貫中籍貫“東原”說辨論》（載《齊魯學刊》1995年第5期）進一步論述了“太原”應指“東太原”，亦即“東原”。這樣，就為“東原”說與“太原”說打通了聯(lián)系，朝著問題的解決大大前進了一步。

（二）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

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不滿足于“元末明初”的籠統(tǒng)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群眾論叢》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提出了三條論據(jù)：（1）該書在《玉泉山關公顯圣》一節(jié)中有“迄至圣朝，贈號義勇武安王”一句，而關羽封贈義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說三分的口吻”。（2）該書“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yè)績”，而“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

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保?）該書的地理釋義共14條，計17處，其中15處可以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處是明初的地名，但這可能是傳抄、傳刻過程中后來加上的。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2．“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持此說者以章培恒、袁世碩為代表。章培恒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據(jù)書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進行考證，指出：“這些注中所說的‘今時’何地，除了偶有誤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曾將建康改為集慶，江陵改為中興，潭州改為天臨；“然而，在《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卻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為‘今地名’，而不把集慶、中興、天臨作為‘今地名’，這是否可以理解為該書寫作時還沒有集慶、中興、天臨這樣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之前”，其時，羅貫中當在三十歲以上。袁世碩在《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一文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代中后期，約為十四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論據(jù)是：（1）書中共引用330余首詩來品評人物，收束情節(jié)，這“與宋元間的平話是很近似的”。書中所引詩詞，“不署姓名的泛稱，多用‘后人’、‘史官’，‘唐賢’一詞用了一次，‘宋賢’一詞用過十多次，卻不見‘元賢’一類字眼。這可以視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為元人?！倍鹈髡呋旧鲜翘扑稳?，也表明《演義》作者為元人。（2）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幾個筆誤之外，“其余的可以說是全與元代之行政區(qū)名稱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為元天歷二年（1329）以前的舊地名?！皳?jù)此，有理由將作注的時間斷為這年之前。如果考慮到人們在一段時間里仍習慣于用舊地名，那么將作注時間往后推幾年、十幾年，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可以將作注的時間斷為元代的中后期，約為十四世紀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書中的注絕大多數(shù)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國志通俗演義》即應成書于這一時期。不久以前，杜貴晨發(fā)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為“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提供了新的論據(jù)。他發(fā)現(xiàn)，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

下《吊白門》則在引述南宋陳剛中的《白門詩》和元末明初張思廉的《縛虎行》時，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奈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而張思廉的《南飛鳥》詩中則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志》、《后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志平話》，而是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再參酌章培恒、袁世碩二先生的意見，他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之間，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3．“成書于元末”說。陳鐵民在《〈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產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認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無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釋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是可靠的。根據(jù)嘉靖本注釋中有評論和異文校記，以及有不少錯誤等情況判斷，這些注釋不大可能為羅貫中自作，而是《演義》的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釋作于元末，那么《演義》的成書年代自然也應在元末；即使根據(jù)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釋，也可推知《演義》成書應在元末，因為只有在《演義》寫成并流傳之后，才有可能出現(xiàn)《演義》的注釋。周兆新在《〈三國志演義〉成書于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聯(lián)輝堂本《三國志傳》中有“圣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一語，湯賓尹本《三國志傳》亦有相似語句，兩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對舉，可見“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樂年間均無封贈關羽之事，可見“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這樣，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歷元年（1328）曾加封關羽為“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結合《錄鬼簿續(xù)編》的記載，《演義》當成書于元代后期。

4．“成書于明初”說。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在《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一文（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認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據(jù)元代理學家趙偕的《趙寶峰先生集》卷首的《門人祭寶峰先生文》等材料，認為羅貫中即門人名單中的羅本，這是可信的，按照門人之間“序齒”的通例，可以推算羅貫中的生年約在1315—1318年，卒年約在1385—1388年；再根據(jù)對《三國志通俗演義》中小字注所謂“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斷：《三國志通俗演義》可能是羅貫中于明初開筆，其第十二卷的寫作時間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書初稿

