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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伊始，上海辭書出版社推出了王水照先生主編的《新宋學》第一輯。本書由饒宗頤先生題箋，襯以宋畫，古雅雋秀的裝幀表現(xiàn)出了這份學刊厚重清新的風格。 

　　以《新宋學》作為宋代文學學會會刊，是2000年4月首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的一個成果。如卷首語所述，會刊馭名“新宋學”，乃取陳寅恪對近現(xiàn)代學術的命意：“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本幷呷〈耍环矫嫦Ｍ映嘘愐∷沂镜默F(xiàn)代學術傳統(tǒng)，以中西匯通的眼光力預世界學術之流；另一方面也想以綜合性的“新宋學”概念為宋代文學研究拓展新的學術空間。編者以為宋代文學研究如果要在理論觀念、學術格局、研究視野上深入發(fā)展，尚需依托相鄰學科的支撐。因此，作為宋代文學研究的專業(yè)學刊，不僅強調(diào)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同時也關注其它學科中與文學相關的新成果。本輯共刊載了二十五篇論文，其中最引人關注的當是錢鐘書的《＜宋詩紀事補正＞摘抄》。讀過錢先生《宋詩選注》等書的人無不驚服他對宋代文獻的精熟，本文則更具體地展現(xiàn)了錢先生這一神采，讓人感受到“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的學養(yǎng)，更真切地體味到那種淵博、嚴謹、精細的學術精神。 

　　實證性論文在本輯中占有相當?shù)谋戎?，如陳樂素《＜宋史·藝文志考證＞摘抄》首次對這部正史目錄志作了匡補；王兆鵬、陳為民的《鄧肅年譜》、陳福康《鄭思肖詩文考述》也對宋代兩位特殊人物的生平與著述作了具體考證；劉榮平《釋“知君種年星在尾”》由細解一句詩來考釋元初遺民一次活動的時間；此事已經(jīng)黃宗羲、萬斯同、夏承燾等名家多次發(fā)覆，但作者仍能運用古天文學及現(xiàn)代天文學資料提出新見；李劍國《秦醇＜趙飛燕別傳＞考論》通過考證，將這篇傳奇的著作權完全還給了宋人，進而分析了這類托名傳奇的創(chuàng)作特點；王偉勇《唐詩?？彼卧~示例》，以一些成功的?？眰€案說明唐詩在宋詞的?？鄙系奶厥庖饬x，并總結出具體的操作方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薛瑞生、孫虹的《清真事跡新證》為一篇洋洋四萬余言的論文，全面檢討古今關于周邦彥生平的史料與研究，對其生平事跡作了更細密的考證，匡正了自王國維以來諸多誤說，堪稱近年清真研究中的力作。原創(chuàng)性的發(fā)現(xiàn)本身是學術研究本體，回歸這一學術本體也是近年來學界強烈呼吁的問題，實證性與原創(chuàng)性，也應是實踐新宋學精神的首要之務。 

　　又如關于宋代科舉與文學的關系此前較少有人作深入研究，可能是因為科舉制至宋代已成熟定型，可探索的話題不多。在本刊中，傅璇琮、龔延明《＜宋登科記考＞札記》、朱剛的《論秦觀賢良進策》、祝尚書《論北宋科學改制與南宋文學走向》三篇論文部表明了這一課題對于宋代文學研究仍極有價值。傅文介紹了他們從事了近十年的重大工程——《宋登科記考》，對宋科舉制度變遷及相關史料作了考辨。這項工作，如同實物考古一樣，不僅善于發(fā)現(xiàn)直接文獻，而且還能在其它文獻中獲取有關信息，復原出宋朝這一盛制的原始形態(tài)。作者指出在兩宋118場考試中登第人數(shù)達十萬至十一萬之間，而可考人物已達四萬，令人嘆服；朱文從考定少游進策時間及與蘇軾關系入手，以翔實的史料勾勒了元祜三年科場內(nèi)外復雜的關系，還原出了一幕逼真的歷史場景；祝文分析了兩宋舉試中詩賦的罷禁與恢復對宋代文學的影響，其中于南宋四六文之再興原因的分析確實切中肯綮，揭示這一文體在唐宋古文運動后得以紹續(xù)與興盛的原因。其它如周裕鍇《元詩風的趨同性及其文化意蘊》，從詩論、創(chuàng)作及學術背景方面解釋元祜詩風形成原因，表明作為“三元”之一的元祜詩風及一代才子有意追求的結果；趙維江《論12至13世紀南北詞壇的不同走向與互動關系》，從詞風地域特征方面分析了南北文學交流的問題；施議對的《以批評模式看宋代文學研究》，以詞學研究中的具體實例分析了現(xiàn)代詞學批評模式的演變及宋代文學研究的發(fā)展趨勢，強調(diào)了解讀詞體結構的意義。這些文章體現(xiàn)了學刊思辯與實證并取的學術取向。 

