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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西夏國的消亡，西夏文沒能“活”下來，出土的西夏文著作《德行集》等成為天書。前兩年，有人研究發(fā)現(xiàn)，《德行集》的一段文字，實際上節(jié)譯自蘇軾的《富鄭公(即富弼)神道碑》，是現(xiàn)存最早的用少數(shù)民族文字翻譯的蘇軾作品。這個發(fā)現(xiàn)表明西夏人對富弼其人其事的重視，也表明東坡詩文在西夏如同在遼國一樣有過廣泛的影響。

　　遼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對手和威脅，但都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與漢唐時期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相比，遼和西夏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游牧民族占有了農(nóng)耕地區(qū)，統(tǒng)治區(qū)兼有游牧、農(nóng)耕等多種生活方式，這必然使他們更深刻地受到漢文化——高度發(fā)達的農(nóng)業(yè)文明的影響。

　　富弼多次出使遼國，對西夏情形也十分關注，他清醒地認識到遼國“委實強盛”，西夏“日漸壯大”，與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勁地。

　　在富弼看來，遼和西夏強盛的原因，正是由于他們進入了農(nóng)耕區(qū)，這些農(nóng)耕區(qū)的漢族英豪皆為其所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民，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寇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p>

　　西夏國建立后，富弼最早意識到了宋遼夏三角關系的微妙。1038年，元昊自立并率軍侵宋，不久富弼上書論事，在力主討伐西夏的同時，指出西夏通過聯(lián)姻與遼保持密切關系，他們極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勢，共同侵伐大宋，或者互為聲勢，或者借助對方軍隊，如果形成這樣的局面，那大宋的麻煩可就大了。他多次提醒朝廷，必須避免兩面作戰(zhàn)，那樣的話，“即國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間?”所以決“不可使至于此極也”，凡涉及遼、夏的外交活動，他都以此為處理問題的基本原則。

　　1042年，富弼擔心的問題終于出現(xiàn)了。遼國大兵壓境，與西夏形成掎角之勢，大宋頓時危急。富弼受命奔走于遼宋之間，他的任務，是化解與遼國發(fā)生戰(zhàn)爭的危險，并盡量降低代價。他投入全部的身心從事這項工作，在那樣的條件下，可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最終商談增加歲幣數(shù)額的時候，諳熟宋遼夏三角關系的富弼，不動聲色地把西夏“磨”了進去。

　　遼國引火燒身

　　從效果看，富弼出使遼國十分成功。他透徹的分析，令遼興宗打消了舉兵南侵的念頭，漫天的戰(zhàn)爭陰云消散。由于雙方交涉深入務實，和約訂立后，產(chǎn)生了很強的約束力。數(shù)十年后，蘇軾所撰《富鄭公神道碑》說:“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p>

　　“增幣二十萬”，這是當時雙方談判的結果。與澶淵之盟一樣，這次“熙寧增幣”歷來也聚訟不已，花錢買和平，宋朝這一特有的現(xiàn)象到底意味著什么，或許永遠是見仁見智的話題。

　　按照宋朝史料記載，在大致商量好這個價碼后，富弼附帶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為后來很多事打下了伏筆。在簽訂盟約前，富弼和副使張茂實手拿兩份國書、三份誓書，來跟負責接待的遼國大臣說話，遼大臣很奇怪:怎么用得了這么多份?富弼答道:我們是做了多手準備。聯(lián)姻的事談成的話，就需要以姻事盟誓;如果貴國能令西夏停戰(zhàn)，那歲入金帛增20萬，這需要一套國書、誓書;如果貴國不能約束西夏，那歲增10萬，就是另一套文件了。所以我們準備了國書二，誓書三。

　　這并不是討價還價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激將法。雙方已基本談好價碼，再攔腰砍一刀，20萬減成10萬，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富弼附帶的這個條件，在遼興宗看來根本不算個事，哪里值得了10萬?

