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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乾隆(1711年9月25日子時—1799年2月7日)，姓愛新覺羅，諱弘歷，是雍正帝第四子。生于康熙五十年，卒于嘉慶四年，終年89歲，葬于河北裕陵(今河北省遵化縣西北)。乾隆于雍正十三年即位，為清代入關第四帝。乾隆六十年禪位于十五子颙琰，自己成為太上皇。乾隆在位共六十年，是中國封建史在位時間第二長的皇帝，僅次于祖父康熙帝，而且是壽命最長的皇帝。

　　雍正在位時乾隆被封被寶親王。雍正死后，群臣和總管太監(jiān)從正大光明匾額后面取出錦匣，開讀密詔，上面寫著“皇四子弘歷為皇太子，繼聯即皇帝位?！焙霘v于同月即位。第二年改年號為“乾隆”。

　　相傳乾隆不是雍正的親生兒子。而是海寧陳閣老之子。在雍親王(雍正)妃分娩的那一天，恰好陳閣老的夫人也生下了一個孩子，只是前者是女孩，后者則是個男孩。此時的雍正聽說后，密令家人將陳閣老請來，并強調一定要帶著小孩。然后借口福晉要看孩子，將小孩帶入內室，將自己的女孩換給陳家。陳家后來發(fā)現不對，但不敢聲張。沒想到，男孩天資聰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愛，最后竟成為一代君王。傳說乾隆在六下江南時，曾暗去海寧省親。

　　不過有學者認為，乾隆并不是雍正的長子，也就是說，雍正并不擔心無人繼承他的王位。而且，當時的皇位之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雍正怎么敢與他人交換孩子，而給留下話柄。因此，乾隆身世之謎是子虛烏有。

　　乾隆在位期間，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務實足國，重視農桑，停止捐納，使社會上出現一片繁榮的景象，“康乾盛世”在此期間達到了頂峰。同時乾隆平定了準噶爾部，消滅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勢力，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地區(qū)的管理，鞏固和開展了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奠定了今天中國固有版圖;嚴厲拒絕了英國特使馬嘎爾尼提出的侵略性要求。

　　在平定天山南路時，清軍俘虜了小和卓木的一個妃子，她是一位絕色佳人，身上又散發(fā)出一種天然的奇香，人稱香妃。乾隆便將她收為妃子送入宮中，還特地招來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宮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禮拜堂，以博取她的歡心。香妃卻毫不動心，堅決不從。一天，宮女奉乾隆之命來勸說，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嚇得宮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測，趁乾隆去郊祭時，把香妃召來，令其自殺。乾隆知道后還生了一場病，事后下令將香妃遺體用軟轎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近年來，專家經過大量考證。認為香妃實為乾隆的容妃，在宮中生活了28年，55歲時病歿，葬于東陵，棺上書有阿拉伯文的《可蘭經》。

　　乾隆帝向慕風雅，精于騎射，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名城，筆墨留于大江南北。乾隆還是一個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宮書畫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間編纂的《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成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的總匯。但乾隆所興起的文學獄，在清朝歷代中為數最多。如有個文人胡中藻寫了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的詩句，乾隆認為這是誹謗清朝，將胡中藻滅族。不過這并不有損于乾隆的功績。

　　但乾隆好大喜功,為人重奢靡，鋪張浪費，并自稱為“十全老人”。他在位后期任用和坤二十年。和坤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官，致使這二十年間貪污成風，政治腐敗，各地農民起義頻繁。清王朝開始從強盛走向衰敗。

　　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決定將皇位禪讓給皇太子。他下詔說：“我25歲時繼位，當時曾經對天起誓，如果能夠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傳位給皇太子，不敢與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數一樣?，F在我在位已經滿60年，不敢食言，決定禪位與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時難以處理朝政，由我訓政。”和坤等大臣極力勸阻，乾隆不聽，于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極殿舉行禪位大典，自稱太上皇，但仍掌握著朝廷實權。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雖經過不少名醫(yī)醫(yī)治，都不見起色，初三死于養(yǎng)心殿。

　　乾隆自稱“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發(fā)動了十次戰(zhàn)爭，窮兵黷武，勞民傷財，把“盛世”的家底耗盡，1、1747年：平大小金川;2、1755年：平準部;3、1757年：再平準部;4、1759年：平回部;5、1769年：平緬甸;6、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7、1788年：平臺灣;8、1789年：平越南;9、1791年：平尼泊爾;10、1792年：再平尼泊爾。

