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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于明朝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公元1619(萬歷四十七)年農歷三月，一場由明朝政府謀劃了近一年的戰(zhàn)役在遼東地區(qū)的薩爾滸一帶爆發(fā)，此戰(zhàn)明朝投入到正面作戰(zhàn)的兵力達到了十萬余人，對外號稱“四十七萬大軍”。在此之前，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fā)起了與明的戰(zhàn)爭，短短數月之內攻取了清河堡、馬根單堡、撫順城等軍事重鎮(zhèn)，導致無數的資源淪為女真人之手，極大地威脅到了遼東地區(qū)的整體局勢。為避免努爾哈赤勢力向開鐵(開原、鐵嶺)一帶蔓延，進一步沖破明朝政府設置于遼東地區(qū)的整套防務體系，明朝政府不得不出兵遼東。

　　最初，明帝國統(tǒng)治者將這一戰(zhàn)役的希望寄托于兵部侍郎楊鎬的身上，試圖以此戰(zhàn)徹底消滅掉努爾哈赤的有生力量，扭轉遼東地區(qū)的局勢，順便維護住大明王朝的尊嚴。但令人遺憾的是，此戰(zhàn)明朝方面非但沒能獲勝，反而損失慘重，將士死傷過半，火器、戰(zhàn)馬等必備的戰(zhàn)略資源也喪失殆盡。與此同時，歷經這一戰(zhàn)役的失敗之后，整個遼東地區(qū)的明朝軍隊都已無斗志，對八旗騎兵聞風喪膽。而努爾哈赤在取得薩爾滬大捷之后，實力大增，利用明軍對八旗勁旅的懼怕心理，短短五個月之間順勢拿下了開原、鐵嶺兩大重鎮(zhèn)，而后又調轉馬頭回師海西女真，滅掉了失去明朝政府庇護的葉赫部。至此，整個女真在努爾哈赤數十年的征伐之下才算真正的獲得了統(tǒng)一，除此以外，遼東戰(zhàn)場的主導權也成功的掌握在努爾哈赤手里。此時此刻，縱觀整個遼東局勢，只剩下了遼沈(遼陽、沈陽)二鎮(zhèn)盤踞在西邊未能落入努爾哈赤的長戟之下，但這一切對于躊躇滿志的努爾哈赤來講已經是“視遼沈真幾上肉耳”。

　　對于開鐵二鎮(zhèn)的淪陷實在是令人恐懼，礙于如此，明朝政府不得不將防線往后收縮，集中在遼陽和沈陽兩座具有二百余年歷史的軍事重鎮(zhèn)。對于當時的明朝統(tǒng)治者來說，保住遼沈日后便可有希望再徐圖恢復遼東，如此一來，從某種意義上講遼沈兩大重鎮(zhèn)成為了明朝在遼東地區(qū)的最后防線，其重要性堪比山海關。本著這樣一個初衷，明朝統(tǒng)治者將文官出身的熊廷弼推上了遼東歷史的舞臺。

　　公元1619(萬歷四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熊廷弼被授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之銜，并取代楊鎬經略遼東。當時的明朝統(tǒng)治者其用意非常明顯，希望以熊廷弼之力扭轉遼東局勢。對于熊廷弼此人稍加了解過的讀者應該也都清楚，熊之才略不下于當時朝堂之上的任何一人，那么，作為一個擁有如此雄才偉略的人物是否真的有能力替朝廷扭轉“乾坤”呢?另一方面，從歷史進程的角度上也不難發(fā)現(xiàn)，熊廷弼最終其實并沒能拯救得了大明王朝，那么這又是為何呢?對于這些疑問，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與讀者朋友們深層次的分析一下。

　　本文的研究內容：

　　據史料《明季北略》記載：

　　當時是，河東上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皆私備馬匹為走計也;關內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fā)軍器火藥，而恐為寇資也。

　　以上所述，足以想象得出當時遼東的狀況。

　　眾所周知，在努爾哈赤起兵之前，明朝在遼東地區(qū)對于女真人向來是以攻為守，設置于邊境地區(qū)的防務體系對整個女真部落都有著極大的震懾作用，但歷經薩爾滬一戰(zhàn)，整個遼東局勢徹底的發(fā)生了反轉，再加上開原、鐵嶺一帶失陷，明朝政府徹底失去了遼東戰(zhàn)場的主導地位。因此，當時的熊廷弼在遼東地區(qū)所面臨的處境是十分的嚴峻的，不僅要收集散兵穩(wěn)定軍心，而且還要集中兵力確保遼沈二鎮(zhèn)萬無一失。除此以外，熊廷弼還遭遇到了一個十分尷尬的處境——兵餉不足。朝廷一方面將熊廷弼推向險境，但同時又不給予熊足夠的經濟支持，使得熊在與努爾哈赤勢力對峙的過程中很是被動，這也是導致遼沈最終失陷的一大重要因素。

　　但從另一個角度上講，熊廷弼的上任又是十分幸運的。因為自努爾哈吞并葉赫部之后并沒有機會向遼沈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攻，這也為熊廷弼鞏固遼沈給予了一個大好的時機。那么，努爾哈赤在攻取開鐵、兼并葉赫之后為何沒有順勢攻取遼沈呢?此舉豈不是給了明朝方面在遼沈布防的絕好時機嗎?

