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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記載上說咸豐皇帝的這兩份遺囑均出自八大臣之一的杜翰之手。此人即是咸豐皇帝的“師傅”杜受田之子，在八大臣中才具僅次于肅順。咸豐皇帝臨終之際口宣末命，其實只說到令八大臣“盡心輔弼”一句，而杜翰在“承寫”的時候擅自加了“贊襄一切政務”六字，以為日后攬權提供法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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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說法應該不會是空穴來風：首先，“贊襄一切政務”六個字的利害關系太大了，等于將八大臣的權力無限擴大。這樣一來，一旦八大臣里面真的有人心懷不軌，局面就必然發(fā)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咸豐皇帝就算對肅順等人再信任十倍，從一個帝王的基本常識上來講，也不可能說出這幾個字。

　　其次，事實上咸豐皇帝早在此之前，就曾分別授予皇后“御賞”印章一枚、皇長子“同道堂”印章一枚(咸豐皇帝的書房名“同道堂”)，以作為行使君權最終有效的憑證，其意當然也在于裁抑八大臣可能的“不臣之心”(其時載淳年幼，“同道堂”印章自然由其生母懿貴妃替他“保管”)，可見他對八大臣并非完全的放心。

　　再次，當時的情形是皇帝時昏時醒，神明雖然未衰，畢竟也是垂死之人，即便是發(fā)現杜翰“承寫”的遺詔與自己的意思有很大出入，倉促之間恐怕也沒有精力去糾責了，以致于讓杜翰看準了這點而鉆了個不小的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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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平心而論，無論這六個字是不是出于咸豐皇帝的本意，總之是經過他最后批準認可了的，應該都是有效的，強行算作“矯詔”，實在也有些說不過去。

　　第三，咸豐皇帝托付后事之時，除了八大臣以外，沒有其他人在場作證。首先，我同意多數研究者的看法，相信這份“顧命”的名單是咸豐皇帝此前就曾經與載垣、端華、肅順等人、至少是和肅順研究過很多次才最后敲定的。里面沒有恭親王等皇室近支親貴，本身就很不合理。當然這主要是因為皇帝對恭王的不信任，這與早年的兄弟失和密切相關。其次是肅順等人抓住了皇帝的這個心理，加以利用，有意排斥恭王。

　　當時“隨扈”在避暑山莊的近支親貴還有道光皇帝的親兄弟，咸豐皇帝的胞叔，人稱“老五太爺”的惠親王綿愉、皇帝的五弟惇親王奕誴、七弟醇郡王奕譞等。按說這些人縱然不在顧命之列，作為皇帝的叔父弟兄，這么重要的時刻也應該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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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反過來分析，若這些人在場，則一旦發(fā)現顧命大臣的名單里沒有恭王，就算奕誴、奕譞兄弟或因避嫌不敢、或因無用不能提出什么異議，那么綿愉以皇帝親叔父而齒德俱尊的身份，也必然會站出來“主持公道”。但是這在皇帝和八大臣來講，都是極不愿意發(fā)生的事情。所以他們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在關鍵時刻將這些人排除在召見之外，目的就是為了不讓恭王進入顧命輔政大臣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