　　黨項首領元昊的家族與遼世代聯(lián)姻，以此結成同盟關系。遼國強大，黨項較弱，因此遼國一向占有主導地位。元昊建立西夏后，與大宋交戰(zhàn)不已，更要仰仗遼國，在遼興宗面前裝孫子，獻貢獻寶。因此，說到約束西夏，興宗自感小事一樁，不假思索就與宋朝訂立了盟約。

　　但遼興宗對三角關系微妙性的了解，元昊裝孫子，獻貢獻寶，都是為了利用遼國力量，與之結成同盟共同對付宋朝。如今西夏與宋朝掐得死去活來，損失極為慘重，好處還沒撈著;而遼國利用這個機會撈了一大筆好處，并單方面與宋訂立和約，把盟友西夏撂在一邊不管。元昊正氣不打一處來，遼興宗派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前往西夏，諭令元昊與宋講和。元昊滿腔怒火爆發(fā)，怒斥遼國使者，兩國從此交惡。

　　遼國境內有不少黨項部族，兩國友好時，這不是什么問題。當元昊對遼國滿腹怨言，無處發(fā)泄時，就開始招誘這些部落歸降，遼夏邊境失去了平靜，小騷擾、小沖突不斷。遼國為此筑了威塞城鎮(zhèn)守邊疆。遼夏同盟關系破裂，雙邊關系不斷激化，潛藏著更大的沖突。

　　宋遼和談成功四五個月后，西夏元昊派遣使者到宋朝請和。有人認為，是連年戰(zhàn)爭讓西夏撐不住了，損失慘重、國力衰弱，無力支持下去。但宋夏打了三四年都沒有停戰(zhàn)跡象，偏偏在宋遼和談后不久請和，說明三國關系微妙的變化，對西夏有著更深刻的影響。

　　不久，富弼出任樞密副使，在外交事務上發(fā)揮了更大作用。他對三國關系的透徹了解，對外交事務的恰當處理，使宋與遼、與西夏出現(xiàn)了長期的和平，也使宋在三國關系中占到主動地位。

　　助宋走出戰(zhàn)爭泥潭

　　樞密副使的職位，是皇帝派人反復說服富弼接受的。這個職位級別高，地位重要，別人想都想不來，但富弼卻拒絕了多次。

　　出使遼國之前，富弼就曾辭謝提拔。和談成功后，從皇帝到百姓都認為他立下大功一件，朝廷多次要提拔他，都被他堅決辭謝了。

　　此次出使遼國，富弼投入了全部的身心。他前后兩次出使，第一次臨出發(fā)時他的女兒夭折，第二次接受使命時，他夫人生下一個男嬰，家里來報信，他“皆亟行不顧”。出使過程中，遭遇諸多艱辛，他都默默承受。其間的種種表現(xiàn)，贏得了朝野高度贊譽。石介在《慶歷圣德詩》中，極力稱譽他的赤膽忠心:“沙磧萬里，死生一節(jié)。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練金鍛鐵?！焙髞硖K軾在《富鄭公神道碑》中也大為欽佩:“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

　　和談成功，富弼歸來，重用他的呼聲甚高。宋仁宗也確實先后幾次要提拔他，但富弼都“死辭不拜”。

　　富弼堅決拒絕提拔，是基于兩點考慮。其一，以增加歲幣的方式謀得和平，他覺得不能算是功勞，這種無奈的權宜之計，決不是長久之策。他反復上書并面奏:“朝廷方事西略，河北無備，臣奉使所以不敢死爭者，實慮興戎，以敗國事，功于何有，而遽受賞哉?”

　　其二，盟約初定，他擔心遼國毀約。和約一簽，很多人認為大事已定，跟沒事了一樣。如此，萬一遼國別生野心，毀壞盟約，宋朝又將陷入困境。因此他以拒絕提拔、賞賜表明態(tài)度，希望“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惟望朝廷急修武備，急選將帥，俟其有隙，因而吊伐，以雪今日邀盟之恥”。

　　近一年后，宋仁宗再度任命他為樞密副使，并派宰相特別向他傳話:這是朝廷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并不是對使遼的論功行賞。如此，富弼才接受了這次任命。

　　這期間，宋夏和談持續(xù)進行，雙方在稱謂上發(fā)生爭議。元昊上書，自稱男，尊宋仁宗為“父皇帝”。富弼堅決不同意這樣確定雙方關系，認為元昊應該向宋稱臣。做兒子，對元昊來說無所謂，沒損失，還能得到大量賞賜;而稱臣，則要遵守臣節(jié)，對西夏能產(chǎn)生較強約束，并且西夏是否臣屬于宋，關系到宋、遼和夏三國關系的大局。西夏對遼已稱臣，如果不對宋稱臣，那輩分就亂了，更會造成外交上的失衡，極大增強遼的外交優(yōu)勢和貪欲之心。遼國君臣會唯我獨尊，自認為天下第一。這樣極不利于宋遼關系的發(fā)展，將使宋的外交陷入被動，更不利于宋正統(tǒng)地位的確立。況且此時遼夏關系緊張，西夏才來求和，宋朝沒必要讓步。于是，朝廷采納了富弼的建議，拒絕了元昊的使者。迫于壓力，元昊最終同意向宋稱臣，宋夏關系回歸至君臣狀態(tài)。雙方議定舉行冊封禮，由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