　　其實很簡單。作為一個野蠻的狩獵游牧民族，與明朝之間的戰(zhàn)爭在他們眼里不過是狩獵的另一種形式，而作為狩獵，就必定會有“分紅”，更何況“開鐵”戰(zhàn)役是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狩獵”。因此，在攻下開原、鐵嶺和葉赫之后所得的戰(zhàn)略物資就必須及時分配到個人的手里。資源的分配這一事情看似簡單，但實際上處理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fā)內部分裂的危險，因此在資源尚未成功分配完成之前，努爾哈赤暫時沒有條件去發(fā)動下一次戰(zhàn)爭。其次，想要完全消化掉葉赫部也是一個難題，當時雖然已經攻下了葉赫，但想要真正籠絡住葉赫氏族的心是需要一定時間的。除此以外，位于蒙古察哈爾部的林丹汗和李氏朝鮮雙方均未表明順服于后金政權，相反皆與大明王朝站在一個陣營，共同反對努爾哈赤。以上種種原因的相互交織之下，直接決定了努爾哈赤在滅亡葉赫部之后不可能再次發(fā)動對遼沈的戰(zhàn)爭。因此，熊廷弼上任之際是處于一種十分幸運的時刻。

　　趁著努爾哈赤沒有發(fā)動戰(zhàn)爭之際，熊廷弼立馬著手于安定民心、整頓軍紀之中，雖然處于兵餉不足的逆境，但遼沈二鎮(zhèn)在熊廷弼的嘔心瀝血般的經營之下也逐漸變的煥然一新。在戰(zhàn)略上，熊廷弼率領將士步步為營，漸漸地開始向開原、鐵嶺一帶伸出雙手，此舉令努爾哈赤實在是坐臥不安。于是，公元1620(萬歷四十八)年農歷六月中旬，后金首次發(fā)動了對遼沈的進攻，努爾哈赤親自率領六萬八旗士兵分兵兩路，企圖一舉搗毀熊廷弼的戰(zhàn)略布局。熊廷弼則利用后金方面冒然輕敵的心理，成功擊退了努爾哈赤的這次進攻。這一戰(zhàn)役自努爾哈赤起兵以來明朝方面的首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明軍的士氣，為熊廷弼在遼東地區(qū)開展進一步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程度上的便利。同時，這一戰(zhàn)役也充分證明了的熊廷弼的戰(zhàn)略是完全正確的，倘若再給其一定的時間和經濟支持，收復遼東必定指日可待。

　　但當時本就早已腐敗不堪的明朝政府卻又不幸地遭遇到了一系列動蕩，注定了熊廷弼無法成功挽救遼東。

　　公元1620(萬歷四十八)年七月，萬歷皇帝突然駕崩，隨之繼位僅一個月的朱常洛也相繼去世，接著由年僅16歲的朱由校繼承皇位。圍繞著“紅丸案”、“移宮案”的先后發(fā)生，朝堂之上的氏族權貴們幾乎都卷入了這場這場內部爭斗之中，致使整個大明帝國被籠罩在一層“烏煙瘴氣”之中，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趁機擴大勢力，控制住了整個大明王朝。而秉性正直的熊廷弼由于不肯趨附于閹黨集團，最終被以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給彈劾，并撤出遼東。

　　朝廷對熊廷弼的撤職，讓努爾哈赤真正意識到了大明王朝內部的腐爛程度，同時也敏銳地察覺到了這個攻取遼沈的契機。次年(1621)，努爾哈赤再次率領八旗勁旅一舉拿下了遼沈二鎮(zhèn)。

　　從此，西至遼河，北到開原一帶盡歸努爾哈赤所有，而作為遼東軍事重鎮(zhèn)的遼陽城也給努爾哈赤給予了極大的便利，往西可勾結蒙古，往東可連接朝鮮，為其以后的戰(zhàn)略部署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熊廷弼雖然文官出身，但從種種跡象中足以表明其軍事才能不亞于任何一位武官。只可惜當時閹黨亂政，明朝統(tǒng)治者罷斥熊廷弼自毀長城，致使已經有所好轉的遼東局勢再度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這一切的一切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文章的最后筆者將引用熊廷弼被彈劾之后所寫的“交代疏”(值得一讀)結尾：

　　去秋遼陽以北，棄城而逃;今自沈、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而開、鐵、蒲河以南，不知日集幾許，各處商客增來幾許，此交代之人民也。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川兵萬人，沈陽戍兵萬余人。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各堡漸有屯集，各城漸有設防。此交代之兵馬也。自去年八月起，今年九月終，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余兩，米豆用一百余萬石，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是從何來，此交代之錢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