的完成當在1371年之后。其時，羅貫中在五十五歲左右，其知識和閱歷都足以勝任《演義》的寫作。任昭坤在《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里敘述描寫的火器，絕大多數(shù)在明初才創(chuàng)制，或才有那個名稱，這證明《通俗演義》成書于明初?！锻ㄋ籽萘x》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見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樣智慧過人的人才能創(chuàng)制使用先進火器，這說明作者所處時代是以冷兵器為主的，這也與明初的兵器實際狀況相吻合。5．“成書于明中葉”說。張國光在《〈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中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以《三國志平話》為基礎的，現(xiàn)存的《三國志平話》刊于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代表了當時講史話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約8萬字，文筆相當粗糙、簡陋；而《三國志通俗演義》篇幅約80萬字，是《平話》的十倍，其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誕生不能不遠在《平話》之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第一個成熟的《三國演義》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羅貫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書商為了抬高其聲價而托名羅貫中的，為此書作序的庸愚子（蔣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來，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也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代中葉。

面對上述諸說，沈伯俊提出：要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有比較清晰的了解。盡管一些學者對羅貫中是否元代理學家趙寶峰的門人羅本、羅貫中與張士誠的關系、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等問題作了積極的探考，但因資料不足，見解歧異，尚難遽爾斷定《演義》成書的確切年代。第二，確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諸說，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在此基礎上立論。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諸本《三國志傳》才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詳下）。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致的研究。有的學者通過對書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來考證《演義》的成書年代，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但是，這里

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必須證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則，其價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陳鐵民已經(jīng)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羅貫中之手，王長友在《武漢師院學報》1983年第2期發(fā)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是作者手筆嗎？》一文，認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筆，“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睆堉竞显凇逗贝髮W學報》1994年第6期發(fā)表《〈三國演義〉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時所加》文，也指出“羅貫中決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當然也決不會是其小注的作者?！边@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時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隨著《三國演義》的成書和流傳過程而存在的。）；其二，對小字注的考察，應當與對作品各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獲得可靠的結論，而以前對此所作的努力還很不夠。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wěn)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國演義〉前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三)關于《三國演義》的版本源流

《三國演義》版本甚多，僅現(xiàn)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約30種，清代刊本70余種。各種版本數(shù)量之多，關系之復雜，都堪稱古代小說之最。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對此缺乏認真細致的研究，誤以為《三國》的版本問題比較簡單，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2）《三國演義》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tǒng)；（3）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稱之為“羅本”）和毛綸、毛宗崗父子評改本（簡稱“毛本”）兩種。正因為如此，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80年以前，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為基礎的整理本；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對其他版本幾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學者小川環(huán)樹博士指出：明代萬歷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國》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沒有的有關關索的情節(jié)，可見它們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國小說史研究》，巖波書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亞華裔著名學者柳存仁教授發(fā)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zhèn)涡再|》一文（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對《三國》版本源流問題提出了重要的新見。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對《三國》版本的整理與研究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國外一些學者，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日本學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諭、英國學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人們對《三國》的版本源流的認識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在現(xiàn)存的明代《三國》版本中，數(shù)量最多的是萬歷至天啟年間的諸本《三國志傳》。過去，由于上述對《三國》版本關系的誤解，人們將其視為“俗本”而不予重視。對此，柳存仁在《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zhèn)涡再|》中首先提出異議，認為：“《三國志傳》之刻本，今日所得見者雖為萬歷甚至天啟年間所刊刻，時間固遠在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后，然其所根據(jù)之本（不論其祖本為一種或多種），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庇纱?，他勾勒了《三國》版本演變的基本線索：大約在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羅貫中有可能撰寫《三國志傳》，其后為其他各本《三國志傳》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國志通俗演義》出世。近十幾年來，中外學者作了進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視的見解。如澳大利亞學者馬蘭安認為：《三國》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種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其中吸收了民間流傳的關索或花關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編者則因關索系傳說人物而刪除了這些故事。由此看來，《三國》版本演化的順序是由“志傳”本到“演義”本（《〈花關索說唱詞話〉與〈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探索》，原載1985年歐洲《通報》，中文譯本收入周兆新主編的《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學者金文京認為：根據(jù)虛構的關羽之子關索的出現(xiàn)情況，建安諸本《三國志傳》可以分為四個種類：一是“花關索”系統(tǒng)的本子，二是“關索”系統(tǒng)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關索”系統(tǒng)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關索·關索”系統(tǒng)的本子。建安諸本保存著古本的面貌，是沒有問題的。當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來面貌的地方。建安諸本與嘉靖本的關系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tǒng)版本的異本關系，二者在文辭、內容上的差異，是在抄本階段產生的。“關索故事的有無是《三國志演義》各本之內容上的最大差異，羅貫中原本究竟有沒有這個故事乃是一個大問題，至少從現(xiàn)存的版本來考察，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別，而且前后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后來插入進去的?！保ā丁慈龂狙萘x〉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