　　縱觀乾隆的“十大武功”，絕大多數都是自我宣傳的結果：大金川(四川靖化)和小金川(四川懋功)是民族部落間的紛爭，清政府加以干涉;臺灣是漢人林爽文的革命;這三大武功都是的對內，不能稱之為“武功”。平緬甸、平越南和平尼泊爾都是丑劇和敗仗，更稱不上“武功”。其實乾隆的武功只有一個——征服準噶爾汗國，開辟新疆省，可乾隆卻把這一個分為三個——平準部、再平準部、平回部。乾隆非要湊足十項不可，進一步襯托出他的虛榮浮華和把肉麻當有趣。

　　乾隆的虛榮心還體現在滿清帝國的“外交”上。乾隆的外交理念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那就是“進貢”。凡是肯向清國“進貢”的國家都是小國和窮國。清國和這些國家“建交”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益處”，他們向清國進貢的目的很少是出于“友好”的動機，而是貪圖清國的“賞賜”。乾隆皇帝為了鼓勵清國以外的國家向他“進貢”，對前來“進貢”的“藩屬國”的“賞賜”十分豐厚，賞賜的價值往往十倍甚至百倍于“貢金”的價值。

　　例如清國與印度之間有一個芝麻國巨坎堤王國，它每三年向中國進貢一次，每次進貢砂金一兩五錢。清國的回報則是堆積成山的綢緞、銀幣和茶葉。假使世界上有一種一本萬利的交易，那就莫過于向乾隆皇帝進貢了。當周邊的國家發(fā)現向乾隆進貢的好處時，就紛紛利用進貢的名義敲榨中國，并不惜用戰(zhàn)爭相威脅要求增加“進貢”的次數。乾隆皇帝為了一己虛榮和“面子”，把百姓的稅錢不當回事，使中華帝國的財富大量外流。四、惡直好諛，重用大貪官和紳。

　　乾隆對部下的阿諛奉承有狂熱的愛好，這一嗜好直接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前于古人后無來者的大貪官和紳的出場。

　　和紳是一位侍衛(wèi)出身的滿洲花花公子，因為特殊的機緣受到乾隆的信任和重用，在他統治的后期把帝國的行政大權交給他，擢升他為宰相(大學士.軍機大臣)兼首都治安總司令(九門提督)。和紳有著絕頂的小聰明，熟諳做官技巧，用肉麻的諂媚和恭謹的外貌，把自以為英明蓋世的乾隆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紳的全部行政才能是貪污和弄權，對乾隆重用他的回報是在全國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貪污系統，把清帝國的墻基掏空。

　　全國官員發(fā)現，如果不向上級行使巨額賄賂，就要被無情地淘汰出局，甚至被投入監(jiān)獄，他們不得不適應這一形式。乾隆死后，和紳也跟著倒臺，查抄他的家產折合白銀九億兩，相當于全國十二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如果包括他揮霍掉的和親人貪污的款項，總數應該不下二十年的財政收入，和紳當權剛好二十年!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轉衰。為了沖淡武夫形象，他極力附庸風雅，舞文弄墨，寫了幾千首詩，收藏歷代書法，到處題字，仿佛是一個極有文化修養(yǎng)的儒雅之士。

　　然而，在這迷人的表象掩蓋下，他的另一面卻是一個文化專制主義的狂熱推行者。帝制時代的君主都推行文化專制主義，而以清朝為最甚，清則以乾隆為最甚。這樣說，決不是夸張。

　　文化專制的突出表現就是大興文字獄，對知識分子的詩文吹毛求疵，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動輒殺頭抄家充軍。文壇上，一片肅殺之氣。康熙時，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當局認為有“政治問題”，遭到嚴懲，主犯戴名世被殺頭，株連親戚朋友幾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舊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興冤獄，殺害了71歲的舉人蔡顯，株連24人。

　　事情的起因并不離奇。蔡顯的詩文集《閑閑錄》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發(fā)，說是其中有“怨望訕謗”之詞。那么所謂“怨望訕謗”之詞是什么呢?說來可笑，不過是蔡顯引用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詩的原意無非是說，紅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稱為上品，是奪了牡丹的“正色”，是“異種稱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們竟望文生義，強詞奪理地指責蔡顯含沙射影，“奪朱”是影射滿人奪取朱明天下，“異種稱王”是影射滿人建立清朝。

