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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和他的前輩方苞、劉大魁一起，被后人尊稱為“桐城派”的“三祖”。不過和方、劉二人有所不同的是，姚鼐在“三祖”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當年周游列國、傳道授業(yè)的孔圣人。他一生先后在多家書院中擔(dān)任過主講，甚至到了80高齡，還仍然在倚床為弟子們批改文章。在“桐城派”三祖中，姚鼐的門生恐怕是為數(shù)最多的，以至于有人驚呼：“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風(fēng)余韻，南極湘桂，北被燕趙。”換句話說，姚鼐稱得上是一位為“桐城派”立下“家法”的“導(dǎo)師級”人物，假如沒有姚鼐，“桐城派”絕對不可能在后來產(chǎn)生如此之大的影響。

　　姚鼐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冬出生在桐城一個官宦人家，他的祖輩世代為官，精通文墨。不過到姚鼐出生時，他的家境已經(jīng)破落了，父親姚淑雖頗有文才，但卻終身未仕，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走完了一生。

　　家境清寒的姚鼐，打小就體弱多病，不過盡管如此，年幼的他卻嗜書如命，5歲時，姚鼐便破蒙讀書，后來又跟隨伯父姚范學(xué)習(xí)經(jīng)學(xué)。姚范進士及第后，曾擔(dān)任過翰林院的編修，在詩、古文和經(jīng)學(xué)上都有著很高的造詣。姚范在其諸子侄中，最為看重姚鼐，他不僅親自教他經(jīng)義，督促他學(xué)習(xí)，后來離家走上仕途后，仍不忘時常在家書中問到姚鼐的情況，比如“近日讀何書，寫幾篇文章”等。

　　姚鼐的同鄉(xiāng)先賢劉大魁那時也經(jīng)常上他家串門，姚鼐長到18歲時，姚范便延請劉大魁教他古文。姚鼐非凡的文學(xué)天分，給劉大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劉大魁后來在贈給姚鼐的一首詩中這樣寫道：“我昔在故鄉(xiāng)，初與君相識。君時甫冠帶，已具垂天翼?！痹娭忻黠@流露出對姚鼐的欣賞與贊許之意。

　　可以說，伯父姚范和恩師劉大魁是早年對姚鼐影響最深的兩個人，而重情重誼的姚鼐對這兩人的敬意也保持了終身。后來姚范去世時，姚鼐得知消息后悲痛萬分，飲食驟減；對一生坎坷的劉大魁，姚鼐也始終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當他得知劉大魁打算離開歙縣問政書院回鄉(xiāng)隱居后，曾經(jīng)寫了一首《懷劉海峰先生》的詩：“先生高臥楚云旁，*子飄零每憶鄉(xiāng)。四海但知存父執(zhí)，一鳴常記值孫陽。于今耽酒能多少，它日奇文恐散亡。脫足耦耕如未晚，百年吾亦發(fā)蒼蒼?！弊x來令人掩面長嘆，潸然淚下。

　　乾隆十五年(1750年)，姚鼐考中江南鄉(xiāng)試，并于次年應(yīng)禮部試，但未被錄取。此后，不甘于失敗的姚鼐又接連參加了3次進士考試，但均屢戰(zhàn)屢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的父親姚淑去世了，功名未就的姚鼐便悻悻然回到了家鄉(xiāng)守喪。3年后，姚鼐服喪期滿，再次應(yīng)禮部試，這次總算有了結(jié)果：考中二甲第35名，并在殿試后被選為庶吉士。

　　歷經(jīng)科舉的摸爬滾打，姚鼐好歹也稱得上是“功德圓滿”了，假如按照他的天分，出將入相很可能也是早晚的事情。但令姚鼐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是，《四庫全書》的編修，竟會急速地改變他人生的軌跡。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文化史上一項規(guī)模浩大的文獻整理工程。乾隆年間，大局已定，經(jīng)濟繁榮，自認為擁有“十全武功”的乾隆遂決定將“萬千書籍匯于一卷”，編修一部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叢書。為此，清政府舉一國之力，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這部最終收錄了1503種圖書、總計79337卷的“超大型”叢書，在4000多人的分工、協(xié)作下，歷時長達15年后，方才得以完成。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姚鼐經(jīng)人推薦，入選為《四庫全書》的纂修官。

　　能親身參與這一文化盛事，對姚鼐來說自然是件幸事；然而在編修過程中，他卻和總纂官紀昀、纂修官戴震時常意見相左，編修工作也因此漸漸地讓他頗感乏味起來。

　　紀昀就是大家通過影視劇所熟知的那個紀曉嵐，他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考中進士，是一位聰明絕頂?shù)娜宋?；戴震則是姚鼐的安徽老鄉(xiāng)，也是當時一位名氣很大的學(xué)者，他在天文、數(shù)學(xué)、歷史和地理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姚鼐和紀昀、戴震這兩位大儒之間產(chǎn)生的矛盾，更多地是由于治學(xué)方法和觀點不同所造成的。

　　在中國學(xué)術(shù)史上，如果站在經(jīng)學(xué)的立場來劃分，“漢學(xué)”和“宋學(xué)”長期互對而言?！皾h學(xué)”注重名物制度等實在的、可考的東西，稱得上是一種“儒家政治學(xué)”；而“宋學(xué)”則更注重解決人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等問題，是一種“心性道德哲學(xué)”。作為“宋學(xué)”堅定的捍衛(wèi)者，姚鼐對紀昀和戴震“尊漢抑宋”的思想極為不滿，時間長了，這種不滿還流散到了《四庫全書》的編修工作中。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心生“田園將蕪胡不歸”的姚鼐終于橫下一條心：辭官回鄉(xiāng)，教書去也！這一年，姚鼐僅僅只有44歲，在官場上，44歲正是厲兵秣馬的年紀。

　　這年年底，姚鼐雇了5輛馬車，滿拉著自己多年的藏書，冒著刺骨的寒風(fēng)趕往家鄉(xiāng)。路過泰安時，他的好朋友、泰安知府朱子穎邀請姚鼐踏雪登泰山。雄奇壯觀的泰山雪景，一掃姚鼐沉積在心中的郁悶，他滿懷激情地寫下了《登泰山記》一文，這一千古名篇如今已被收入中學(xué)課本，被萬千學(xué)子誦讀。

　　姚鼐辭官回鄉(xiāng)后，便開始了他“教書匠”的生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曾經(jīng)邀請姚鼐登泰山的朱子穎被調(diào)任兩淮鹽運使后，在揚州興建了一座梅花書院，并延請姚鼐出任山長；4年后，姚鼐又受聘擔(dān)任了安慶敬敷書院的主講。在此后的數(shù)年間，姚鼐還先后擔(dān)任了歙縣紫陽書院、江寧(今南京)鐘山書院的主講，一直到85歲高齡辭別人世。

　　由于早在中年即辭去官職，后執(zhí)掌教鞭長達40年之久，所以姚鼐的弟子門生數(shù)量極多，真正稱得上是“桃李滿天下”。弟子中最為著名的有管同、梅曾亮、劉開、方東樹、姚瑩、陳用光和鮑桂星等人，這些姚門弟子為“桐城派”搖旗吶喊、推波助瀾，極大地推動了這一文學(xué)流派的傳播。

　　姚鼐一生勤于筆耕，著述甚豐，他的主要著作有《惜抱軒全集》《古文辭類纂》等。姚鼐為文簡潔清淡，雍容和易，一如其人，在“桐城派”的“三祖”之中，他的文章偏于“陰柔”之美，最富有情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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