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號，1989年5月出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另一位日本學者中川諭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吳觀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毛本、余象斗雙峰堂本等五種《三國》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沒有，而以周曰校本為始出現(xiàn)在吳觀明本、毛宗崗本的故事，包含關索故事在內，至少可以指出十一個?！边@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資治通鑒》系統(tǒng)的通俗歷史書。他認為：盡管嘉靖本是現(xiàn)存最早的《三國》版本，但決非最優(yōu)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三國志傳》是與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態(tài)；毛本《三國》形成的大致軌跡是：原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吳觀明本）——毛本（《〈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原載《集刊東洋學》第61號，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再一位日本學者上田望比較系統(tǒng)地考察了現(xiàn)存的《三國》版本，將其分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國志傳通俗演義》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五是包含花關索故事的《三國志傳》諸本；六是雄飛館本《三國水滸全傳》；七是毛宗崗本?！吧鲜龇诸惥灾莒o軒詩、關索故事、花關索故事、章回等為標準。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細微差別?！北姸喟姹究梢苑譃閮纱笙到y(tǒng)—－以文人為對象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tǒng)（二十四卷本系統(tǒng)）和面向大眾讀者的《三國志傳》諸本（二十卷本系統(tǒng)）。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從嘉靖本分化出來的。二十四卷本系統(tǒng)中的夏振宇本是與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著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評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與它相同的版本發(fā)展而來的（《〈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于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原載《東洋文化》第71號，1990年12月；中文譯本收入《三國演義叢考》）。中國學者方面，張穎、陳速認為：《三國演義》的現(xiàn)存版本，按正文內容可分為三大系統(tǒng)：一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tǒng)，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屬之；二是《三國志傳》系統(tǒng)，余氏雙峰堂本、朱鼎臣本、喬山堂本、聯(lián)輝堂本、雄飛館《英雄譜》本屬之；三是《三國志演義》系統(tǒng)，毛宗崗本屬之。《三國志傳》不僅是《三國演義》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關〈三國演義〉成書年代和版本演變問題的幾點異議》，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陳翔華在《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將嘉靖元年本與諸本《三國志傳》比較，指出：①諸本《三國志傳》節(jié)目字數(shù)參差不齊，而嘉靖本節(jié)目則整齊劃一，均為七字句式；②諸本《三國志傳》保存較多民間傳說，有的刻本還詳細記載不見于史籍的關索故事，而嘉靖本則無之。③《三國志傳》的文字頗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飾，較為增勝。由此可見，嘉靖本是一個修飾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國演義考評》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對幾種明代版本作了比較細致的考證，指出：①“嘉靖本盡管刊印的時代較早，但它仍然是一個明人修訂本，不能代表羅貫中原作的面貌?！蹦欠N把嘉靖本說成“羅氏原作”的觀點難以成立，倒是《三國志傳》可能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②《三國志傳》與嘉靖本“乃是由羅貫中原作演變出來的并列的分支?！闭f嘉靖本是其余各種明版《演義》來源的觀點值得重新考慮。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國演義》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國演義》的各種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志傳》是自成體系的。②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志傳本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jīng)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應該充分重視對《三國志傳》的研究，特別要注意對各本《三國志傳》之間的比較，對志傳本與嘉靖本的比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國學者魏安的《三國演義版本考》一書，對現(xiàn)存的《三國》版本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細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種不同的非毛評本版本，包括絕大多數(shù)學者以前無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兩種：一是上海圖書館所藏殘頁，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現(xiàn)存版本；二是西班牙愛思哥利亞修道院圖書館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葉逢春本，其版心書名作《三國志傳》，卷端書名有《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史傳》、《重刊三國志通俗演義》等數(shù)種，全書10卷（每卷24則），每半葉正文上面有圖像1幅。怎樣確定各種版本之間的關系？魏安提出了一種新的方法——通過“串句脫文”來比較。他指出：“在一本書流傳的過程中經(jīng)常會發(fā)生一種很特殊的抄寫錯誤，那就是如果在幾行之內再次出現(xiàn)相同的（或略同的）詞（或詞組），抄寫者在抄寫的時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現(xiàn)的詞（或詞組），然后在原文里看錯地方，而從相同的詞（或詞組）第二次出現(xiàn)的地方繼續(xù)抄下去，結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脫漏一段文字。因為抄寫者是讀串了句子，這種抄寫錯誤可以名為“串句脫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薄耙驗榇涿撐募热菀邹q認且多出現(xiàn)，所以是很適合作為確定版本關系的證據(jù)。”“原則上可以判斷，假如甲本在一個地方有串句脫文，而乙本不脫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個祖本；也可以判斷，假如幾種版本都有同一處串句脫文，它們必定都出于一個共同的祖本?！彼诟鞅尽度龂萘x》里總共找出了154個串句脫文例子。在此基礎上，他將現(xiàn)存的《三國》版本分為ＡＢ、ＣＤ兩大系統(tǒng)，認為《三國演義》版本的基本演化關系是這樣：元末明初，羅貫中寫成原本《三國演義》；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流傳，羅氏原本演化為現(xiàn)存各種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為10卷，每卷首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有總歌，有許多夾注，但是沒有任何關于（花）關索的情節(jié)，也沒有周靜軒的詠史詩；元祖本分化為ＡＢ系統(tǒng)的祖本和ＣＤ系統(tǒng)的祖本，分別在明中葉刊行，ＡＢ系統(tǒng)均為官本或江南本，其讀者多來自士大夫階層，ＣＤ系統(tǒng)均為閩本，其讀者多來自小市民階層；ＡＢ系統(tǒng)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改分為12卷，每卷后記錄該卷的年代起訖，卷一首的總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資治通鑒綱目集覽》等史書的注釋及論贊，等等；ＣＤ系統(tǒng)祖本的主要變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靜軒詩72首；由ＣＤ系統(tǒng)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為20卷，增入花關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為20卷，正文中增入關索故事；ＡＢ系統(tǒng)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毛本，等等。魏安對版本的掌握相當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比較科學，因而其論述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當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議之處，盡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結論是否完全正確，尚需作進一步的考察。