　　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把這個案件上報皇帝，主張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蔡顯。乾隆皇帝仔細看了高晉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隨同奏折附上的《閑閑錄》，下了一道圣旨，把凌遲改為斬首，同時對高晉、明德大加訓斥。這是什么道理?難道他大發(fā)善心了嗎?非也。

　　原來他從《閑閑錄》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之類字句，以為蔡顯是在發(fā)泄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而高晉、明德查辦此案時竟然沒有發(fā)現這類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訓斥這兩個封疆大吏，是“有心隱曜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故意縱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擔一部分罪責。因此把蔡顯由凌遲改為斬首，意在警告大臣們，以后經辦此類案件，務必處心積慮地收集罪證，不能有所遺漏。結果，蔡顯和他的17歲兒子被處死，幼子及門生多人充軍。原因就是一句吟詠牡丹的詩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實的大白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

　　在大興文字獄這點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厲害百倍。這從“字貫案”可以更加清楚。舉人王錫侯，為了給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減，編了一本《字貫》。這種事情，在現在看來十分尋常。殊不知，這一舉動在當局的眼中，已經屬于“大逆不道”。因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欽定”的，王錫侯膽敢擅自刪改，便是一大罪狀。何況《字貫》沒有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諱，構成另一罪狀。不但王錫侯遭到嚴懲，書板、書冊全部銷毀，而且經辦此案的江西巡撫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撫海成受到牽連是為什么呢?原來海成在向皇帝報告時，說有人揭發(fā)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在狂妄不法，建議革去王錫侯的舉人功名。但他并沒有細細審查《字貫》本身的文字是否有問題。乾隆卻很細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細審查了隨同奏折附上的《字貫》。發(fā)現事情并非尋?？裾Q之徒妄行著書立說那么簡單，他在《字貫》序文后面的“凡例”中發(fā)現，王錫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廟諱”，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燁、胤禛、弘歷之類，毫無避諱的開列出來。他認為這是“深堪發(fā)指”、“大逆不法”之舉，應該按照“大逆”律問罪。

　　但是，江西巡撫海成僅僅建議革去舉人，大錯特錯。盛怒之下，他給軍機大臣發(fā)去一道諭旨，狠狠訓斥道：海成既然經辦此案，竟然沒有看過原書，草率的憑借庸陋幕僚的意見上報。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內容，就在該書的第十頁，開卷即見。海成因此被革職查辦，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貫徹乾隆的文化專制主義最為賣力的人，是各省禁書的始作俑者，備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墳墓栽在查辦文字獄的“失察”上。

　　王錫侯當然要按照皇帝的諭旨重新審問，留下審訊筆錄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斷如：

　　——官員問：你身為舉人，應該知道尊親大義，竟然敢于對圣祖仁皇帝欽定的《康熙字典》擅自進行辯駁，另編《字貫》一本。甚至敢于在編寫凡例內把皇帝的御名毫無避諱的寫出來。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錫侯答：因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減為《字貫》，無非是為了方便后生學子。書內把皇帝御名寫出來，目的是要后生學子知道避諱，實在是草野小民無知。后來我發(fā)覺不對，就把書內應該避諱之處，重新改板另刻，現有書板可據，請求查驗。

　　盡管如此辯解，既然皇帝已經說“人人得而誅之”，王錫侯自然難逃一死。

　　根據《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獄53起，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到處都充斥著以文肇禍的恐怖氣氛，迫使知識分子遠離現實，躲進故紙堆里討生活。此外，人們似乎忘記了這樣一點，乾隆時代由大興文字獄進而發(fā)展到全面禁書、焚書;開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就是一個禁書、焚書的過程，禁毀書籍達幾千種。無怪乎一代宗師孟森要感嘆：“明清之間著述，幾遭盡毀”，“始皇當日焚書之厄，決不至離奇若此”!

　　政治上也越來越腐敗。尤其是其晚年重用大奸臣、“貪官之王”--和珅，使清朝國庫逐漸虛空，百姓生活貧苦，嘉慶元年(1796年)，發(fā)生白蓮教民變。應該說，清朝是從乾隆中后期開始走向衰落的。乾隆六十年(1795年)，高宗以在位期不越祖父康熙帝為名禪位于子颙琰，是為清仁宗，又號嘉慶帝，自稱太上皇，仍然繼續(xù)執(zhí)政，直到嘉慶四年(1799年)去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