　　就在冊封使者將要前往西夏時，遼國派使者前來宋朝，朝廷就令冊封使者暫不出發(fā)，想等待遼使到來，看看他們的態(tài)度再決定宋朝的行止，以免因此得罪了遼國。這時，富弼站出來上奏，請求讓冊封使者速行，“虜使未至而行，則是事由我出，使至而后行，則恩歸契丹矣”。在富弼看來，宋冊封元昊，是天經(jīng)地義之行為，不需看遼國臉色，若等待遼國使者至后再對夏行冊封之禮，則元昊將對遼國感恩，有利于恢復遼夏關系，而不利于宋對遼夏的分化瓦解戰(zhàn)略。富弼對三國關系的準確把握，說服了宋仁宗，于是“遂遣使行”。西夏與宋因此結束戰(zhàn)爭狀態(tài)。

　　坐觀遼夏相斗

　　隨后，西夏與遼國迅速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遼國境內黨項族人叛亂，投歸西夏。遼興宗派兵征討，元昊出兵援救，竟然殺了遼國招討使蕭普達。遼興宗大怒，從各地抽調數(shù)十萬大軍，會于西南邊境，準備大舉討伐西夏。

　　古代情報工作遲滯，宋朝君臣對遼夏變故尚不了然，對于遼國大軍異動的原因產(chǎn)生懷疑，很擔心他們與西夏聯(lián)兵南侵。但富弼對遼夏關系的發(fā)展卻比較了解，他斷言這一次遼國絕對不會南侵，“契丹必不入寇，其事有九”，其中第七條說，“契丹始與元昊約，同困中國，今契丹背約受中國益幣，元昊屢出怨言，契丹壓元昊境筑威塞州以備之，而呆族屢殺威塞役兵，契丹疑元昊使之，遂發(fā)兵西伐，必無會合入寇之理”。

　　但有的大臣還是不放心，認為小心為上，應向沿邊地區(qū)調兵，以備遼國突襲。富弼笑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边@時候，遼國正傾力對付西夏，如果宋朝不明不白大量調兵趕熱鬧，難免不讓遼國起疑，那局面可就混亂了。宋仁宗再次信任富弼，沒有調兵。而遼國確實沒對大宋動任何心思，他們的目標是元昊。

　　遼國起兵十多萬，分三路向西夏境內殺去。大軍渡過黃河，前行400里都沒有遇到抵抗。隨后在賀蘭山北麓捕捉到西夏主力，遼軍縱兵進擊，把西夏軍隊打得大敗。

　　元昊與宋軍作戰(zhàn)習慣打勝仗，這次一戰(zhàn)即敗，不免有些氣餒。他了解到遼國援兵仍源源不斷前來，心中大懼，使出緩兵之計，派使者向遼興宗謝罪請降。興宗召集眾將商議，大將蕭惠說:“夏人忘恩背盟，今天子親臨，大軍并集，如若不將西夏一舉征服，將來后悔莫及。”興宗覺得有理，下令遼軍追擊。元昊見議和不成，率軍急退，邊退邊施行焦土政策，將方圓數(shù)百里地面糧草燒盡。這一招擊中遼軍要害，他們一向不帶糧草，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如此一來，后勤供應全無保障，因缺少草料，戰(zhàn)馬病亡大半。此時，元昊再次派人前來請降，遼國君臣計議未定，元昊突然率領大軍襲來。遼軍戰(zhàn)斗素養(yǎng)很高，匆忙迎戰(zhàn)，仍把西夏軍打得敗退。遼軍正待追擊，突然天起狂風，飛沙走石，撲向遼軍。遼人最為迷信，極崇信鬼神，狂風一吹，將士都心驚肉跳，軍心大亂。而西夏軍對自己地面上的這種風沙早已習以為常，乘機沖殺過去，將遼軍打得大敗，遼興宗本人只帶了幾十個隨從逃脫。這場大戰(zhàn)發(fā)生在河曲，故稱“河曲之戰(zhàn)”。

　　第二年，遼國又興兵大舉進攻西夏，仍沒占到上風。1049年，遼軍再度西征，仍拿西夏沒辦法。至此，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wěn)定下來。

　　富弼成功出使遼國，解除了戰(zhàn)爭危機，為大宋立下一件大功。同時他還利用自己對三國關系的透徹了解，助大宋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wěn)定下來。正是這些作為，一向拒絕寫作碑志的蘇軾，爽快地答應了其子富紹庭求寫碑文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