（四）關于《三國演義》的主題作為一部作品思想內涵的核心，《三國演義》的主題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而由于其內涵極其豐富，人們對主題的概括又往往呈現(xiàn)出多義性。

“文革”以前，學術界對《三國》的主題的見解，可以歸納為四種主要觀點：（1）“正統(tǒng)”說；（2）“‘擁劉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說；（3）“忠義”說；（4）“反映三國興亡”說（詳見沈伯?。骸督▏詠怼慈龂萘x〉研究綜述》，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結束以后，《三國》研究逐漸開始復蘇。1979年，楊毓龍發(fā)表《談〈三國演義〉的主題思想》一文（載《江西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3期），提出“歌頌理想英雄”說（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3頁，巴蜀書社1989年6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三國演義》研究日趨活躍，主題問題成為爭論最為熱烈的問題之一。有關主題的討論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

1．關于《三國》主題的多種概括

自1980年起，學者們對《三國》的主題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先后提出了十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1）“贊美智慧”說。（朱世滋：《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丹東師專學報》1980年第2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3—694頁）

（2）“天下歸一”說。（王志武：《試論〈三國演義〉的主要思想意義》，載《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4頁）

與“天下歸一”說相近的是“分合”說。闡述此說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驊的《三國演義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１版），胡邦煒的《從“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載《三國演義研究集》）等。

（3）“謳歌封建賢才”說。（趙慶元：《封建賢才的熱情頌歌》，載《安徽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4頁）

（4）“悲劇”說。（黃鈞：《我們民族的雄偉的歷史悲劇》，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5頁）

（5）“總結爭奪政權經(jīng)驗”說。（魯?shù)虏牛骸墩摗慈龂萘x〉的情節(jié)提煉對人物刻畫的意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孫一珍：《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主題》，載《文學遺產》1985年第1期。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57頁）