　　本期中有幾篇“非純文學”論文，也反映了編者注重多學科滲透的用心。如諸葛憶兵《論宋代三省制之演變》、黨芳莉《論宋元之際呂洞賓傳說》、陶豐《王安石新學興廢述》、曾亦《從朱子與湖湘學者論知行關系看陽明對朱子“知而不行”的批評》等，或論職官制度，或論民俗、或論學派傳承。作者多能不受專業(yè)局限，由文獻自身中發(fā)現(xiàn)問題。將研究對象落實在文獻自身，而不只是由專業(yè)分工來預設命題，切割材料。受西方文學觀念影響，在現(xiàn)代學術史上，文學研究可能最早脫離了傳統(tǒng)學術模式，然而由于片面追求學科的獨立性，也使得現(xiàn)代古典文學研究的空間日趨狹窄，主觀化的形異實同的重復結論越來越多。其實，文學創(chuàng)作的獨立意識與學術研究的規(guī)則是兩個不同領域里的話語。作為學術研究，古典文學在本質(zhì)上與傳統(tǒng)考據(jù)學仍是不可分割的，學術的“文學化”與文學“學術化”一樣是不可取的。因此，現(xiàn)階段強調(diào)文學研究與史學、哲學等學科的交叉，不只是拓展文學背景的研究，同時也是強調(diào)對傳統(tǒng)學術的回歸與檢討，全面汲取古典文本資源。 

　　近年來，宋代文學也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他們以自身的學術背景來解析宋代文學，往往能新人耳目。如貢布里希的藝術史理論在西方學院派藝術理論中影響甚大，他既注重以藝術的外在條件如文化交流、制作工具、生活方式等因素分析各時期的藝術風格，也重視分析藝術形式諸要素中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變遷信息，這種互動式研究對于文學史確實是具有啟發(fā)意義的。本期刊發(fā)的傅君勱《中國詩歌經(jīng)驗的理論闡釋：對宋詩史的反思緒言》一文，極自然地將這一研究模式導入到文學研究中。作者先以康德審美判斷力及天才藝術論闡釋貢布里希藝術風格論，再分析唐宋文人的情感意識與詩歌模式的構成與變化，并提出了宋詩的“美學史”問題，認為詩歌的審美要素反映了經(jīng)驗的可釋性，應從作品形式要素作具體分析。又如內(nèi)山精也《蘇軾文學與傳播媒介——試論同時代文學與印刷媒體的關系》運用印刷史相關成果，分析了蘇集在宋代廣為流傳的歷史現(xiàn)象，以傳播學的觀念說明印刷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些新特點；淺見洋二《標題的詩學：論宋代文人的“著題”論及其源流》分析了宋人詩論中關于詩題的看法與源流，作者由蘇軾畫論入手，將這一“著題”與詩話詩格中“形似說”相聯(lián)系，從題目與內(nèi)容的角度對“形似說”作出了新解釋。他們都善于選取細小常見而又未曾為人說透的問題，不僅角度新，而且考釋文獻也較細密。另外，如原正樹的《森川竹溪的詞牌》一文介紹了日本近代詞宗森川竹溪的《詞律大成》一書中所收詞牌的特點與價值，此書雖未全部刊行，然由本文介紹看，作者以后學之精與新見資料之長對萬樹《詞律》作了新的補正，如其中引用了中國學者不太關注的《高麗史·樂志》材料，就很有價值；又如金貞熙《對幾種朝鮮宮廷舞源流之考察——唐宋樂舞流入高麗研究》也是利用《高麗史》及其他韓籍中的記載，說明了北宋大晟樂舞傳至高麗的情況，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中國典籍已失載的詞曲表演特征；曹圭白《宋朝蘇東坡與李朝金秋史比較研究———以蘇東坡海南島與金秋史濟洲島流配文學為中心》將兩種同質(zhì)異時的文學家作比較，由此亦可見出東坡在韓國的影響。這些都顯示了域外漢籍對于研究宋代文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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