（6）“追慕圣君賢相魚水相諧”說。（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5頁）

（

7）“宣揚用兵之道”說。（任昭坤：《〈三國演義〉的主題應從軍事角度認識》，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8）“人才學教科書”說。（于朝貴：《一部形象生動的人才學教科書》，載《三國演義學刊》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

（９）“向往國家統(tǒng)一，歌頌‘忠義’英雄”說。（沈伯?。骸断蛲鶉医y(tǒng)一，歌頌‘忠義’英雄》，載《天府新論》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0）“總結歷史經(jīng)驗”說。（胡世厚：《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1）“亂世英雄頌歌”說。（齊裕焜 ：《亂世英雄的頌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8頁）

2．關于主題研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由于對主題的概括一時眾說紛紜，有學者對此表示了懷疑和否定，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對主題的研究毫無意義。對這類觀點，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駁，肯定了主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學術價值（詳見沈伯?。骸断蛲鶉医y(tǒng)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出處同上；《〈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１版）

3．關于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為了正確認識主題研究中諸說并存的現(xiàn)象，推進主題研究的健康發(fā)展，就必須建立合理的主題觀念，尋求恰當?shù)难芯糠椒?。沈伯俊認為：“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內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薄巴徊孔髌罚诓煌瑫r代、不同階級、不同經(jīng)歷、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徑庭的。人們可以闡發(fā)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保▍⒁娚虿⊥隙模W陽健則認為：“主題這個概念也應該看作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訴人們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實際上提供了什么，還可以指讀者從中領悟到了什么，以及這三者的統(tǒng)一?！薄爸黝}探究的模糊性就相應地造成了主題研究成果的相對性?！薄皬倪@個意義說，對于《三國演義》主題的說法的五花八門，正標志著研究的深入。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２輯

，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楊凌芬認為主題概念“有兩個分支：創(chuàng)作理論中的主題和鑒賞理論中的主題?！币虼?，她主張“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所謂“鑒賞論中的主題”，“就是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形象體系和故事情節(jié)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這些觀點，對研究者均有一定參考價值。進入九十年代，對《三國演義》思想內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對主題問題的探討卻不夠活躍，專題論文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對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還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經(jīng)提出多種觀點，要想超越它們，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觀點，并非易事。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學者發(fā)表了自己對《三國》主題的見解。例如潘承玉的《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shù)茫茫不可逃》（載《晉陽學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環(huán)：〈三國演義〉的思想核心》（載《攀枝花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不過，由于他們對以往的《三國》研究，特別是主題研究的了解不夠全面，其見解也有片面之處?？磥恚朐谥黝}研究上取得新的較大的進展，尚需作出進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關于《三國演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與藝術成就

二十年來，對這一問題討論熱烈，成果甚豐。主要表現(xiàn)在：

１．關于《三國演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學者們提出了五種觀點：

（１）認為《演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基本上是現(xiàn)實主義的。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看法。

（２）認為《演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義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劉知漸的《〈三國演義〉新論》（載其所著《〈三國演義〉新論》一書，重慶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

（３）認為《演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吳小林的《《試論〈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４）認為《演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古典主義的。這種觀點出現(xiàn)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黃鈞的《〈三國演義〉和中國的古典主義》（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張錦池的《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和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1期）等。

（５）認為《演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既不屬于今天所說的現(xiàn)實主義，也不屬于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現(xiàn)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代表性論述有沈伯俊的《羅貫

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一節(ji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１版）。２．關于《三國演義》的虛實關系。這與上一問題密切相關，一直是討論的熱點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何滿子的《歷史小說在事實與虛構之間的擺動》（載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報》；收入其所著《汲古說林》一書，重慶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傅隆基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基本符合史實”嗎？》（載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報》），曲沐的《〈三國演義〉“虛”“實”之我見》（載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報》），劉紹智的《〈三國演義〉的反歷史主義》（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寧希元的《從宋元講史說到〈三國演義〉中的虛實關系》（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篤的《〈三國演義〉并非“七實三虛”》（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較好的論文有鐘揚的《“七實三虛”，還是“三實七虛”》（載《安慶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1年第3期）、鄭鐵生的《〈三國演義〉成書過程意象整合的虛實關系》（載《海南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

３．關于《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和成就

（１）《三國演義》的總體藝術風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論文，可見丘振聲的《〈三國演義〉的陽剛美》（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吳志達的《剛柔兼濟之美——〈三國演義〉中所體現(xiàn)的最高美學境界》（載《〈三國演義〉與荊州》一書）、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一節(jié)等。

（２）《三國演義》的情節(jié)藝術。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魯?shù)虏诺摹丁慈龂萘x〉的情節(jié)提煉》（載《古典文學論叢》第２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１版）、吳小林的《《試論〈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傅隆基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敘事藝術淺探》（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論文集）、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二節(jié)等。

（３）《三國演義》的戰(zhàn)爭描寫藝術。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陳遼的《論“全景軍事文學”〈三國演義〉》（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冒炘 、葉胥的《〈三國演義〉的戰(zhàn)爭描寫》（《徐州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亦見其所著《三國演義創(chuàng)作論》第二章第八節(jié)）、鄭云波的《論〈三國演義〉中的戰(zhàn)爭個性及其美學意義》（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常林炎的《向〈三國演義〉借鑒寫戰(zhàn)爭的藝術經(jīng)驗》（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六章（中

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三節(jié)等。（４）《三國演義》的性格藝術。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劍鋒（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辯證法》（載《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華的《論〈三國演義〉人物性格強化的特點》（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１輯）、宋常立的《〈三國演義〉人物心理表現(xiàn)特征及其構成原因》（載《三國演義學刊》第２輯）、艾斐的《論〈三國演義〉在典型塑造上的開拓與局限》（載《遼寧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黃鈞的《論〈三國演義〉的人物塑造》（載《文學遺產》1991年第1期）、關四平的《論〈三國演義〉的“多層展現(xiàn)”人物性格表現(xiàn)法》（載《求是學刊》1991年第4期）、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五章等。

（５）《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冒炘、葉胥的《〈三國演義〉的結構藝術》（載《柳泉》1982年第3期）、吳小林的《試論〈三國志演義〉的藝術特色》、夏煒的《略論〈三國演義〉的整體結構特色》（載《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國演義論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述有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１版）、鄭鐵生的《三國演義藝術欣賞》第四章等。

（六）關于毛宗崗父子和毛評《三國》

二十年來，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一系列進展和突破。主要有：

1．關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黃霖的《有關毛本〈三國演義〉的幾個問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陳翔華的《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１版），分別考察了毛綸、毛宗崗父子的生平。特別是陳翔華，考證出毛宗崗生年當在崇禎五年（1632），卒年當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關于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種意見：（1）認為改得成功。如劍鋒（霍雨佳）的《評毛綸、毛宗崗修訂的〈三國演義〉》（載《海南師專學報》1981年第2期）。（2）認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國演義〉與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比較研究》（載《華中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1期）、寧希元的《毛本〈三國演義〉指謬》（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3）認為功過相兼，得失參半。如劉敬圻的《〈三國演義〉嘉靖本和毛本校讀札記》（載《求是學刊》1981年第1—2期）、陳周昌的《毛宗崗評改〈三國演義〉的得失》（載《社會科學

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九十年代，學術界比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評改《三國演義》，成績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論文是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載《海南大學學報》1991年第3期；亦見沈伯俊毛本《三國演義》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１版）?；粲昙言谄鋵Ｖ丁慈龂萘x〉美學價值》中，則進一步對毛評作了全面的肯定。3．關于毛宗崗的小說理論。

（1）毛宗崗小說理論的特點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觀點，可參見拙作《近五年〈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參見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

（2）毛宗崗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這方面成果甚多，可參看拙作《近五年〈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以及《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參見沈伯俊的《論毛本〈三國演義〉》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國演義〉美學價值》。

除了上述幾個問題，還有一些問題，如署名羅貫中的另外幾部作品（《三遂平妖傳》、《隋唐志傳》、《殘?zhí)莆宕费萘x傳》）的真?zhèn)?、《三國》人物是否“類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視的爭論。限于篇幅，姑且從略?/p>

總的說來，新時期有關《三國演義》的論爭，涉及到《三國》研究的各個方面，并有力地推動了研究的發(fā)展。不過，各個問題論爭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識的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如何在即將到來的新世紀里開創(chuàng)研究的新局面，可參看拙作《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載《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4期）。

作者：沈伯俊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chuàng)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感謝每一位辛勤著寫的作者，感謝每一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